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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初探中劳动弹性系数β的测算与分析

在2022年11月发表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初步研究》中,我们采用CD生产函数模型,代入1978年至2021年的数据,计算出的劳动弹性系数β(即劳动收入占比)与收入法GDP中的劳动收入占比相差较大,也低于部分研究机构计算的结果。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可能是采用“全社会就业人员总数”粗略替代劳动投入,可能导致计算结果低估了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本文参考盛来运等(2018)的方法,用收入水平作为劳动时间的替代变量,用“就业人数×劳动收入因子”代替劳动投入,计算得出劳动收入份额β已大幅上升至0.50,接近劳动报酬在收入型GDP中的比重(1992—2020年平均约为0.51)。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劳动投入增长明显快于劳动者人数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动收入因子中已经包含了就业结构变化、劳动效率甚至技术因素的影响。我们认为,这种方法虽然可以测算出更为合理的劳动收入份额β,但也可能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估计造成干扰,因此,选择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作为劳动投入或许是更好的做法。

此外,在处理劳动收入数据时,我们注意到,自1978年以来,农业收入水平和非农产业收入水平的实际增长率出现了明显的分段性,表明我国在2002年至2004年间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农业和非农产业收入增长率在1978年至2001年波动较大,平均值较低;2002年以后均趋于稳定,中心上移,呈现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典型特征。实际上,从2004年开始,“用工荒”现象首先出现在沿海地区,随后蔓延至全国,演变为普遍的用工荒。这告诉我们,在分析劳动力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要考虑不同的时间段。

我们以平滑后的非农劳动力作为劳动投入,其余核心假设基本保持不变;同时,以2004年为界,将1978年至2022年的数据分为两个阶段,纳入模型,计算各阶段的资本收入份额α和劳动收入份额β。结果显示,2004年至今阶段β明显上升,进一步表明2004年以后,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动收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份额明显上升。

我们结合2004年至1978年的α、β值,重新测算了2022年至2030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结果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在4.7%-5.2%,2023年、2024年分别在5.1%、4.9%左右,属于较低的潜在增长率。

我们认为,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保持TFP较高的增速。但过去几年,我国TFP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中国经济转型进入关键时期,面临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债务驱动向技术驱动的重大转变。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快改革步伐,在制度层面释放更多生产力。

1 重新定义劳动收入份额

1.1 劳动收入份额的初步估计偏低

在2022年11月发表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初步研究》中,我们利用CD生产函数模型,代入1978年至2021年的数据,粗略计算出资本产出弹性(即资本收入份额)α为0.81,劳动产出弹性(即劳动收入份额或劳动报酬份额)β为0.19。但我们注意到,这个结果与现金流量表、投入产出表和分省计算出的劳动/资本收入份额相差较大,与一些研究机构计算的结果也有差异。我们计算出的资本弹性系数(即资本收入份额)明显过高,换言之,劳动弹性系数(即劳动收入份额)过低。

事实上,测量过程中的样本时间间隔、指标核心假设和统计方法不同,都可能导致最终模型系数的不同。回顾《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初步研究》,为了简化数据获取和处理,我们用“全社会就业人数”粗略地代替劳动力投入,这可能导致测量结果低估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OECD《生产率测量手册》指出,从生产分析的角度看,忽略短期劳动质量的差异,总工作时间是最合适的劳动投入,单纯用就业人数来衡量劳动投入并不能反映工作时间的变化。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就业结构不断优化,从这个角度看,劳动投入的测量也应该考虑劳动时间或劳动强度的变化。

当然,OECD《生产率测量手册》也指出,实际工作时间会引发一系列统计问题。问题之一是如何正确使用现有的统计数据,尤其是企业和家庭调查数据。手册中提到,带薪工作时间或全职等效雇员人数可以作为合理的替代。因此,我们下一节将重点讨论如何重新处理劳动投入数据。

1.2 数据处理与复检

根据盛来云等,2018,“就业人数×劳动时间”是西方国家测度劳动投入的常用算法。但同时也指出,我国劳动时间的统计数据基础较为薄弱,无法直接应用。劳动投入的劳动时间与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具有较高的相关性,虽然收入水平的变化可能由于技术进步因素的存在,但在数据可得性的限制下,仍是一个较为合理的替代变量。因此,盛来云等,2018将收入水平作为劳动时间的替代变量。具体而言,以农村居民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人均营业净收入表示农业收入水平,以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营业净收入表示非农产业收入水平,并对劳动时间进行相应处理后进行替代。

从业人员数量数据比较容易获得,这里就不细说了,我们重点讲一下收入水平的数据处理。对于农业收入水平,国家统计局自1978年起公布的指标是“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家庭经营收入”,2012年以后改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经营净收入”。这可以看作是农业劳动者的名义收入,数据比较充足,但有些年份变化较大,也不能排除价格的影响。另外,我们发现“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指数”也能更好地反映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的实际增长率。因此,我们将其指数化(1978=1),乘以相应年份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以表示农业劳动力投入。

至于非农产业收入水平,国家统计年鉴自2002年起公布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按来源划分),包括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数据比较容易获得,加总后即可视为非农产业收入水平,难点在于1978年至2002年的数据统计。

第一,2002年以前的统计年鉴没有对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按来源进行分类,只按所有制形式对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进行分类,我们一般把(国有单位职工工资+集体和其他经济单位职工工资+职工从本单位取得的其他收入)算作工资性收入,个体经营者的收入算作经营性收入。

第二,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的国家统计年鉴最早是1999年的,这就意味着上述方法只适用于1985年、1990年、1997-2001年。我们发现,国家统计年鉴自1978年起就公布了“职工平均货币工资”(涵盖1978/1980/1985、1986-1998年)。虽然平均货币工资与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收入+经营收入并不一致,但根据已知数据的对比,两者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我们根据这个关系,粗略估算出工资+经营收入。最后,利用趋势差分法填补少许缺失值,最终得到1978-2022年非农产业名义收入水平及其同比时间序列。 将此数据在剔除价格因素(CPI)后,进行指数化(1978=1),乘以相应年份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即为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投入,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投入之和,可以视为总劳动力投入。

我们的测算结果显示,我国总劳动投入从1978年的4亿人当量[1]增长到2022年的128亿人当量,年均复合增长率为8.2%,明显快于就业人数平均增长率(1.4%)。盛来运等(2018)测算出,中国总劳动投入从1978年的3.6亿人当量增长到2017年的10.3亿人当量,年均增长率为2.7%,明显低于我们的测算。这可能是由于调整方法不同造成的:盛来运的方法是依据城乡时间差异,在原有劳动者人数基础上进行调整,而我们将收入视为劳动时间强度,直接乘以劳动者人数。 按照盛氏调整法得到的劳动收入份额β为0.24,明显低于收入法计算的GDP中劳动报酬的比重(基于实物交易资金流量表)。

根据我们计算过的劳动投入总量[2],我们测算出劳动收入份额β已明显上升至0.50。这一劳动收入份额与收入法GDP中劳动报酬的比重比较接近。1992年至2020年,我国GDP中劳动报酬的比重(基于实物交易资金流量表)平均约为51.2%;根据格罗宁根大学测算的数据,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约为57.6%。或许盛来运等(2018)的方法没有将劳动投入中的生产率考虑进去。

实际上,劳动收入(报酬)与劳动投入可以说是收入法GDP与要素生产函数GDP的“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统计的劳动投入名义同比增长率(非农产业和农业人均名义收入与相应产业从业人员人数的乘积之和)与收入法GDP劳动报酬同比增长率基本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将我们统计的名义劳动投入在扣除价格因素后作为实际劳动投入纳入CD生产函数是更为合理的。

值得一提的是,用收入水平代替劳动时间计算出的劳动投入在劳动人数增长相对缓慢的情况下,仍然在快速增长。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动收入中已经包含了就业结构转型、劳动效率甚至技术因素的影响。数据层面的一个证据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计算。在《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初步研究》中,我们用劳动人数代替劳动投入,计算出的TFP增长率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全民劳动生产率同比”走势相一致。但当我们用劳动收入因子x劳动人数作为劳动投入时,计算出的TFP与全国全民劳动生产率同比走势显示出较大的差异。这说明劳动收入中蕴含着一定的劳动生产率信息。换言之,虽然用劳动收入因子x劳动人数代替劳动投入可以测算出更合理的劳动收入份额β,但这种方法可能会干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估计。 因此,从整体上看,选择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作为劳动力投入可能是较好的方式。

2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

在重新测算劳动收入比重的同时,我们注意到,农业收入水平与非农产业收入水平的实际增长率存在明显的分割现象。1978—2001年,农业收入平均同比增长率在7.4%左右,波动幅度较大。2002年以后,农业收入增长率趋于稳定,2002—2022年年均增长率提高到7.9%,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同样,1978—2001年非农产业收入水平增长率波动较大,总体增速较低,年均增长率为5.7%;2002—2022年,非农产业收入水平增长趋于稳定,中心增长率提高到7.8%。

1978—2002年农业和非农收入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和非农劳动力的频繁转移。1991年以后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开始明显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开放条件下高速工业化大规模吸纳农民工,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减少。1997—2002年,非农从业人员数量与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基本持平。

2002年以后,农业和非农产业收入增速趋于稳定,总体中枢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刘易斯转折点的特征。事实上,2002年以后,我国非农就业人数全面超过农业就业人数并持续增长,而农业就业人数则迅速减少,就业结构不断改善。另一方面,人口的快速转变也使得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趋于结束,劳动力供给能力逐渐减弱。2004年以后,沿海地区出现了“用工荒”现象,随后蔓延至全国,演变为普遍的用工荒。按照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当劳动力转移达到这个阶段,虽然还不存在绝对的劳动力短缺,但用人单位开始通过提高工资来吸引工人,从而导致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普遍、持续上涨,这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典型表现(蔡昉,2022)。

总体来看,2004年前后,中国出现了刘易斯转折点,表现为几乎所有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动力工资总体稳定增长。这也告诉我们,在分析劳动力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要考虑不同的时间段。

2.1 分阶段计算劳动收入份额

我们以2004年为界,把1978年至今的数据分为两个阶段,继续利用CD函数模型,计算出每个阶段的资本收入份额α和劳动收入份额β。

对于资本投资K,我们依然维持《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初探》的核心假设,仅将折旧率由5%略微上调至7.5%。

对于劳动力投入L,我们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者人数之和(即非农就业人数)作为劳动力投入,并对1980年至1989年的就业数据进行了平滑处理。

计算结果如下:

1978-2003年:α=0.89,β=0.11,R2=0.9967,DW=0.8530

2004 年至 2022 年:α=0.63,β=0.37,R2=0.9952,DW=0.5801

(1978-2022 年:α=0.74,β=0.26,R2=0.9992,DW=1.0333)

在双阶段增长模型下,我们计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趋势上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全劳动生产率比较接近,在数值上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计算比较接近,我们认为它能够更好地衡量1978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

同时,这一结果还表明,2004年以后,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动收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比重明显上升。这也提醒我们,用1978年至2022年的平均资本/劳动收入比重作为预测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参数并不合理,用2004年至2022年的资本/劳动收入比重来预测未来一段时间才是更为理想的方法。

2.2 潜在经济增长率计算

对于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预测,我们基本维持《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初探》的方法。并结合2004年至1978年的α和β值,测算出2022年至2030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未来一段时间,资本存量增长仍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关于劳动投入增长,全国劳动力数量增长放缓的总体趋势仍将占主导地位。虽然目前已经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但劳动力增长在转化为实际劳动力之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将不断减弱。预测结果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在4.7%至5.2%之间,2023年和2024年分别为5.1%和4.9%。

刘哲熙、陈彦斌在《“十四五”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测算》中提到,中国如果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20年至2035年实际年均GDP增速要保持在4.8%左右。“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至少要有5%,理想情况下要保持在5.5%左右。我们认为,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必然要求有较高的TFP增长率。

相比之下,过去几年,我国TFP处于较低速度。中国经济转型进入关键时期,面临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债务驱动向技术驱动的重大转变。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快改革步伐,在制度层面释放更多生产力。我们在2023年9月发布的《中美分歧、矛盾政策——第四季度经济展望》中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稳定潜在经济增长率需要进一步扫清“障碍”,亟需更广泛的改革,高水平开放也值得期待。建议关注包括新型城镇化、中央和地方财政和事权改革在内的“更广泛的改革”,以及以制度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

风险警示

潜在经济增长率估计可能存在误差;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估计假设变量较多,存在假设变量与实际值不符的风险;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不及预期;信用事件集中爆发。

本文选自精选证券研究报告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中国经济规模突破 100 万亿元

温任泽平华彦学梁英李晓彤王孟茂

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文本

1、2020年,中国经济规模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超过17%,相当于美国的70%左右,中美经济规模正在迅速接近

2020年,中国GDP达到101.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大关。以美元计算,中国GDP达到14.7万亿美元。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达到84万亿美元,中美两国分别占全球GDP的17.5%和24.9%。中美两国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

疫情过后,中国经济重拾全球领导地位,2020年中国GDP实际增长2.3%,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0年,美国GDP同比下降3.5%,欧盟GDP同比下降6.4%,日本GDP同比下降4.8%。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5%。

中美经济规模差距正在迅速缩小,2020年美国GDP为20.9万亿美元,中国GDP约为美国的70.3%。2000年至2020年,中美经济规模差距从9.1万亿美元迅速缩小至6.2万亿美元。

中国有望在十年左右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未来几年中国经济若保持年均5.5%左右的增速,将在2030年左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重回世界第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治理版图将进入新篇章。

最好的投资机会在中国。中国有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14亿人口)和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中国城镇化进程还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赶超发达国家的空间,潜力巨大。中国劳动力资源近9亿,就业人口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共计约2亿,每年有800万高校毕业生,人口红利已经转化为人才红利。中国新经济快速崛起,中美独角兽数量领先全球,中国GDP潜在增长率超过5%,是美国的两倍。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释放巨大活力,但也面临挑战。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存在且日趋严峻;人口危机逼近;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积极性需要重新调动。

2、中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预计2024年左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需警惕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预计2020年我国人均GDP为72447元,比上年名义增长2.2%;人均GNI(国民总收入)为71960元。按美元计算,2020年我国人均GDP为10450美元,人均GNI为10429美元,跻身中上收入经济体行列。

中国有望在4年左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照世界银行标准,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NI门槛是1.24万美元。如果中国能够成功转型,按照5.5%左右的速度,中国将在2024年左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俱乐部。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便中国在4年内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距离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的发达经济体门槛仍然相距甚远。

从经济结构看,疫情对服务业、消费等产生冲击,对经济的贡献度下降。从产业看,第一、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7.7%、37.8%和54.5%,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9.5%、43.3%和47.3%,比上年分别变动5.6、10.7和-16.2个百分点。其中,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最高,是支柱产业。从最终需求看,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94.1%和28%,比上年分别变动-80.6、65.2和15.4个百分点,拉动GDP分别-0.5、2.2和0.7个百分点。 疫情后经济复苏,基建投资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资本形成总额贡献明显增加,消费复苏落后于投资和出口。

三、产业结构加快优化,新经济快速增长,科技创新稳步提升。

2020年生产逐步恢复,传统行业增速低位。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比上年放缓2.9个百分点。其中,劳动密集型行业增速明显放缓,纺织服装、体育和娱乐用品、皮革、木材及家具制造等行业增速分别为-9%、-6%、-11.7%、-1.9%和-4.4%,比去年同期分别放缓-9.9、-7.1、-13.8、-4.1和-6.9个百分点。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产业、新业态快速成长。2020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7.1%和6.6%,快于规模以上工业4.3和3.8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产量分别达到145.6万辆和2614.7亿块,比上年增长17.3%和29.6%。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0.6%,远高于制造业整体。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8.3%。

中国不断加大创新研发投入,一些高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差距逐步缩小。2020年,顺利完成35次航天发射。嫦娥五号成功发射,完成我国首次月面采样返回。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发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正式开通运行。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量子计算原型系统“九章”研制成功。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完成万米深潜。

2020年支出24426亿元,比上年增长10.3%,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4%。其中,基础研究支出1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2.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继续位居第14位,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年末共有国家实验室872个,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1173个。专利授权363.9万件,比上年增长40.4%;PCT专利申请受理7.2万件。预计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15.8件。

四、固定资产投资发挥压舱作用,疫情引发线上消费激增

202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同比增速2.9%,比上年下降2.3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是主要支撑。

2020年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7.0%,虽然比2019年回落2.9个百分点,但依然是投资的主要支撑力量;疫情后被压抑的购房需求快速兑现、优质土地供给增加,提振了房地产开发商的投资意愿和能力。

基础设施(含水、电、气)投资同比增长3.4%,比2019年加快0.1个百分点。2020年7月份,基建累计同比增长由负转正。基础设施继续支撑经济;2020年以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延长阶段性增加地方财政资金留成比例政策、发行防疫专项国债、建立财政资金直达基层机制等财政措施力度不断加大。

制造业投资同比-2.2%,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与此同时,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1.0%,比2019年回落3.7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整体先抑后扬,前期受疫情影响,大量企业生存困难,投资意愿下降。后期中国经济逐步复苏,出口超预期,带动生产性投资加速,11、12月制造业投资月度增速均达10%以上。

疫情引发网络消费热潮。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万亿元,比上年下降3.9%。全国网上零售额11.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9%;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9.8万亿元,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长14.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9%,比上年提高4.0个百分点。快递业务量完成833.6亿件,快递业务收入完成8795亿元。

中国是全球最大消费市场,孕育着大量投资机会: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巨大市场和规模效应(欧洲只有7.4亿人,美国3.3亿人,日本1.3亿人,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统一市场);从住房、交通升级到服务消费,买健康、快乐、有品质的生活;三四线城市的互联网红利推动新一轮网购热潮。

五是为对冲疫情影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大幅放松,社融和M2增速明显提高。

为应对疫情影响,2020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大幅放松,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轮动,带动社会融资规模和M2增速大幅上升,宏观杠杆率明显提高。2020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21.87万亿元,增长10.1%;全年社会融资规模新增34.9万亿元,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大幅增加9.2万亿元;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28.48万亿元,增长13.3%。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17.27万亿元,同比增长12.8%。 截至2020年末,实体经济杠杆率为270.1%,较2019年末大幅上升23.6个百分点。其中,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杠杆率分别为62.2%、162.3%和45.6%,分别比2019年末上升了6.1个、10.4个和7.1个百分点。

六、“六稳”“六保”政策成效显现,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更加巩固

保障基本民生。2020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比上年少166万人。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全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比上年下降1.8%。其中,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下降2.7%;本地农民工11601万人,下降0.4%。社会救助持续加大,全年共救助1341万人次,补助参加基本医疗保险8990万人次,直接救助7300万人次,均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

微观主体活力增强,产业链水平逐步提升。2020年,新增市场主体2502万户,日均新登记企业2.2万户,年末市场主体总量达到1.4亿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64516亿元,比上年增长4.1%;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1%,比上年末下降0.3个百分点。产业链供应链基本稳定;全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5%,其中一、二、三、四季度分别为67.3%、74.4%、76.7%和78.0%。

粮食能源供应安全稳定。粮食生产再创历史新高,2020年粮食产量66949万吨,比上年增产0.9%,连续6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粮食种植面积11677万公顷,比上年增加70万公顷。能源供应保持稳定,原煤、原油、天然气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1.4%、1.6%和9.8%。

七、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多项举措取得明显成效

年度精准扶贫任务全面完成,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取得明显成效。2020年,按照现行农村扶贫标准2300元/人·年(2010年不变价),551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根据全国扶贫调查结果,中西部22个省(区、市)建档立卡贫困户已全面实现“两个不愁三保障”。

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稳步推进。受疫情冲击,全球杠杆率上升。2020年,中国实体经济杠杆率(270.1%)比2019年(246.5%)上升了23.6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发达经济体杠杆率的增幅。国际金融研究所(IIF)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杠杆率从2019年末的273.5%上升至2020年三季度末的304.2%,累计上升了30.7个百分点。截至2020年12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5.7万亿元,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 2020年12月,首次提出切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持续推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

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取得积极进展。能耗强度持续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0.1%。2020年,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7.0%,比上年提高5.0个百分点。全年空气质量合格城市比例为59.9%,比上年提高13.3个百分点。1940个全国地表水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I至III类)断面比例为83.4%,比上年提高8.5个百分点。

八、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贸易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

中国货物贸易创历史新高,贸易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2020年海外疫情反复,欧美等地供给恢复速度慢于需求,出现供需缺口。中国迅速控制住疫情,成为全球生产订单的替代工厂和防疫物资主要供应国。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4.65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达2.59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6%。

中国不断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增加外资规模,自贸区建设取得新突破。2020年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服务业、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开放水平提升,激发新一轮外资热潮。2020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0万亿元人民币,增长6.2%;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0.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1.4%,快于整体。中国自贸区建设取得新突破。2020年11月,中国成功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柬埔寨签署自贸协定,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中巴自贸协定第二阶段关税减让安排正式实施。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不断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77.9亿美元,增长18.3%,占全国对外投资的16.2%;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911.2亿美元,占全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的58.4%。

对内,法制体系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改革红利不断释放,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打造经济增长新动能。2020年,我国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2020年5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旨在落实国企改革“1+N”政策体系和顶层设计。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续推进,据Choice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A股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已达783宗。2020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中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成功经验——改革驱动与未来机遇》专题报告,总结了中国近年来在开办企业、获得电力、获得施工许可等领域的改革举措。 其认为,中国近年来优化营商环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9.发展质量稳步提高,民生、社会保障、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民生、科技、资源环境全面发展,社会保障更加加强,教育文化繁荣发展。

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比上年名义增长4.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1%,快于人均GDP增速,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2020年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分别比上年年末增加2150万人、978万人、693万人。

2020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5.2%,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1.2%,提高1.7个百分点。全年招生110.7万人,在校研究生314万人,毕业生72.9万人。本专科招生967.5万人,在校生3285.3万人,毕业生797.2万人。

2020年末,全国文化系统共有博物馆3510个、公共图书馆3203个。年末医疗卫生机构102.3万个,比上年增加0.9万个;卫生技术人员1010万人,增加60万人。年末全国体育场地371.3万个,总面积31亿平方米,预计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20平方米。

10、城镇化率超过60%,仍有巨大发展空间,进入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阶段

2020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与高收入经济体的81.3%相比仍有20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过去四十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迅速增加到8.5亿,净增6.8亿,城镇化率从17.9%提高到60.6%,提高了43个百分点,深刻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成就了中国过去重化工业、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消费升级等的快速发展。目前,中国城镇化率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55.3%,但明显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81.3%和中高收入经济体的65.2%,中国城镇化率仍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上升空间。

未来二十年,中国将新增城镇居民约1.9亿人,主要集中在城市群和大都市圈。中国城镇化已进入中后期,虽然仍处于快速发展期,但速度在逐步放缓。根据联合国《世界城镇化发展展望2018》,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6%,2050年将达到80%左右。结合我们根据现有生育趋势对中国未来人口的预测,中国城镇人口峰值将在2042年前后达到10.4亿左右,较2019年增加1.9亿人,其中80%将集中在19个主要城市群,而这些城市群又大多集中在大都市圈。新增城镇人口将带来基础设施、房地产、新零售、医疗、文化娱乐等诸多领域的广泛需求,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引擎。

11. 全球疫情:单日新增病例已到拐点,但群体免疫仍需时日

全球每日新增病例数在1月初达到拐点,美国、欧洲等多数疫情严重的经济体也达到拐点。截至2月28日,全球每日新增病例下降31.5万,其中美国每日新增病例5万,巴西3万,意大利、法国近2万,印度、俄罗斯均超过1万。

全球疫苗接种稳步推进,富裕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疫苗接种进度分化。疫苗接种速度方面,中国、美国、英国领先全球,每日疫苗接种量分别为167万剂、165万剂、37万剂;据此推测,美国至少需要第三季度才能达到70%的疫苗接种率。疫苗接种率方面,以色列、阿联酋、美国、英国等国位列全球前四,分别达到92.5%、60.8%、30.1%、21.8%。不过,新兴经济体疫苗接种率低于预期,印度、印尼疫苗接种率均在1%左右。

12. 2021年中国经济:通胀预期与流动性拐点

我们认为,2021年一季度左右经济或将见顶,随后回归潜在增速,但韧性较强。上半年中国经济周期由复苏转向过热滞胀,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上涨,通胀预期上升。货币政策回归常态,信贷政策结构性收紧,广义流动性迎来周期性拐点。

1)中国经济复苏已进入上行区间,考虑到去年基数较低,2021年经济增速将呈现前高后低的格局,逻辑已从去年出口、基建、房地产投资拉动,转变为制造业投资、补库存支撑。

2)2020年末以来,受供需缺口、全球复苏共振、全球低利率等因素影响,原油、铜、铁矿石等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开始上升,货币政策回归常态,信贷政策结构性收紧。但同时,猪周期拖累CPI,经济基本面和货币环境不足以支撑通胀大幅上涨。

3)货币政策大概率继续维持稳健中性基调,货币信贷总体呈现“稳货币+结构性紧信贷”格局。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不急转”但“缓转”,“转”还得转!未来货币政策将随着基本面和货币政策主要矛盾的变化适时作出决策。流动性拐点已经阶段性出现,只是量级、结构等方面有所差异。

建议: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力度和节奏要精准把控,不要人为制造经济的起伏。结构性方面,要精准投放流动性到基础设施和实体经济,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工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制造业、高科技等领域。

财政政策的结构性效应优于货币政策,要继续以基础设施特别是新基建为重点,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

13.中长期三大挑战

首先,中国贸易摩擦的本质是,现任霸权国家正在遏制新兴大国的崛起,这是长期且日益严重的。

在2018年中期贸易摩擦的开始时,我们提出了三个明确的判断,这些判断与流行的市场观点不同,但随后的情况进化而不断验证:“中国 – 美国贸易摩擦是长期的,越来越严重的”,“这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帜下的封装”我确定。”

美国的真正问题不是中国,而是本身,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的消费模式,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巨大差距,特里芬的困境等。

中国的真正问题不是美国,而是如何建立高级市场经济和开放式战争。

其次,中国的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很严重,人口危机正在临近。

2019年,中国的出生人数下降到1465万,人口的年龄占12.6%,但人口接近峰值。与2018年相比,育​​龄率的妇女数量和生育率的基本稳定性的下降与2016年至2019年相比,第一和第二子女的基本稳定的数量大大缩小。

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由于育龄年龄的妇女数量的逐渐消失,目前的出生人数仍在迅速下降,预计在2030年将进一步下降至1100万。 ,在2033年左右,它将进入一个超过20%的超老化社会,然后在2060年继续迅速上升到约35%。

中国面临着衰老的重要问题,当时日本和韩国的老年人比例达到12.6%,他们的人均GDP超过24,000美元全球总人口将从目前的19%下降到7%。

第三,动员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热情,以建立高质量发展的机制。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在预防和解决主要的财务风险,预防和控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以及诸如官员管理等长期存在的问题,这反映了我们系统的优越性,同时,它也带来了其他新的问题,例如当地的劳动力,较友好的企业成本和高级机构的成本和中等程度的企业。首先,地方政府和企业家建立高质量的开发评估,以促进政府的宏观控制角色,提高质量和效率,并减少行政干预,其次是企业家的热情;并促进科学和技术成就的转型和工业化。

所有业务都是由人们完成的40年,主要是由于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全球开放,地方和区域竞争以及私人经济的活力。

14.七个建议:新周期,新基础设施,新策略

为了回应世界上空前的变化,我们将采取七个重大改革作为一个突破性的点,以开始一个新的周期和新的模式:

1)大力促进“新基础设施”为中国经济建立新的引擎,包括5G基础架构,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量,充电桩,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包括教育和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诸如Instruction Indercational Indercation inst Inceldution inst Inceldution sartiperation in Indercation and Indercation and Indercation instartip instarty Indercation inst Indercation and Indercation instartip inistim in Indercation and Indercation instartip inistim in Instruction and Inceldution,

2)加速促进由城市集聚和大都市地区主导的新城市化,将人和土地联系起来,并促进因素的流动。

3)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尽快将出生率和衰老的人口越来越严重。

4)打开资本市场以及科学和技术创新的“双重流通”,增强了科学和技术的自力更生,并利用资本市场的资金来支持主要的国家科学和技术创新,并解决“瓶颈”技术。

5)大规模税收和减少费用,从分散的,优惠的减税转移到全面的,普遍的减税,全面减少公司所得税,制造价值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率,以及增加企业和居民的收益感。

6)以中国贸易摩擦为机会,大力促进国内外开放。

7)建立新的长期国家战略 – 新的战略。

本文来自Zeping宏观经济学

2023 年中国经济走势:关键拐点已至,多重利好助力发展

2023年经济势头将会如何?

回望2022年,债市震荡,货币、大宗商品暴跌,市场不断动荡,但“危”中蕴藏机遇。随着我国疫情防控措施的快速落实和一系列重大经济信号的释放,2023年中国经济的走势充满无限想象空间。

一段时间以来,受疫情反复、外部环境冲击、消费持续疲弱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运行承压。但随着近期防疫政策优化、稳增长举措落地、加上低基数效应,中国经济正迎来关键拐点。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要切实贯彻“两个毫不动摇”,从制度、法律上落实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的要求,从政策、舆论上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全国多地密集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及相关会议,从继续减税降费到加大企业融资支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推动民营经济持续增长。

同时,自2023年1月8日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将由“BA类管理”调整为“BB类管理”。疫情逐渐进入尾声,经济持续向好,目前港股市场呈现明显的牛市氛围。

疫情三年后,全球经济将何去何从?经济工作将如何部署?三年疫情留下的疤痕效应如何克服?后疫情时代个人如何自我保护?如何才能在新的一年真正提振和稳定企业信心?民营经济的突围之路又将何去何从?

2022年12月29日至30日,谢伏瞻、江小娟、朱光耀、李阳、屠光绍、宋志平、高西庆、高福、金东彦、丁雄俊、毛大庆等数十位政界、商界、学界嘉宾将齐聚“2022凤凰财经云峰会”,共同探讨全球经济走向,思考未来打破僵局的办法。

新冠肺炎疫情真的结束了吗?

2022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乙类、乙级管理’实施总体方案》,《总体方案》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并明确提出自2023年1月8日起,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实行“乙类、乙级管理”。

“疫情时代”似乎即将结束。

但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放松防控措施后,第一波新冠肺炎感染高峰相继到来,民众对疫情快速上升产生焦虑情绪,部分地区出现医疗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况。

“看病难”高峰期会持续多久?疫情较晚的地区该如何在“松”与“严管”之间取得平衡?未来疫情防控的重点又将是什么?

新冠病毒“乙类、乙级”级别有何意义?防控上与甲级有何区别?

如何有效防范“两免一补”后医疗资源挤兑?如何降低重症发生率和死亡人数?

后疫情时代核酸检测会有什么样的调整?什么情况下需要做核酸检测?

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出现大规模后遗症?网络频传的“大白肺”发病率究竟有多高?

目前我国医疗资源的储备和供给是否充足?能否满足危重阳性患者的需求?

个人该如何自我保护,做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针对上述问题,我国著名流行病学专家曾光,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化学系教授金东彦,北京天坛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杰,北京仁正医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原百度医疗事业部总经理李政等齐聚“2022凤凰财经云峰会”,解答公众对疫情的疑问,详细阐释我国疫情防控面临的新形势。

全球经济形势将走向何方?

2022年,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并开启加息周期,全球金融市场陷入严重动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警告称,未来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将面临经济衰退,2023年全球GDP增速低于2%的可能性为25%。同时预计全球GDP增速将从2021年的6%放缓至2022年的3.2%和2023年的2.7%。

与此同时,经过一年超快速加息,美国通胀已出现高位回落迹象,货币政策开始放松。

在此背景下,美联储或将重新进入降息通道,这将利好海外及中国资产。

摩根士丹利近期发布的《2023年全球宏观经济展望》认为,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整体动能不足,但亚洲经济最为乐观,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中中国和印度将引领亚洲发展。具体来说,中国消费市场的复苏将带动经济复苏,预计2023年中国经济将实现5%的增长,印度经济有望实现6.2%的增长,主要受制造业投资、能源转型等因素推动。

美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预测,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逐渐超越发达国家,全球GDP将增长一倍,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将占全球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欧洲经济体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将缩小到五分之一以下。

展望2023年,中国经济或因低基数和新一轮政策驱动迎来重大拐点,摆脱低迷,重启内需、重启消费将成为2023年的经济关键词。

按照市场的普遍看法,对市场私有化的投资几乎已经成为2023年最关键的经济驱动力。

民营经济在复苏大势中将发挥什么作用?

民营经济是指除国有及国有控股、外商及港澳台资企业及其控股企业之外的各类所有制经济的总称,包括国有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混合所有制民营经济、民营科技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数据显示,我国民营企业占市场主体的96%,占上市公司的三分之二以上,占近年来新上市企业的80%以上。

民营经济的特点曾被概括为“五六七八九”,即民营企业以全国不到30%的矿产资源和政府科技资源、不到40%的金融资源,创造了全国50%以上的投资、税收、出口,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科技创新和新产品,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创造了全国100%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和贸易顺差。

此外,我国民营企业占全国企业法人总数的98%,私营经济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人数的80%以上:

2012年至2022年,全国城镇就业岗位总数将增加1亿多,其中,国有单位减少1000多万人,三资企业增加200多万人,私营经济增加1.2亿多人,超过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总量。

民间投资占全国投资的57%,民营企业创造了52%的工业企业收入和47.7%的工业企业利润,民营经济税收占全国税收的60%,民营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9%。

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仅今年前11个月,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19.41万亿元,增长13.6%,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0.6%。

此外,2022年中国拥有356家独角兽企业,仅次于美国,其中90%以上为民营企业。

中国“专精特新”企业80%以上是民营企业。

投资市场化私有化无疑将成为2023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也是市场经济保持活力的根本保障。

新的一年,中国经济将重点关注哪些领域?

2023年中国经济的重心将在哪里?

近年来,受需求萎缩、供给冲击、预期弱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大量受到抑制。

对此,中央经济会议强调,要把扩大内需作为重点,优先恢复和扩大消费。

从内需结构看,今年1-11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高达9.3%,全口径基建投资同比增速高达11.6%,但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仅为-0.1%,复苏潜力巨大。

未来经济复苏中受抑制的消费领域能否出现转机?在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等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

中央经济会议在部署明年重点工作时强调,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货币政策方面,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支持。

目前,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已由2017年末的近17万亿元增加到现在的26万多亿元。

那么,将会出台哪些具体政策,提振市场信心,尽快实现经济运行平稳甚至全面好转,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一致?

此外,会议提出,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扎实做好保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满足行业合理融资需求,推动行业重组兼并重组,有效防范化解优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同时坚决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是否意味着2023年房地产行业将迎来相关重大政策,进入市场期盼已久的复苏趋势?

会议最后提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当前,我国出口业绩突出的能源汽车、发电部件、储能产品、智能设备等制造业领域是否存在投资机会?人工智能、新能源、供应链安全、生物医药等硬科技领域是否是决定中国未来经济世界地位和中国高质量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

2022年12月29日至30日,谢伏瞻、江小娟、朱光耀、李阳、屠光绍、宋志平、高西庆、高福、金东彦、丁雄俊、毛大庆等数十位政界、商界、学界嘉宾齐聚凤凰网。

越过坎儿时如何提振经济信心?政策落地时如何激发民营企业活力?中国如何顺利战胜百年不遇的疫情?风高浪急时,世界如何渡过危机?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将在“2022凤凰财经云峰会”上揭晓。

本次活动感谢华熙生物的特别支持、小虎图贤的赞助以及天眼查的独家数据支持。

百年变迁,精彩时代,洞察时势与趋势,把握危与机,一场精彩对话今天正式开始!

2024 年经济工作部署,你关心的都在这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总结2023年经济工作,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系统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

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走势?这次会议对做好2024年经济工作释放了哪些重要信息?中央财经办公室相关负责同志在会后立即接受中央各大媒体采访,深度解读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回应当前经济热点问题。

今年主要预期目标有望顺利实现

明年有利条件将超过不利因素

问:今年经济运行有何特点?如何看待明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

答: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今年的经济工作,深刻分析明年的经济形势。我们了解到,综合来看,今年我国经济运行呈现“一高一低两平”的特点,即增长速度高、就业稳定、物价低、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主要预期目标有望顺利实现。一是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有机构和专家学者预测全年经济增长在5.2%左右,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126万亿元。今年我国仍是全球增长第一大引擎,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约1/3。二是就业和物价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平均失业率降至5.2%左右,比去年下降0.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0.3%左右。三是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进出口同比基本持平,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预计保持在14%左右;四是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安全发展基础更加巩固,民生保障成效明显。

明年我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有利条件多于不利因素。从国际看,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百年大变局加速推进,国际政治争端、军事冲突多点爆发,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组织预测明年世界经济贸易整体不会像疫情前那么好。从国内看,经济周期出现瓶颈。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意愿不足;一些新兴产业重复布局、内卷化竞争,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不强,企业不愿投资、不敢投资;风险隐患还不少,多年积累的房地产、地方债务、金融风险等化解需要一个过程。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机遇。第一,我们拥有全球最具潜力的超大市场,随着社会预期逐步改善,高储蓄将逐步转化为消费和投资。第二,宏观政策继续为经济复苏提供支撑。今年增发1万亿元国债,以及降准降息、减税降费等政策效应明年还将继续释放,明年还会有新的举措出台,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叠加,将有效促进经济复苏。第三,政策空间依然充足,我国物价水平低,中央政府债务水平不高,实施货币和财政政策有条件。第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注入强劲动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加大吸引外资力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将不断激发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五,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蕴含新机遇,人工智能、商业航天、量子技术、生物制造等领域技术突破加速,绿色发展推动生产和消费加速转型,将催生产业变革,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总的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不断积聚增多,我们要坚定信心、增强勇气。

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建立、后打破。

问:会议提出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请问明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有哪些考虑?

答:为了实现明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我们认识到在工作指导上要把握几个重点。

第一,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稳是大局、是基础,要出台更多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措施。进是方向、是动力,要积极进取、主动作为。该立的要积极立,该破的要在立的基础上坚决破,不断积累更多积极因素,实现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同时,调整政策、推进改革要稳扎稳打,把握时机、把握成效,不能脱离实际、不能急功近利。

二是积极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强,提质增效。要用好财政政策空间,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政策效果。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资金支持力度,严控一般性支出,真正把钱用到该用的地方。要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和额度配置,合理扩大资本金使用范围。要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要严格转移支付资金监管,严肃财经纪律。要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守住基层“三个保障”底线。

第三,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物价水平相匹配。这一表述有两个新思路,一是把社会融资规模指标放在货币供应量之前,因为这个指标与经济增长联系更加紧密;二是把以前的“名义经济增长率”改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物价水平”,这样可以更好地协调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目标要求,强调物价水平是货币政策的重要调控目标。要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盘活存量、提高效率,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性小微企业、数字经济等支持力度。促进社会总融资成本稳步下降。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四是要增强宏观经济政策导向一致性。要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的协调配合,确保它们同向而行、形成合力。比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在债务减免进度、银行资本补充、国债发行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会议首次提出将非经济政策纳入宏观经济政策导向一致性评估,对于加强政策协调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要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加强预期管理,与宏观调控政策形成共振,为经济持续恢复提供有力支撑。

三大势力联手

加大吸引和利用外资力度

问:当前我国需求不足问题比较明显,明年如何实现“三大驱动”协同发力推动经济复苏?

答:明年要加强需求侧管理,有效带动消费、投资、出口“三匹马”,充分发挥产能优势。要统筹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产能优势,建立以内需为主动力的国内循环,带动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提升。实现“三匹马”协同发力,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要加强逆周期、跨周期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同。财政政策上提出用好财政政策空间,加大对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金融支持力度,合理扩大用作资本金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范围。货币政策上提出,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物价水平相匹配,促进社会融资总成本稳步下降。落实这些宏观政策要求,增强宏观政策导向的一致性,将有效扩大总需求,促进经济质量有效提高和数量合理增长。

二是要更好统筹消费和投资,激发消费潜力,扩大有效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明年要努力推动居民消费由疫后恢复性增长向持续性扩张转变。要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积极培育智能家居、娱乐旅游、体育赛事、国内“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带动相关产业和消费场景的投资。要通过提高技术、能耗、排放等标准,推动大型设备更新换代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这方面潜力很大,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高质量生活的必然要求。政策上适当支持引导,可以释放大量需求。 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和放大效应,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减碳、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快推进经济社会薄弱领域重大项目建设。落实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建设。

三是积极稳住外贸基本盘,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坚定外资企业在华信心,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发挥产业配套体系完善优势,支持外资企业继续“立足中国、服务世界”,深度参与国际循环。

问:今年以来,我国吸引外资规模出现下降,外界有“外资正在撤离中国”的猜测。吸引外资规模出现波动的原因是什么,未来走势如何?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措施吸引和利用外资?

答:受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持续低迷、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今年前10个月我国吸收外资同比下降9.4%,但数额仍处于历史高位。特别是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加快,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增长32.1%,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9.5%。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士、荷兰等发达国家对华投资大幅增加。

近期外资数据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一是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地缘政治风险明显上升,一些国家推动产业和资金回流,出台对华投资限制措施,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出台强力优惠政策,国际招商竞争日趋激烈。二是疫情冲击和影响。疫情阻碍了线下考察和交流,导致跨国公司对中国实际情况缺乏了解,甚至产生一定程度的误解和曲解,影响了投资决策。三是随着国内发展阶段的变化,劳动力成本上升,低成本优势减弱,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比较优势变化而发生梯度转移。这是经济因素决定的,属正常现象。

展望未来,我们吸引外资还有不少有利条件。一是超大规模市场的吸引力。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2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居世界首位且仍在不断增加。这些构成了巨大且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将为各国企业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合作机遇。不少外资企业表示,中国市场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二是完备工业体系的支撑。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列全部41个大工业门类、207个中工业门类、666个小工业门类的国家,产业配套能力和一体化优势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三是新发展格局的凝聚力。在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外资企业在衔接国内国际两个大循环、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方面发挥着独特的纽带和桥梁作用。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未来前景光明。

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加大吸引和利用外资力度。一是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结合高水平经贸协定谈判,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扩大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开放,着力破除影响外资准入的隐性壁垒,确保内外资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以外领域。二是积极回应外资企业诉求,切实解决跨境数据流动、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促进公平竞争,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三是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往来。 在近期宣布的单边免签政策、互免签证安排、加快恢复国际航班等基础上,切实打通瓶颈制约,提升外国人员来华经商、留学、旅游的便利水平。

新质量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特征

问:如何理解新质量生产力概念内涵,如何加快培育和形成新质量生产力?

答: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到地方考察调研,多次提出要加快形成新优质生产力。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要用颠覆性技术、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优质生产力。“新优质生产力”这一重要命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涵,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新质量生产力是革命性技术突破、生产要素配置创新、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带来的当代先进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的变化为基础,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核心标志。

加快培育新优质生产力,要把握三点。一是要建设一支新型劳动者队伍,包括创造新优质生产力的战略人才和掌握新优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二是要用好新型生产工具,特别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赋能新兴产业发展。在技术层面,要补齐短板、打造优势,重视通用技术。在产业层面,要巩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前布局未来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三是要塑造适应新优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通过改革开放,着力破除制约新优质生产力发展的瓶颈制约,使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能够顺畅流动、高效配置到新优质生产力发展上来。

具体来说,政策措施主要有六个方面。

第一,要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弘扬科学家和企业家精神,营造鼓励大胆创新的良好氛围。第二,要加快完善新型国家体制,充分发挥政府的战略引领作用,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让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第三,要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鼓励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实现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第四,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不断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真正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在应用场景丰富、创新效益放大等方面的独特优势。第五,要完善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资本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导向。 六是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式创新生态,同全球企业和人才共享中国发展红利。

问:如何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有关部门和地方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有效应对一些国家不断升级的围堵打压,科技和产业领域涌现出许多里程碑式的成果。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领会贯彻会议精神,要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第一,要完善新型国家体系,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我们讲的新型国家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体系,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战略引领作用和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加快弥补工业化基础和深厚积累的差距,不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提高现代产业体系的安全水平。

二是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脑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鼓励发展绿色低碳产业。要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等先进适用技术,为传统产业注入新动能,加快转型升级。

三要细化产业需求,优化创新体系布局。要立足产业当前急需和长远发展需要,细化部署一批事关全局、影响长远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不断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进一步发挥国家实验室体系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要鼓励发展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支持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更多投入科技创新。

此外,备受关注的锂电池、光伏、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板”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国际市场竞争力也很强,要大力支持企业深度拓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推动行业技术标准优化,营造良好竞争环境,按照市场规律实现优胜劣汰。

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加强政策落实

问:今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政策措施,目前落实情况如何?成效如何?如何进一步提振民营企业信心?

答:民营经济是推动我国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今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随后,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形成了“1+N”政策体系。目前,这些政策措施正在陆续落地,民营经济呈现积极发展态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发展壮大民营经济进一步部署,再次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领会和贯彻会议精神,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努力让民营企业看得见、摸得着。

第一,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财产权益,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民营企业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做强实体产业,加强自主创新,实现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

二是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正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实施一批标志性举措。开展招投标领域歧视民营企业专项整治,破除所有权打分等歧视性做法。推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体制机制,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优化民营企业信用修复和服务机制。在涉企案件、异地案件查处中依法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三是激发民营企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推动重点行业公共研发平台建设,支持民营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合作建立技术研发中心等创新平台,走专、精、特、创的发展道路。加大高端装备、智慧物流、绿色低碳等领域应用场景开放力度,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新场景开发建设。进一步完善创新政策环境,切实实现民营企业创新产品优质优价、创新者盈利。

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

加快构建房地产开发新模式

问:我国家的房地产市场仍处于调整周期。

答案:目前,我国家的房地产市场的情况和发展趋势吸引了所有各方的关注。

首先,自今年年初以来,所有相关政党都认真地实施了房地产风险,并认真地实施了党中央委员会的决策和安排,及时调整和优化的房地产监管政策,并及时地发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例如认识住房,并不利于付款,并付款,并重新付款,并重新付款,并将汇票汇总为“”汇率,“”汇率汇率,“”汇率汇率,“”汇率汇率”。房地产公司”已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数据,自11月以来,包括中国工业和商业银行在内的五家主要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筑银行和通讯银行为超过14亿个亿美元提供了超过14亿个亿美元的开发贷款,在开发贷款中提供了超过300亿元的元素。 在下一步中,我们必须继续关注房地产市场的趋势,满足不同所有权的房地产公司的合理融资需求,并且不撤回贷款,继续贷款,不愿意向房地产公司提供正常运营的房地产,以便更好地支持所有固定企业,以确保所有努力的努力。风险和稳定市场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其次,我们应该加快建造负担得起的住房,和平时期的公共基础架构,以及城市村庄的重建,这是党中央委员会对“三个重大项目”的重大部署。 ed。

第三个是为了加快房地产开发的新模式,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以加速房地产开发的新模型,这是解决房地产开发的基本解决方案。市场上的多层次需求,满足工资群体的僵化住房需求,并同时满足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多元化住房需求,我们必须改善相关的基本系统,以应对良好的房地产基金会的高品质发展,并为房地产建立新模型而言。

目前,我的国家的房地产市场正在遇到一些困难,但它仍然有着广泛的前景和可持续发展的坚实支持。

问题:这次会议为预防和减轻风险做出了什么安排?

答案: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不久之前举行了,需要有效地预防和解决关键领域的风险,例如房地产,当地债务和中小型金融机构,并坚定地保持无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以了解和实施以下三个原则。

首先,我们需要协调风险解决方案和稳定的债务风险的关系。

其次,我们必须全面地加强监督,并坚定地监督财务状况,加强财务监督,严格执行财务纪律,并确保“三个保证”在草原上的底线。降低各种非法和犯罪行为以及非法财务活动。

第三,我们必须遵守系统的方法,并找到正确的方法。

总的来说,尽管目前在某些领域仍然存在许多隐藏的风险,但在党中央委员会的强大领导下,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同志,只要我们坚持纠正原则和工作方法,仍然可以预防和可控的风险,并且我们将能够保持预防系统风险的底线。

2023 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王一鸣谈国内经济增速与转型风险

新京报贝壳财经讯(记者 张晓冲)2023全球财富管理论坛12月7日至8日在北京副中心举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在论坛上表示,国内经济增速正在向潜在增长水平回升,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将是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同时在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有效防范化解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

王一鸣指出,我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变,这一转变的独特背景是国内房地产市场供需格局正在发生较大变化,加之传统制造业在达到顶峰后也进入平台期,基础设施特别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空间逐步收窄,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动能正在减缓。

王一鸣认为,数字智能技术正在驱动产业生态重塑。产业升级包括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我国钢铁、石化、建材、轻工纺织是全球第一大产业,它们的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将带来巨大的增长空间。此外,产业升级还包括轨道交通、船舶、电力设备、通信设备、动力电池等主导产业的升级,以及一些新兴领域的培育,如集成电路、5G、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还包括对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如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元宇宙、下一代互联网、6G、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每一个领域都将带来巨大的增长。

王一鸣提到,能源资源消耗和环境排放拐点重叠,能源逐步到达峰值需求。预计2030年至2040年,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占比将大幅提升,带动我国能源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主要污染物逐步进入峰值期,形成叠加,达到峰值后进入平台期再叠加。这种峰值叠加在现阶段会形成特殊的叠加效应,加大资源环境压力。

王一鸣认为,科技创新是未来最重要的新动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从国际经验看,越是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对从国外进口的中间产品的依赖程度就越高,而且随着价值链的上升,依赖程度还会进一步加大。要使这些产业升级,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坚持开放。

编辑:宋玉婷

由 Lucy 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