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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是如何崛起成为全球本位货币的?令人爱恨交加的金本位!

金本位是19世纪时期全球资本主义最强有力的组织原则。在1800年前的许多世纪里,大多数国家交替使用金币和银币。

商人喜欢在当地交易时使用银币、铜币和其他廉价金属铸成的货币,把比较贵重的金币留作国际贸易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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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币

金本位制的崛起

1717年,铸币大师艾萨克·牛顿爵士使英国货币标准化,实际上使英国采用了金本位制(即便他没有在理论上作出阐述,而且尽管银币也没有停用,仍然是法定通货)。

英国其实是唯一用黄金单种金属本位制货币的国家,它只有一次,即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暂时地偏离金本位制。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既用金币,也用银币,实行双金属本位制。

同时使用金币和银币达数百年,到19世纪70年代突然中止。新银矿的发现降低了银价,使得两种金属货币之间的即时汇率不稳定,所以各国政府要么不得不改变汇率,要么在金币和银币之间作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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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矿

与此同时,由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传统的国际交换媒介——黄金比国内的白银更有吸引力。最后,英国市场领袖的地位吸引其他国家采用相同的货币制度

在19世纪70年代大多数主要的工业国采用金本位制,当一国的政府加入金本位制时,它允诺按事前确定的汇率用本国货币换黄金。

这个国家的货币相当于黄金,按照固定汇率可与其他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交换使用。德国在1872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1873年,荷兰在1875年,比利时、法国和瑞士在1878年,美国在1879年先后加入金本位制。

1871年时只有英国和它的一些殖民地(还有英国的盟国葡萄牙)实行金本位制,到1879年大多数工业国都加入金本位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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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有重要的货币都可按固定汇率直接兑换成黄金,各工业国实质上共同使用着一种国际货币。

的确在金本位制下,黄金是各国共同的世界货币,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名称——马克、法郎、英镑、美元等。

德国人在日本或比利时人在加拿大用以黄金作后盾的货币投资,得到的回报是相当金额的以黄金作后盾的货币。

合同订立的价格不会波动,因为汇率不变。金本位制下英镑和马克、法郎和美元或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长期固定,据说小学生都死记硬背这些汇率,因为当时汇率就像乘法口诀表一样稳定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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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位制的这种可预测性有利于世界贸易、贷款、投资、移民和支付。银行家和投资家可以确信债款将以等值的黄金支付,或者赚到的利润将以用黄金作后盾的货币支付。

其他因素也有利于国际金融的发展。由于全世界电报业都很发达,信息可以即时从发达地区传送到伦敦、巴黎和柏林的投资者那里。

金融新闻报道跨越国际时空,在纽约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登载的故事,第二天就出现在伦敦和巴黎的报纸上。

国际投资扶摇直上。基本上以债券和股票方式进行的对外投资约占英国储蓄额三分之一,法国储蓄额四分之一,德国储蓄额十分之一。

世界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比自由贸易、金本位制和交通运输新技术推行时所达到的联系程度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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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金本位!

并非人人欢迎经济一体化。随着世界经济的开放和交通运输新技术的应用,美洲廉价的粮食涌向世界市场。

农产品价格急剧下跌使欧洲许多农村地区凋敝,造成从斯堪的纳维亚到西西里几乎到处有人受饥挨饿的状况。

技术改革也不是一件绝对的好事。新的工业技术使工匠遭到淘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农民过剩。

技术变革导致各种生产率显著提高,但是这些进展带来的好处没有得到平均的分配。当1部机器和5个工人能够完成100个人的工作时,其社会效益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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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

但是即使其余95人中有些人得到雇佣去制造机器,大多数人将不得不放弃已经习惯的生活,寻找别的养活自己的门路。增加了社会总收入的贸易和技术也可能毁掉数百万农民和工人的一生。

新的世界经济还对穷国产生利弊参半的影响。有些不发达地区发展迅速,但是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其他一些国家——或者在像北美这种“新近定居区”迅速缩小的疆域里——可能仍然赞赏没有加特林机枪、轮船和铁路(这些东西曾使欧洲人取得了建立支配地位的优势)的世界。

事实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些技术进展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这些武器的超凡力量直到1913年后才充分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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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和工业差距比以前扩大,导致了新一轮的殖民征服。

人们把1873年至1896年大萧条这种已经载人经济史的宏观经济现象,十分不满地归咎于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

大萧条这个名词也许会令人误解,因为萧条不等于经济崩溃,它是指世界物价逐渐和连续的下降。

从1873年至1896年,英国物价下跌22%,美国物价下跌32%,其他国家物价跌落得更多。6使得这段时期被冠以大萧条这个名称的物价下跌造成了严重的问题。

虽然物价和收入下降,但是债务负担仍旧未变。人们估计物价将进一步下降,因而产生了忐忑不安和悲观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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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物价不是全面下跌。

那些迅速进入世界贸易的商品价格跌得特别快,例如小麦、铜和煤的价格分别下跌59%、58%和57%。但是,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下跌比较慢或者根本未跌。

例如,美国农产品价格下跌三分之一以上,矿产品价格几乎下跌一半,但是建筑价格保持不变。价格变动触发了全世界农产品和矿产品地区公众的抗议。

面临价格下降的生产者谋求通过抵御进口商品来喘口气。农场主和制造商要求实行保护性关税,常常得到满足,从而扭转了先前走向更加自由贸易的趋势。

法国和意大利展开了激烈的贸易战。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在它的国内市场四周树起了保护主义壁垒,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德国对许多进口商品提高关税。

英国和低地国家几乎是单枪匹马地继续赞成自由贸易,但是这些国家的制造商也开始大声疾呼,要求政府保护他们免受来自欧洲和北美低工资生产者的廉价进口商品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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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保护主义

对认为自己是世界经济中的输家的那些人来说,金本位制是可恶的英国强权经济的有力象征。

美国反对金本位制的人坚持认为:“一个反人类的大阴谋已在两大洲策划,很快就会控制全世界。”

按照美国反对金本位制的演说家玛丽·伊丽莎白·利斯的说法,金本位制支持者都是这个阴谋的帮凶:华尔街拥有美国……金钱统治一切,我们的副总统是伦敦的一位银行家。”

当19世纪90年代初物价一落千丈时,对金本位制的抱怨甚嚣尘上。农场主和矿业主认为,摆脱金本位制能使政府把他们的商品价格提高。

在美国,对金本位制的积极分子在该国农业和采矿地区选举中一次又一次取胜。在拉丁美洲和亚洲,金本位制非常不得人心,几乎已不能坚持执行。

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放弃了金本位制,俄国和奥匈帝国也拒绝继续执行。金本位制使全球资本主义凝聚在一起的胶着力正在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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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金本位制摇摇欲坠时,国际金融体系开始显示出紧张的迹象。大萧条特别沉重地打击了债务国,损害了它们向债权国偿债的能力。

南美洲金融力量削弱了,1890年阿根廷可能违约不履行债务的威胁造成世界上一家大投资企业——伦敦巴林兄弟公司的倒闭。

1893年金融恐慌席卷美国,外国投资者对世界上最重要的贷款国唯恐避之不及。经过将近30年未曾中断的发展后,金融流动减慢了。

大萧条在各大国之间造成比过去几十年更大的摩擦。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对外部市场的争夺基本上局限于商业竞争,欧洲殖民帝国已经大大收缩。

但是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新一轮的殖民扩张在非洲、中东和亚洲启动。我们至少可以从面临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富国生产者拼命寻求市场中发现这种殖民扩张的一些根源。

最后,这些重新激起的殖民欲望助长了其他一些地缘政治趋势,加剧了大国之间潜伏已久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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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90年代,战争乌云似乎无处不在。法国军队穿过苏丹进入法沙达,声称对英国人认为属于他们的领土拥有主权。

英国冒险家利安德·斯塔尔·詹姆森率兵袭击南非的德兰士瓦,点燃了布尔战争的导火线。

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军队在埃塞俄比亚高地展开激战,英国人和阿散蒂的士兵在西非也打得不共戴天。

日本、俄国和欧洲列强勾心斗角,谋取在远东的地位,与此同时,在西班牙统治的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上几个岛国正在为独立而斗争。

在西半球,以美国为基地的古巴自由战士的活动引起人们对加勒比海地区政治动乱的一片恐慌,加剧了已经十分紧张的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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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世纪结束时,种种事件威胁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实体。自由贸易、金本位制、国际金融,甚至大国之间的和平全都大成问题。

到处响起赞成贸易保护、反对金本位制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呼声。

每一次新危机都引起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和思想冲突。

美元的长期前景及短期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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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历了接近半个世纪持续的巨额贸易逆差,汇率不但没有崩溃,反而似乎愈发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原因何在,对当下有什么启发?

文丨陈稻田

美元在1970年代后期以来的经历可能会让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财政官员和央行人士深感意外:美国经历了接近半个世纪持续的巨额贸易逆差(以贸易逆差占GDP比重计量),但美元的汇率不但没有崩溃,反而似乎愈发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被不少观察家认为是美元“霸权”的终结,但很少有人能够预测到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美元仍然保持了强大的影响力。

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仍然稳固

根据IMF的数据,2023年1季度末全球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资产总值大约是12万亿美元。在区分了币种的储备中(占总储备的接近93%),美元的占比是59%,较2016年底的63%有所下降,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2016年开始人民币成为了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货币。人民币的影响在2021年之后暂时稳定了下来,此后的几年内美元和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份额都保持了大致的稳定。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可以征收国际铸币税:外国需要用真实财富换取美元。不过要想收到这个税也不容易,全世界只有很少的货币成为了储备货币,并且份额比例十分悬殊,因为成为一种储备货币需要一些条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意味着一国要接纳正常经济活动之外的外国官方国际资本的输入,对应的就是贸易顺差的下降(或者逆差的扩大),而这是很多国家不愿意经历的。

另外一个条件是法律和金融体系稳定,能够保障资金的安全。

从第一个条件看,美国的优势较大,它愿意长时间保持贸易逆差,并且逆差规模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欧元区和英国)。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在2021年初达到了2.5%,此后基本保持稳定。如果要扩大份额,对应的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下降,每提高一个点的份额需要减少顺差1200亿美元。

从第二个条件看,作为主要竞争者的欧元的稳定性可能不如美元,因为欧元区的财政政策是不统一的,这一点从2011年前后的欧债危机可以看出。后面我会讲到,从国际宏观经济的角度讲,货币税是一个不完全的说法,因为找到能够让一个国家“存钱”的地方是不容易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多元化储备资产可以大幅降低投资风险,因而官方持有的美元储备应该分散到多个国家。不过,全球私人投资者持有的外国资产里美国的份额要远远高于其他经济,这可能预示着官方集中持有美元资产是有经济合理性的。汇总起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没有看到能够显著改变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因素。

“双赤字”与美元汇率的长期稳定:一个解释

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经历了严重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汇率危机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从拉美的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发生了类似的事件。不过美国是个例外,至少到目前为止。

美国的长期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美元汇率保持了大致的稳定。根据美联储编制的美元汇率指数,2006年以来,美元在长期中的汇率稳中有升,从100上升到了2023年的120附近(更长期的其它美元指数也是基本稳定的,尽管中间有较大幅度的波动)。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来说,这和美国较低的通胀有很大关系。不过,美元汇率稳定最大的原因是外国对美国的投资需求,美国庞大的市场和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带来了持续的金融项目顺差(资本净流入),这弥补了巨额的贸易逆差。

截止2023年1季度,外国在美国持有的总资产是50万亿美元(主要是金融资产和直接投资),美国持有的海外资产总计是33万亿美元,差额(也就是外国对美国的净投资头寸,或者说是美国的净对外负债)累计已经达到了16万亿美元,而这个金额在2014年还低于6万亿美元。净对外债务的快速提升主要是由贸易逆差带来的,考虑每年接近一万亿的贸易逆差,这个数字还将持续较快提高。2023年1季度美国居民总资产是160万亿美元,减去负债后的净财富大约是140万亿。外国在美国持有的总资产占美国居民总资产的接近三分之一,持有净资产占比则超过居民净资产的11%,这展示了美国经济的高度开放性。

当全世界政府和私营部门(以后者为主)在美国持有了很大的资产头寸之后,事情变得微妙起来。如果外国对美国资产的需求下降,资本的流出(或者流入速度的下降)会给美元带来贬值压力,短期会带来投资者的损失。美元贬值将促进美国的出口,尽管贬值可能会遭受很多批评(正如升值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批评),但从实体经济的角度说这是美国在偿还国际债务。

多少令人意外的是,当美国有较大贸易逆差的时候(在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认为是美国举债融资),美国民众和政府似乎很乐于眼前有钱花;而当美元贬值导致贸易逆差下降的时候(需要多干活多出口来还债),美国民众又为工作机会的增加而鼓舞。这种“怎么都高兴”的精神加上美国经济的规模,让美国成为全世界其它国家存放“储蓄”的最大场所。

一个国家把“储蓄”存放到另一个国家,这个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李嘉图比较优势的贸易范畴,也成为理解国际宏观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关键之一。这个体系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可以促进国家之间实现更好的内外部平衡,假设一个国家陷入需求不足的境地,别国可以通过容忍更多的该国贸易顺差从而帮助该国启动经济。但是国家之间对贸易顺差的竞争也可能是恶性的,例如二战之前的时期。外国积累的美元资产如果大幅超过了“正常”需要,比如用于维护本国汇率稳定和私营部门跨期平滑消费的需要,就会变得没有“用处”。但是在国外“存钱”的国家也有其难处,就像凯恩斯说的古埃及的金字塔建造一样,金字塔没有实际用处,但是一旦停下来经济可能会更糟糕。这大概解释了大多数国家都愿意看到贸易顺差而不是逆差。

综合上述的讨论,在美国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短期难以改变的情况下,美元汇率的长期走势取决于外国投资者对美国资产的需求。考虑美国市场的容量,美国的技术进步和资产回报率(比如过去20年美国股市的回报率远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世界对美国的投资需求看起来仍然将保持稳定。

从垄断到竞争的国际货币体系

随着美元和黄金彻底脱钩,汇率开始自由浮动,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瓦解似乎是一个风雨飘摇时代的开始,谁能想到这竟然是世界经济更加繁荣、自由和一体化的新起点。美元在这个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它的角色是通过公开竞争得到的。想一想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指定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汇率是固定的不能依据国际供求关系调整,资本跨国流动受到高度的管制,这是一个僵硬的、垄断的体系。尽管它在特定混乱时期的好处不容否认,例如二战之后的混乱情况,但是它最终难以适应自由开放的世界经济发展潮流。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本质是美元本位制,美元和黄金挂钩的目的则是约束美元的过度发行,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约束变弱了。由于各国货币和美国挂钩,所有加入这个体系的国家都失去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各国央行的主要任务是维护汇率稳定。唯一的例外是美元,作为第“N”种货币,它可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且由于固定汇率的约束其它国家只能被动跟随美国的货币政策。有意思的是,尽管距离上述美元的官方特殊地位结束已经50年,当前美元对全球货币政策的影响仍然举足轻重。

在二战之后的一段时期固定汇率被普遍认为可以促进国际贸易,但是汇率水平是否合理则难以保证,因为经济总是在变化。随着交易手段的增加跨国资本流动变得更容易了,市场不断卖出汇率高估的货币,需要指出的是这本身是一个胜算很高的投机,因为货币当局让本已经高估的货币继续升值的概率基本为零。固定汇率的这种固有缺陷让投机者胆子越来越壮,央行完全处在被动地位, 维护经济的内部平衡(较好的就业和通胀)和外部平衡(稳定的国际收支和汇率)有时会变得异常艰难。

举例来说,假设国际资本市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各国通胀率的差异,美元对德国马克汇率已经严重高估了,市场会不断卖出美元买入马克,这带来马克的升值压力。为了维护马克的固定汇率,德国央行被动买入美元,卖出马克,这带来德国货币供给的大幅增长和通胀压力,经济内外部平衡的矛盾难以解决。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美元普遍被认为高估,对美元的攻击此起彼伏,各国央行逐渐难以应对,这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重要原因。

1973年之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浮动汇率时代,在经历了上世纪80和90年代较为频繁的货币危机后,最近的二十年货币危机的发生频率下降了;国际贸易和跨国资本流动空前活跃;总体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体系。在诸多储备货币的竞争中,美元展示了强大的竞争力。

作为对比,在1929年大萧条开始之后,一些国家在不同时期放弃了金本位,因而是事实上的浮动汇率制。当时这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国家之间竞相贬值以争夺出口市场,这种经济敌对也是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起因。1973年之后的浮动汇率制为什么成功了呢?这个事情可能需要放到更大的政治社会背景下才能够有更清晰的理解。一个重要的现象是,越来越少的国家把追求贸易顺差作为主要的外部经济目标,这和二战之前的时代,甚至是1980年代之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举个例子,在英国主导世界金融体系的年代,平均每年的贸易顺差占比GDP高达5%。

现在的贸易政策为什么发生变化了呢?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随着政府干预收入分配,居民收入差距在发达国家大幅度下降了,这提振了内需使其足以消化本国充分就业下的产出(甚至内需如此旺盛以至于要经常维持贸易赤字),对外的贸易顺差不再是解决内需不足的主要手段。而收入变得更平等,社会福利的增加,则又要追溯到更大的新思想和新价值观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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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叙事中,美元是国际金融体系中某种神秘力量,引发很多想象。在海外出口需求得到改善前,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将面临持续压力。

美元汇率的近期波动:汇率超调及其它

在讨论了美元的长期前景之后,我们关注一下美元汇率短期的波动。汇率的形成同时受到两国贸易(实体经济)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此它既要反映两国商品交易的相对价格(购买力平价和相对需求的强弱),又要考虑短期的资本市场平衡(利率平价)。因为实体经济被蒙上了两层“货币面纱”,又关系到跨国的“投资和储蓄”,因而显得格外复杂和神秘。一个最广为流行的说法是汇率走强是经济强大的体现,经济增长快能促进汇率升值。严格的说这是不正确的,经济增速和汇率并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如果经济增速高是因为本国产品特别受外国欢迎,那么特别受欢迎的产品应该涨价,体现为本币的实际汇率升值(在两国相对通胀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也意味着名义汇率升值);同时,受欢迎的产品带来出口的旺盛,体现为经济增速高;这时候人们会同时看到快速增长的经济和汇率的升值,但实际上二者并没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举一个例子,1990年之前的整个8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高于美国,这期间日元对美元是大幅升值的,但是如果认为经济增速高导致了日元的升值,那么就一定会被后面的故事所困惑:1990-1995期间日本经济不断恶化,但日元兑美元仍然是升值的,最大幅度接近47%。稍后还会讲到近些年印度卢比对美元的不断贬值,尽管印度经济增速比美国高很多。

美元汇率短期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长期预期,因此上面的长期分析对预测短期汇率是很有必要的。2020年以来的美元汇率走势波澜壮阔,正如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美国的经济状况。在疫情恐慌最严重的2020年3月份,美联储编制的宽基美元汇率指数(不同于美国洲际交易所编制的“美元指数”,该指数被很多人认为其汇率权重已经不能反映当前的美国贸易结构)出现了暴涨,从1月下旬的115上涨到3月下旬的高点126点,在全球经济动荡中这是一次典型的对美元避险需求。此后随着美联储激进的宽松政策,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急剧降低,伴随着通胀预期的提高,这带来了美元长达将近一年的下行周期,在2021年1月附近达到了本轮下行周期的底部110点附近,由于短期物价的粘性,这期间的汇率下行应该经历了较明显的“超调”。

2021年6月以后,美国的通胀压力开始趋于明显(CPI同比增速第一次突破5%),市场对美联储紧缩的预期开始主导市场,随着加息的进展美元汇率指数不断上行,到2022年10月达到128点的高位,升值幅度达到16%(这个较大的升值幅度应该和前面下跌过程中的“超调”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波美元升值的过程中,美国的物价是快速上涨的,同时利率也是快速上升的。物价和汇率的同时上涨似乎有违购买力平价,一个解释是通胀对汇率的负面影响可能已经在前面的汇率贬值中提前体现了。

从2022年11月到2023年2月初,美元进入了一个回调期,从128点回落到118点附近,主要的原因是通胀的下行趋势已经趋于明朗,市场开始憧憬美联储的加息终点。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市场预期影响汇率走势的时点,在上面两次趋势改变中,汇率的拐点出现时间比实际政策改变的时点提前半年左右。2023年2月至今,美元汇率指数在118-122区间做小幅的震荡,最近的读数是8月25日的121。

在8月25日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大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对美国的货币政策做了一个广受关注的演讲。由于短期在价格粘性的情况下利率的变动是决定短期汇率的主要因素,因此该演讲也为预测美元的短期走势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去年相比,今年鲍威尔看起来要轻松许多,他甚至在走上讲台的时候和主持人开了一个小玩笑。去年会议前的7月美国CPI通胀率是8.4%,美联储当时备受指责;而今年7月CPI同比增速只有3.3%,经济和就业仍然稳健,鲍威尔确实有理由轻松一下。演讲的内容也大不相同,今年总体要温和平衡很多,既讲了取得的进展,当然也讲了抗通胀任务还没有完成的话,市场的主流解读是鲍威尔暗示还可能继续加息。不过我感到这是一个偏“鸽派”的讲话,我的依据是鲍威尔引述了他有关货币政策和“星光导航”的比喻,这个比喻是2018年他在央行大会上第一次亮相时阐述的。鲍威尔认为,由于决策者对真实的自然失业率和中性利率的估计可能是偏差较大的,正如依据星光导航的时候对星座的位置估计可能是很不准确的,因此决策者对预测不能过于自信,而是要对“错误”保持警惕,紧密跟踪数据,愿意并且能够快速纠错。这种央行“风险管理”的理念和实践来自格林斯潘,鲍威尔本人对他的这个方法非常推崇。鲍威尔也确实是这样实践的,在2019年7月到10月,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进行了三次降息,快速逆转了2018年的加息趋势。

回到当下,鲍威尔本次演讲旧调重弹,他讲述的不确定性下的风险管理指的是什么呢?考虑当前货币政策已经处于较高的限制性水平是得到经济数据强有力确认的,考虑稳定的通胀预期,在当前的环境下,我认为鲍威尔的“风险管理”更多指的是“不要在紧缩政策上做过了头”,“多一点耐心等等看”。如果2023年的演讲是对2018年的某种呼应,那么这就应该是一次鸽派的演讲,再考虑最近下修的GDP增速和就业数据,后面加息的概率应该要远小于不加息的概率。回到汇率问题,如果本文关于鲍威尔偏鸽派的判断是对的,那么短期美元汇率很难显著上行。

展望未来几年,美元汇率可能较难出现前几年的大幅度波动,因为经济和政策的大幅波动似乎已经缓和下来。当前的宽基美元指数在118-122区间附近,略高于过去5年的平均水平(116点)。考虑以AI为基础的新一轮技术的发源地在美国,美国经济未来的资本市场可能比其它国家有更好的表现,从而吸引资本流入,结合前面的讨论,这将促进美元的升值。因此,中长期的美元汇率可能难以出现趋势贬值,更大的可能是稳中有升。

一个引人关注的汇率是日元兑美元的汇率,相比于2021年1月初的高点(1美元兑103日元),当前是1:145左右,日元出现了非常大的贬值。为了达到稳定的2%通胀目标,在2022年初开始的全球货币紧缩过程中,日本央行始终坚持了极为宽松的政策立场,这是导致日元大幅贬值的主要原因。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汇率是美元兑印度卢比。印度是一个正在变得更加开放的大型经济体,2013到2023期间卢比兑美元的汇率经历了较为平稳的贬值走势,年化贬值率为2.8%(从62卢比兑1美元贬值到82卢比兑1美元),这十分接近两国同期年化通胀率的差异2.7%(印度CPI年化为5.4%,美国为2.7%),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在印度卢比和美元之间得到了相当完美的验证。印度有持续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占比GDP在恶化的年份可以高达5%左右(比如能源价格高涨的2022年该值为4.5%,在2011和2012年则超过了6%)。贸易逆差的一个很大原因是政府的常年财政赤字,印度各级政府总的财政赤字占比GDP在疫情前的2019年达到了惊人的7.5%。印度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性使其长期来看很有吸引力,不过,印度持续的“双赤字”以及这可能导致的汇率危机风险(尽管可能几率很小)让股市的吸引力有所逊色,这需要更多的研究。

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一个可能的长期趋势

人民币不是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因此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形成主要受央行的管理(尽管离岸人民币的汇率更市场化一些,但是和在岸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仍然紧密相连)。不过,央行对汇率的管理大多数时候是顺势而为,可以认为是对市场力量的一个确认(尽管不会那么及时),因此市场的分析法仍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使用。

8月中旬在岸市场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跌破了7.2,再次跌破了2020年前后的低点(当时大约为7.1),当前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2008年初以来的最低点,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首先,这个贬值很难用购买力平价来解释,因为人民币的通胀率远远低于美国,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人民币应该升值。最近人民银行的降息(及预期)大概能够解释一部分贬值,因为这意味着人民币资产的预期回报率降低了。但是如果降息的原因是中国通胀率很低,而如前所述持续低通胀意味着未来长期人民币应该升值,这个长期升值的预期应该促使即期人民币汇率升值。一反一正的两个效应,哪一个更大实际上很难判断。

本文猜测最近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国际贸易相对需求的变化带来的实际汇率的下降。实际汇率理论认为两国贸易中相对需求变弱的国家实际汇率要贬值,这个理论看起来很坚实,因为对贸易品需求强弱的相对变化将影响两国商品的相对交换价格(一国商品篮子能够交换更多或更少的它国商品篮子),这又将影响外汇市场需求的相对变化,从而影响名义汇率。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跨国公司对中国商品的相对需求似乎出现了某种趋势性的下降,把部分采购需求转移到了东南亚和印度等国。一个被广泛关注的新闻是,2023年前7个月中国的出口增速远远低于世界贸易额的增速(这意味着出口市场份额的下降)。根据上面的实际汇率理论,需求的变化可能带来了人民币实际汇率走低,从而带来名义汇率的贬值 (在短期价格粘性的情况下)。如果这个猜测是正确的,在海外出口需求得到改善之前,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将面临持续压力。

美元“迷思”与“大手大脚”

在许多宏大叙事中,美元是国际金融体系中某种神秘力量的关键。凯恩斯阐述清楚了宏观经济学中好几个重要的神秘力量,“勤俭悖论”就是其中之一,我感到这个概念扩展到国际经济关系上也是很有用处的,但要有稍微的修正。国际上能够让一国存放储蓄的地方不是太多,因为如前所述,国际储蓄存在哪里,哪里就需要承担贸易逆差(或减少顺差),哪里就容易发生经济萧条。每个国家都希望获得贸易顺差,那么谁来承担逆差呢?一个可能是,“大手大脚”的美国人(一位有高明商业洞察力和幽默感的朋友以生动的故事指出了这一点)会继续承担存放全球储蓄的主要功能,而这个较为独特的功能让美元显得特别和神秘,引发了很多的想象和“迷思”。

A股节后起飞!欧美股市继续暴涨,中概股涨超6%,人民币重回7.03

美股市继周一全线大涨后,昨晚继续暴涨。首先是昨天亚太股市大涨,港股由于重阳节休市,日经指数大涨2.96%,韩国综合大涨2.50%。亚太股市收盘后,欧非中东股市接力继续暴涨,英国富时100大涨2.57%,法国CAC40暴涨4.24%,德国DAX暴涨3.78%。

夜盘美股继续暴涨,道指大涨2.80%,纳指暴涨3.34%,中概互联网指数(KWEB)暴涨6.27%,拼多多涨6.10%,京东涨5.09%,理想汽车涨4.86%,阿里巴巴涨4.55%,新东方涨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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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股市外,原油、黄金等也大幅反弹,布伦特原油期货昨晚大涨3.26%,重回90美元,COMEX黄金大涨1.92%,COMEX白银大涨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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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本周全球股市包括大宗商品大反攻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节前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都可以归结为美债收益率和美元的飙升,作为全球资产的定价之锚,美元大幅走强一度逼近115,那用美元定价的大宗商品就会大跌,节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4%,股市也大跌。

而美债收益率和美元飙升主要是美联储激进加息导致的,9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点阵图显示年内可能还要加息100基点或者125基点。另外俄乌的一些新进展、北溪管道被炸导致欧洲衰退风险加大,以及英国离谱的减税政策,导致欧元、英镑暴跌,美元被动走强,冲击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偏好。

但是,节前韩国、日本、英国、中国央行等纷纷出手稳定汇率和市场,当时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在走出加速上涨后已经开始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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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期间出现了出现了两个新的消息:其一,美国公布的9月ISM制造业PMI指数为50.9,相比8月大幅下滑,且大幅低于市场预期,接近荣枯线,创逾两年新低,显示美国制造业景气度进一步回落;其二,瑞信危机酝酿,投资者开始预期美联储在危机爆发可能性加大的情况下会调整加息节奏,一些交易员押注美联储会比预期更早退出加息周期。

根据券商中国报道,联合国的一个机构表示,美联储和其他央行如果继续加息,可能会把全球经济推入衰退,继而陷入长期停滞。该机构呼吁美联储暂缓加息。美联储内部不少官员也开始调低加息调门。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是市场大反弹的主要原因,全球市场已经开始一轮纠偏行情。

虽然,我们认为美联储不会那么快转向,起码要等到美国通胀数据回落、失业率上升,但是全球股市暴力杀跌后具备超跌反弹基础,而且美债收益率和美元也大幅回落,不妨碍市场找理由来做多。

截止发稿,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回落至3.6%上方,美元指数回落到110上方,离岸人民币从一度逼近7.27回升至7.03,一周时间大涨240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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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A股在全球股市暴跌时候在场,在全球股市反弹的时候不在场,A股股民真是倒霉,这样下去,等A股开盘美股又要回调了。不过美股是否真的能走出持续性反弹还得看美国9月份的通胀数据,假期内需要关注的就是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

实际上,我们对节后A股相对乐观,9月份A股回调主要受外美元走强、人民币汇率贬值影响,而目前美元、美债收益率已大幅回落,人民币汇率也重回双向波动,A股走势将重回经济基本面,节后便是大会,有很大的政策博弈空间,4月27日A股见底就是因为大会。

风险提示: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文不构成投资建议,读者需独立思考

你了解人民币外汇期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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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证监会副主席表示将探索推进人民外汇期货上市,该发言曾引发了一番讨论的热潮,事实上,我国的人民币期货市场严重滞后于国际市场,伴随着人民币汇改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已经成为全球期货市场一股新生力量而备受国际的关注和世界的瞩目,目前该合约广泛分布于美国、南非、巴西、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境外金融市场。据《境外人民币外汇衍生品市场月度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2月底,共有10家交易所的人民币期货仍在交易,其中新交所、港交所、台期所三家交易所成交量占全市场的99.86%,成交金额占全市场的99.84%。今天小编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些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

美国

2006年8月,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率先推出了以人民币汇率为基础资产的外汇期货合约,包括人民币/美元、人民币/欧元以及人民币/日元这三种期货和期权合约,在其交易所的全球平台Golbex电子交易系统上开展交易,并选择了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作为首批人民币外汇期货的做市商。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的目的旨在掌握人民币的全球定价权。之后,芝商所又上线了人民币外汇期货的主力合约是标准美元/离岸人民币期货、标准美元/人民币期货、电子微型美元/离岸人民币期货和电子微型美元/人民币期货这四个合约品种。

作为全球最大的期货交易市场,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吸引着来自全球的商业银行、共同基金、对冲基金、跨国企业等机构参与人民币外汇期货合约交易。2013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决定在其欧洲交易所上市人民币期货产品,人民币外汇期货的国际交易市场再度拓展,根据交易所公布的数据,2013年人民币外汇期货合约累计成交18981份,比2012年增加363%,2013年末未平仓合约数为218份,比2012年末大幅上升648.5%。

南非

作为非洲最大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南非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JES)于2010年11月9日上市了人民币对兰特期货, 合约面值为人民币1万元,是全球人民币外汇期货中面值最小的合约,这与该交易所上市期货的策略与风格有关,最初上市的美元期货也是从最小的合约面值起步。此外,人民币对兰特期货合约以兰特进行现金结算,合约月份也主要为3月、6月、9月和12月,交易所同时也明确规定一旦市场上有特殊需求的也可以推出其他月份的合约以显示出合约在设计上的灵活性。

巴西

2011年8月15日巴西圣保罗证券期货交易所(BM&F Bovespa)推出了雷亚尔(Reals)对人民币期货,合约面值为人民币35万元,合约月份为12个连续月份合约,清算日和到期日均为合约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此外,该期货合约挂钩的雷亚尔对美元汇率属于交叉汇率,需要根据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雷亚尔对人民币汇率套算得出,其中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根据世界市场公司和路透社公布的数据,而雷亚尔对美元汇率则是巴西中央银行公布的官方汇率。

中国香港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香港已经成为了全球最重要的人民币离岸中心,与此同时,在港的金融机构与企业管理人民币汇率风险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为了让投资者能更便捷的对冲人民币汇率风险,在筹备了整整两年之后, 香港交易所电子平台于2012年9月17日正式推出了美元对人民币期货合约,为全球首只人民币可交收货币期货合约,合约面值为10万美元,保证金比例为1.24%,以人民币报价,在合约到期日以香港财资市场公会发布的美元对人民币即期定盘价为计价依据,按合约的美元价值以人民币进行实物交收。合约月份为即月、下三个历月以及之后的三个季月,该期货合约的推出将取代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合约而成为离岸人民币定价的权威工具。 目前港交所人民币货币期货、期权有6个品种,即美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美元兑人民币(香港)期权、欧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日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澳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和人民币(香港)兑美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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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

2015年7月20日,台期所挂牌两档人民币汇率期货商品,分别为合约规模2万美元的小型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期货及合约规模10万美元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期货。台期所公布的各商品年成交量统计表显示,2017年小型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期货比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期货的成交量大,小型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期货占二者成交量之和的79.87%。但就小型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期货自身而言,自2015年上市之后,近几年成交量逐年递减。

新加坡

作为除大中华地区以外的全球最大的人民币清算中心,2014年10月20日,新交所正式推出人民币期货合约,包括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期货和人民币兑美元期货合约,合约规模分别为10万美元和50万人民币。 此外这两款期货合约的合约月份均为13个连续月份合约和8个季度合约,这与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上市的人民币外汇合约是相同的。

目前新交所外汇期货中有关人民币汇率的期货有人民币兑新元外汇期货、人民币兑美元外汇期货、欧元兑离岸人民币外汇期货、新元兑离岸人民币外汇期货、美元兑离岸人民币外汇期货。2017年年初,新交所在上市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期货市场中所占的市场份额约为50%;2017年年底,这一比例达到75.5%。进入2018年,新交所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期货交易在3月有20天突破10亿美元大关,凸显了新交所人民币期货的强劲增长势头。新交所也表示,今后还将推出更多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全力支持以人民币为基础的贸易与支付结算。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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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创七个月新低逼近干预关口!日本要重演去年剧本?

随着日元汇率逼近去年11月以来的低点,日本政府出手干预以支撑日元的猜测愈演愈烈。口头警告、汇率审查等将是重要信号。

周五,日元兑美元汇率触及145.07,为去年11月中旬以来的首次,逼近去年日本政府出手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目前报1美元兑144.84日元。这再次引发了市场的猜测,即日本政府有可能再次出手干预以支撑日元。

(图中为日本政府9月和10月两次干预汇市的日元水平)

去年,在日本央行决定继续维持超宽松政策后,日元大跌:去年9月,日本政府和央行通过购买日元干预外汇市场,这是1998年以来的首次类似行动;去年10月,在日元跌至1美元兑151.94日元的32年低点后,日本央行再次出手干预。当时,日本斥资共计650亿美元购买日元,将日元从30年的低点拉回。

经济学家们认为,在日本政府进行干预之前,他们可能会使用口头警告。交易员正对日本央行“汇率审查”的任何信号保持警惕,即央行官员会给交易商打电话询问买入或卖出日元的价格,了解政府干预市场的可能成本和影响。另一个信号是,日本央行、日本财务省和监管机构日本金融厅可能举行三方会议。

上周,有媒体总结了一些日本官员在可能干预汇市前的典型用语,它们可能有助于判断日本政府是否又要出手。比如当汇率波动持续时,官员有这些说辞:“汇市的稳定很重要。”“汇率最好能反映日本的经济基本面。” “我们将继续监测汇市对经济的影响。”

经济学家们还表示,日元继续下跌的第一个门槛是1美元兑145日元,这是日本上次干预汇市的水平。如果日元跌破了这一门槛,下一个门槛可能是150。

摩根大通分析师认为,日元下跌背后的基本面暗示,其还有进一步的下跌空间。美联储仍在大举加息,而日本央行仍坚持其超宽松政策。野村证券外汇策略师 Yujiro Goto 表示,日元下跌的幅度和速度可能还不足以引发日本政府干预,但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明显上升”。

通常情况下,日本政府抛售日元是为了防止日元升值削弱日本商品在海外的竞争力,从而损害依赖出口的日本经济。但随着日元的疲软,日本的问题暴露得越来越严重,因为日本企业已将生产转移至海外,且日本经济严重依赖从燃料、原材料到机械零件等商品的进口。

目前,日本通胀率在5月降至3.2%,但仍高于日本央行2%的目标。如果日元的疲软和生活成本的上涨再次引起人们的愤怒,政府就面临着必须给予回应的压力。

政府干预外汇市场的目标包括_简述政府干预外汇市场的目标_干预外汇市场的主要目的是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出手干预日元并不容易,因为干预的成本很高且容易失败。即便是大举买入日元,与外汇市场每日7.5万亿美元的交易量相比也相形见绌。

他们还表示,日本政府必须动用日本的美元储备,将其兑换成日元。虽然日本拥有近1.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如果日本政府不断斥巨资购买日元,这些外汇储备的价值可能大幅缩水。这意味着日本能够持续捍卫日元的时间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