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借条到全球经济支柱：债券的底层逻辑与安全

1。从全球经济的柱子到支柱：债券的基本逻辑

华尔街教父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的主张揭示了纽带的本质。当希腊城市国家在公元前4世纪发行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市政债券时，当时威尼斯商人通过“高级代金券”筹集了海洋资金，这些债券注定要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加速器。

现代债券的确切结构是金融工程的模型：面对面的利率对应于资金的时间成本，对成熟的收益率意味着市场的期望，并且持续时间衡量了价格对利率的敏感性。在2023年美联储的积极利率上升期间，美国财政部30年的价格下跌了25％，这是对债券持续时间效应的现实解释 – 似乎稳定的资产实际上是潜在的。

2。安全表面下的礁石：低估的五个主要风险

2017年，波多黎各的政府债券违约，撕毁了市政债券的“绝对安全”面具。这种债券被穆迪（Moody's）评为A3，最终将所有资金丢给了持有养老金的普通投资者。债券市场有五个无形的杀手：

利率陷阱：债券价格和利率反向波动，全球债券市场在2022年蒸发了17万亿美元，在300年的财务历史记录信贷幻觉中定下了最大的年度损失：评级机构的滞后滞后。 2008年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AAA抵押债券在眨眼之间变成了“有毒资产”的流动性沼泽：平均每日交易公司债券市场的数量不到股票市场的1/10，在危机时期，它可能陷入“价格但没有市场”的绝望通货膨胀率：持有10年期债券的真正产量这是负面的，主要的购买力正在悄悄侵蚀条款：当利率下降时，可赎回的债券可能会提前赎回，导致投资者错过了资本收益3。机构：超过散户投资者认知大大维度的三个

布里奇沃特基金会在2020年流行病危机期间准确地卖空公司债券获得了47亿美元的利润，揭示了专业参与者的多维战斗：

收益曲线策略：当美国2 – 10年的美国国库NEVER倒转时，进行陡峭的交易以捕获经济复苏信贷差异的信号：比较CDS价格和债券收益率之间的差异，捕获市场定价偏差的凸度：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市场定价偏差： MBS债券负凸特性建立利率免疫力组合

散户投资者可以通过“阶梯策略”来使持续时间风险多样化：以1 – 10年债券的相等部分投资资金，并在最长期限内每年重新投资委托人的本金，动态平衡回报和流动性。

4。诺亚方舟在危机中：债券分配的黄金规则

当2008年全球股票市场下跌40％时，美国的长期国库债券违反了趋势，完美地解释了资产分配的真正含义。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创始人马科维茨（Markowitz）表明，与纯库存投资组合相比，60％股票 + 40％债券的波动率降低了35％，只有8％的回报率。

实际配置建议：

5。下一个十年：债券市场的范式革命

数字货币债券如火如荼。 2023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行的8亿元人民币数字绿色债券将实现全天候跨境和解。量化宽松退出后，债券收益中心的上升是一个已定局的结论。智能合约技术正在重建债券清算系统，传统的7天定居周期可能会缩短到分钟水平。

在AI驱动算法交易的时代，散户投资者需要更多地了解债券市场的基本法规 – 这不是保守派的避难所，而是智者和时间之间游戏的精确工具。当黑天鹅穿过天空时，那些能够真正忍受考验的天鹅总是那些透明风险本质的清晰头脑。

解析美元霸权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挑战美国

当今世界，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是基于其强大的科技和军事实力，但这种实力也通过美元霸权得到体现。

美元霸权使得美国经济能够不断向世界各国征收“美元霸权税”，美国经济从美元霸权中获益匪浅。要挑战美国的地位，首先必须瓦解美元霸权。

1.什么是美元霸权？

美元霸权实际上是指美元真正成为世界通用货币后，在履行其世界货币功能的过程中，利用其霸权地位给美国带来了诸多好处，给世界各国带来了诸多好处。一定程度上，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小国进行了剥削，变相使用“美元霸权税”，让其他国家承担了美国不应该承担的经济社会运行成本。

美元的霸权是由非常复杂的金融体系维持的。人类社会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国家通过不可兑换的纸币在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的基础上实行货币霸权。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和华尔街的金融市场操纵能力使得这种货币霸权得以实现。的形成成为可能。

2、美元霸权的形成

美元霸权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的。但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是美元霸权形成的重要基础。没有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没有后来的美元霸权的形成。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944年7月，西方世界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因而得名“布雷顿森林体系”。

会议历时三周，根据“白色计划”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银行条款》通过了《联合国货币和金融会议最终决议》。重建与发展”，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与随后的关税总协定一起，统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美元与黄金挂钩的黄金汇兑本位制，又称美元金本位制。该体系将美元置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美元相当于黄金的“等价物”（固定汇率为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

美国承诺以固定价格兑换黄金。各国货币都需要通过美元兑换成黄金。美元处于中心地位，发挥着世界货币的作用。因此，美元成为国际结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

之所以以美元为中心建立美元金本位，是因为二战期间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美国工业达到顶峰。美国GDP占世界GDP的56%，工业产值占世界40%以上。黄金储量占世界总量的75%。

以现代工业基础的钢铁和石油为例，美国钢铁产量占世界的63.92%，石油产量占世界70%以上。当时美国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和工业霸主，而其他亚洲和欧洲国家战后满目疮痍，急需美国支持重建。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促进了战后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二、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美元霸权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帮助各国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重建和金融体系的稳定。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先天缺陷。一方面需要美国经济赤字向其他国家出口美元，另一方面又需要美国经济持续强劲来保证美元的价值。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问题，它决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稳定性。

随着各国经济的快速复苏，美国占全球GDP的比重从二战后的56%迅速下降到1971年的35%，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美元危机，从而导致了布雷顿体系的结束1971年尼克松政府推行伍兹制度。

自1971年以来，美元从以黄金为支撑的货币转变为美国可以自行决定发行的全球储备货币工具。与此同时，美国继续出现经常账户和财政赤字。所谓美元霸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它仍然承担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责任，但与黄金脱钩。事实上，它仍然可以获得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超然地位，但它不再承诺其美元价值的稳定性。这也是霸权的根源。 ，美国可以利用其自主决定的美元价值向世界征收铸币税。

美元霸权本质上是一种地缘政治现象。美元不可兑换黄金，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着主要储备货币的角色。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的储备货币不再以黄金为基础，而是以美国的超级地缘政治力量为基础，迫使全球主要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定价。以美元计算。

三、美元霸权的特征

美元之所以能够形成霸权地位，需要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比例中占据垄断地位，在各国外汇储备中占据垄断地位，在外汇交易市场中占据垄断地位，并发挥全球货币的货币锚作用。以上都是缺一不可的。可见，美元霸权的形成并不容易。

一是国际贸易中以美元结算的货物比重。

以美元结算的比重远远超过其他货币，国际贸易普遍以美元计价和结算。

其次，美元储备占世界各国外汇储备的比重。

美元平均占各国外汇储备的65%以上，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

第三，在外汇交易中，以美元交易的比例。

在各国外汇市场中，美元交易在外汇市场中的比例平均在90%左右。在一些国家，外汇市场上美元交易的比例甚至高达99%以上。

最后，美元充当货币锚。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货币都与美元挂钩，利率市场也跟随美国。例如，美联储自2008年以来首次降息，甚至中国香港也立即宣布跟随美国降息0.25%。

（2019年一季度国际储备货币占比）

四、美元霸权的影响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欧元、日元等其他货币并未对美元地位构成重大挑战。美元仍然是全球经济的主要交易货币，也是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美元没有限制机制，美元币值的稳定只能靠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信用来维持。

在美元霸权之下，出现了这种独特的现象。美元是国际货币，可以通过发行美元用于购买其他国家的商品和服务以及进行境外投资。美元既可以在美国境外进行“体外循环”，也可以通过各国购买美国国债回流美国。

美元霸权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1、宏观视角

美国可以向世界各国征收铸币税，这是对美元征收的通货膨胀税。美国人可以印钞票，在世界各地购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

美国可以轻松应对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外汇储备不足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例如，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东南亚国家缺乏美元外汇储备，无法抵御以索罗斯为首的金融机构对其货币的卖空，引发了大规模的外资热潮。大规模撤离引发了东南亚国家严重的经济危机。韩国民众甚至走上街头捐赠金银等珠宝，帮助国家筹集外汇。美国不会担心这种情况发生。因为美国人可以自己印美元。

美元霸权也极大地提高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由于各国都需要美元作为储备来保证经济安全，因此它们必须竞相向美国出口自己的廉价商品，以换取美元外汇。这保证了美国人不仅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收入水平，而且拥有较低的物价水平。

美元的霸权不仅让美国人可以向全世界征税以获得高额收入，也保证了美国人能够以全球最低的价格购买到全世界的消费品。

2. 微观视角

对于美国企业来说，美元霸权带来的直接好处是美国企业对外支付时不存在汇率变动的风险。由于大部分结算都是美元，美国企业无需考虑外汇风险。

对于其他国家的企业来说，需要考虑本国货币和美元的外汇市场价值的波动。这种波动有时很大，对企业影响很大。

其次，美元霸权扩大了美国金融结构的利润空间。维持美元霸权的是美国华尔街的金融精英，而美元霸权又让美国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有了更大的盈利空间。

华尔街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与美元霸权密不可分。世界各地的公司都想在美国上市，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想到美国发行国债筹集美元。美国金融机构有无穷无尽的业务要做。

卢布兑美元暴跌超 30%，社科院专家：对俄罗斯国内影响大，将影响全球能源市场

2月28日亚洲交易时段，卢布兑美元暴跌逾30%，逼近120关口，创历史新低。搜狐财经联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建民。李建民表示，国际金融市场对卢比汇率暴跌发生了地震级反应。大宗商品价格也随之波动，我国股市随即受到影响和牵连。 “卢比贬值是预料之中的，实际上它兑欧元汇率大幅贬值。”

李建民表示，卢布大幅贬值对俄罗斯特别是普通居民影响很大。国内物价将出现新一轮上涨。高通胀形势下，居民消费生活将受到直接影响。

李建民指出，俄罗斯与外界的主要联系是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作为全球主要油气出口国，俄罗斯对乌克兰局势的后续行动将对全球能源市场产生较大影响。卢布仅在卢布区内影响较大，如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以及欧亚经济联盟的其他几个观察员国。 “卢布贬值将对地区内的贸易产生很大影响。比如哈萨克斯坦的货币这两天也受到了影响。”

对于全球市场，李建民认为，由于俄罗斯经济体量不是很大，只会通过油气价格大幅波动对全球市场产生影响。至于卢比的波动，不会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太大影响。 “从经济基本面来看，在当前复杂多层次的国际贸易关系下，对俄罗斯的影响程度可能相对可控。”

谈及卢布波动对中国投资的影响，李建民表示，除了在俄罗斯做生意的中国人可能受到影响外，大宗贸易不会产生直接影响。中俄长期协议的签署有利于稳定中国能源安全，支付体系合作保障能源安全，金融风险可控。

俄新社今天（2月28日）报道称，俄罗斯央行当天宣布将利率上调至20%，并准备采取进一步的利率调整措施。此次加息是为了抵消卢布贬值和通胀风险加大，增强存款吸引力。

对此，中国新供给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黄建辉向搜狐财经表示，短期来看，俄罗斯汇率主要取决于俄乌冲突影响；中长期来看，取决于俄罗斯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亚太地区期货期权成交量增长惊人，你知道原因吗？

亚太地区活跃，交易排名稳定有所变化

根据期货业协会（FIA）对全球80多家交易所数据的汇总统计，2023年全球期货和期权成交量为1372.93亿张合约，较2022年增长63.7%，首次突破1000亿张合约，创下历史新高。

【全球期货期权交易量创历史新高】

2023年，全球期货及期权交易量达到创纪录的1372.93亿手，较2022年增加534.45亿手，同比增长63.7%，远高于2022年的增速，也远高于过去六年的平均增速。这是全球交易量连续第六年创下纪录。创纪录的交易量由亚太市场的快速增长推动，其中印度和中国分别增长128.1%和25.6%。亚太市场较2022年增长一倍，增幅达104.4%，成为全球交易量创历史新高的主要推动力。中国和印度的交易量占全球总量的72.6%。

2023年全球期货交易量小幅下滑0.7%至290.97亿手，期权交易量则增长98.4%至1081.96亿手。全球期权交易继续呈现爆发式增长，交易量增长近一倍，成为2023年增长的根本动力。

2023年全球期货期权交易量增速为2010年以来最高。从区域来看，亚太地区成为2023年增长最快的地区。亚太地区交易量增长104.4%至1034.76亿手，位居区域交易排名首位，占全球交易量的75.4%，较2022年增加15.0个百分点，增速遥遥领先其他地区。其中，中国大陆交易量85.01亿手，印度交易量911.67亿手。中国和印度占亚太地区的96.3%，占全球的72.6%。 北美成交量增长6.2%至178.52亿手，占全球成交量的13.0%，较2022年下降7.0个百分点。欧洲成交量较去年温和增长2.6%至49.30亿手，占全球成交量的3.6%，较2022年下降2.1%。拉美地区与2022年基本持平，微增0.2%至86.37亿手。巴西成交量为83.15亿手，占拉美成交份额的96.3%，占全球成交份额的6.1%，较2022年下降3.9%。其他地区成交量大幅下降19.5%至23.97亿手，占全球成交量的1.7%，较2022年下降1.8%。

随着亚太地区交易量的激增，2023年亚太和北美地区占全球交易量的88.4%，较2022年上升8.0个百分点。2023年，新兴市场印度和中国分别以128.1%和25.6%的增长率成为全球期货和期权交易量创下新高的最直接驱动力。

分类别看，金融及商品期货期权成交量分别增长68.1%和27.8%，金融及商品交易双向增长助力成交量再创新高。金融总成交量1255.95亿手，同比增长68.1%，高于2022年同期43.7%的增速，占全球市场份额91.5%，较2022年提升2.4个百分点；商品总成交量116.98亿手，同比增长27.8%，较2022年13.6%的增速提升14.2个百分点，占全球市场份额8.5%，较2022年下降2.4个百分点。

按产品项目细分，金融产品中股指交易量增长最为强劲，创下998.52亿手的历史新高，增幅达105.4%，高于2022年的72.9%。其中印度贡献了2023年股指交易增量的99.6%，增幅达152.8%。印度股指844.26亿手的交易量也占2023年股指总交易量的84.6%，较2022年的68.7%上升了15.9个百分点。个股交易量继续呈现疲软趋势，环比下降4.8%，总交易量为125.84亿手。外汇交易也呈现下降趋势，总交易量为70.78亿手，环比下降8.2%。 但利率市场在2022年延续了稳健的增长态势，成交量为60.81亿手，较2022年增长18.2%；商品市场成交量普遍上涨，成交量均出现两位数增长，能源、农产品等商品期货成交量增幅超过30%。其他商品、农产品、能源、非贵金属、贵金属成交量分别为32.19亿手、31.33亿手、27.75亿手、18.56亿手、7.16亿手，增幅分别为28.9%、30.9%、34.2%、13.8%、27.0%。其他商品在全球成交量占比为2.34%，已持续超过农产品的2.3%和能源的2.0%的全球成交占比，继续稳居商品品种之首。

【2023年底总持仓量创历史新高】

2023年底，全球期货和期权总持仓量达到创纪录的12.53亿份合约，较2022年底10.86亿份合约的历史高点增长15.4%。

期货期权持仓较2022年增加1.67亿手，期权持仓增加17.8%至9.55亿手，期货持仓增加8.2%至2.98亿手，期货和期权市场份额较2022年分别下降和增加1.6个百分点。

按地区来看，截至2023年底，北美地区持仓量为6.49亿手，同比增长6.8%，仍占全球持仓量的一半以上，占比51.8%，位居持仓榜首位。欧洲地区持仓量增长17.7%至2.42亿手，仍以19.3%的占比位居持仓榜第二位。拉美地区持仓量增长57.4%，以2.06亿手位居持仓榜第三位，全球占比回升至16.4%，增长4.4个百分点。其他地区表现良好，成为唯一持仓量下降的地区，持仓量较2022年同期下降9.2%，仅占市场份额的2.7%。 亚太持仓较2022年增长17.2%，以1.23亿手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9.8%，全球份额仅增加0.1个百分点。

分类别看，2023年末，金融产品期货期权持仓占比88.9%，较2022年下降0.2个百分点；商品产品持仓占比11.1%，较2022年上升0.2个百分点。各类金融产品期货期权持仓较2022年整体呈上升趋势，利率、外汇、股指持仓分别增长42.4%、19.2%、17.3%，达2.12亿、0.5亿、3.11亿，个股持仓温和增长5.6%，达5.4亿。商品期货期权方面，除其他产品持仓减少2.8%外，贵金属、非贵金属、能源、农产品持仓同比分别增长33.3%、22.9%、20.6%、16.7%。

【全球交易所排名总体保持稳定，有所变化】

2023年，中国内地五家期货交易所整体表现良好，排名均进入前30名（广州期货交易所于2022年底开始交易，2023年纳入统计排名）。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广州期货交易所在全球交易所期货期权交易量排名中分别位列第7、第9、第10、第25和第29位。郑州商品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排名较2022年分别上升1位和2位，大连商品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排名与2022年持平。

全球交易所交易量前三名排名与2022年底相比没有变化，但前十名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NSE）、孟买证券交易所（BSE）、印度多种商品交易所（MCX）交易量均增长一倍以上。广州期货交易所和印度会员交易所（MEMX）也表现不俗。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巴西交易所（B3）、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CME Group）继续位居前三，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以122.5%的增幅继续保持交易量领先优势。

从场内衍生品交易手数来看，2023年全球排名前三的交易所分别为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巴西证券交易所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其中，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连续五年超越B3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排名第一，交易量为848.17亿手，同比增长122.5%。这主要得益于其Bank Nifty、CNX Nifty股票指数期权和Nifty金融服务指数期权交易量持续大幅增长。2023年，Bank Nifty、CNX Nifty股票指数期权和Nifty金融服务指数期权在全球场内金融衍生品排名中位居前三，增幅分别为119.5%、66.4%和1226.6%。这三种产品的交易占NSE总交易量的90.3%。 巴西交易所凭借其强大的 Bovespa 迷你指数期货交易基础和利率产品交易的大幅增长，继续超越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并保持第二位。该指数期货占 B3 总交易量的 46.1%，B3 总交易量为 83.15 亿手，较 2022 年增长 0.01%。

受利率、股指、农产品和能源交易强劲增长的推动，芝商所交易量上涨4.3%至60.99亿手，排名第三，这是芝商所三年来的最大增幅。孟买证券交易所以58.74亿手的交易量排名第四，这是该交易所首次进入前十，较2022年的排名大幅上升9位，以265.0%的增幅成为年度一大亮点，其标普敏感指数期权交易量达51.65亿手。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交易量温和增长6.7%至37.08亿手，排名从去年的第4位下滑至第5位。 洲际交易所（ICE）成交量为36.56亿手，同比温和增长6.4%，排名由2022年的第5位下滑至第6位。

郑州商品交易所升至第7位，成交量35.33亿手，增幅47.4%。纳斯达克排名第8，成交量32.04亿手，较2022年下降2位，微增1.8%。大连商品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分别以25.08亿手和22.27亿手的成交量排名第9和第10。伊斯坦布尔交易所和韩国交易所以20.86亿手和20.38亿手的成交量排名第11和第12，分别下降4位和2位。

从持仓量来看，2023年全球前三大交易所（清算所）分别为期权清算公司（OCC）、巴西交易所和欧洲期货交易所（Eurex），持仓量分别为4.83亿手、2.04亿手和1.15亿手。OCC凭借巨大的个股期权持仓量（3.18亿手）和ETF期权持仓量（1.3亿手）占据绝对优势。巴西交易所凭借股指期货和期权的雄厚基础以及利率的快速增长，排名第二。欧洲期货交易所持仓量下降5.0%。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持仓量增长8.1%至1.05亿手，排名第四。 洲际交易所（ICE）、莫斯科交易所（MOEX）、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泛欧交易所、南非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JSE）、多伦多证券交易所集团（TMX）位列第五至第十位，持仓量分别为8171万手、4661万手、3625万手、1942万手、1671万手、1560万手。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持仓量分别位列第13、14、17、24、31位，持仓量分别为1354万手、1344万手、981万手、185万手、64万手。

广州期货交易所4125.6%的增幅成为2023年的亮点，位居持仓增幅榜首。莫斯科交易所以268.6%的增幅位居第二。（作者单位：大连商品交易所）

高德胜：人民币升值会影响中国出口的实证与近年出口表现

【文/高德胜】

去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美联储放水3万亿美元，美元指数大幅走弱，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 如今美国政府强力财政刺激和超宽松货币政策仍在持续，未来人民币汇率将如何走？ 这个问题越来越现实地摆在人们面前。 它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特别关注。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始终有一个声音挥之不去，那就是“人民币升值会影响中国出口”。 这种观点深藏在很多人的心中，从普通学者到宏观管理者，从商界人士到普通百姓。 它流传久远，影响根深蒂固，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问题确实需要重新审视和澄清。

中国自2005年8月开始的浮动汇率改革进程并没有提供所谓“升值影响出口”的证据，但却提供了反证据。 仔细审视其他一些国家的历史经验，并不支持这样的结论。

理论是对现实及其假设和适用条件的抽象。 如果前提或条件发生变化，其对现实的反映就会被扭曲。

近年来中国汇率改革与出口表现的实证证据

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影响来源于西方经济学的价格理论。 人们认为，汇率升值将导致外币出口商品价格上涨，导致需求减少，从而削弱出口竞争力。

但从历史经验来看，回顾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进程，并没有出现人民币升值削弱中国出口的情况。

2005年之前，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挂钩，兑美元汇率保持不变。 2005年8月开始，中国启动人民币汇率由固定汇率改为浮动汇率的改革。 2005年至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20%。 但中国出口仍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20%。 达到23%，增速高于升值前。 这一时期也是2000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这说明中国出口并未受到汇率升值的限制。

与此同时，我国出口产品不断从简单加工向深加工延伸，出口产品种类从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基本消费品向机电产品拓展。 出口附加值提高，产业链拉长。 出口企业针对汇率变化和国际市场，锤炼和提高了技术水平、经营管理和竞争力，出口效率也有所提高。

2000年至2010年间，中国出口唯一一次出现负增长是在2009年。在此期间，人民币汇率并未升值。 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疲软、国际需求下降造成的，与人民币汇率无关。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为减轻国际需求下降对出口的影响，中国采取了提高出口退税率等一揽子鼓励出口措施，降低企业出口成本。 但出口企业因出口退税而降低的成本立即转化为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普遍下降，而中国企业本身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实惠。 与此同时，尽管出口价格下降，但2008年我国出口增速仍然下降，2009年甚至出现出口负增长。这说明出口价格下降并不一定能提高出口竞争力、增加出口。

中美贸易战以及2018年以来中国对美出口表现，为观察这一问题提供了最新例证。 美国自2018年3月起对华发起贸易战，加征关税导致中国输美产品价格上涨（效果类似于汇率升值对物价的影响）。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仅在2019年有所下降，其他两年均增长良好。 201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478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3%； 2019年，中国对美国出口4185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2.5%； 2020年，中国对美国出口452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1%。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2020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是在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全年升值76个点，升值幅度6.47%）的背景下实现的，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大规模加征25%高额关税。 的。 2020年，中国重回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达3169亿美元，比贸易战前的2017年增长14.9%。 这说明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大部分属于刚性需求，“替代”中国进口并不容易。

2020年，尽管人民币汇率大幅上涨，中国不仅对美国出口实现增长，对全球出口也稳步增长，成为全球唯一实现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货物贸易、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 全年我国出口17.9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4%； 贸易顺差3.7万亿元，增长27.4%。 以美元计的对外贸易顺差5350.3亿美元，创1950年以来第二高纪录。同时，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再创新高，东盟和欧洲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第一、第二位最大的贸易伙伴。

人民币升值并未对中国出口增长产生明显影响，说明中国制造、中国供应链具备一定的综合竞争力。 中国外贸韧性超外界预期。 汇率并不是决定出口增减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出口依靠廉价为主要竞争力的阶段似乎正在过去。

被误解已久的“广场协议”

另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美日之间的“广场协议”。 人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是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和“失去的20年”的原因，具有警示意义。 以及反对汇率升值的依据。 这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和理论腐败。

事实上，在广场协议之前的20世纪70年代，日元也经历了大幅升值，累计升值117%。 日本出口稳定增长，经济增速在短暂触底后强劲反弹至5%以上。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GDP增速在1988年达到6.79%的历史峰值。与此同时，日本出口在整个80年代持续增长，翻了一番。 原因很简单。 由于日元汇率升值，出口价格上涨也带动单位商品出口额增加。

可见，日元升值并没有真正限制日本的出口。 另一方面，日元升值大大增强了日本企业海外并购和全球扩张的实力。 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这一时期日本海外投资迅速扩张。 到20世纪末，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和海外法人的海外产值甚至超过了日本的出口总额。 这一时期也是日本银行业向海外扩张的时期。 日本通过“融资进口”和“发展进口”的对外投资战略，不仅确保了对海外资源的控制，而且还随着日元大幅升值获得了额外的对外借贷收入。

有人认为，《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是日本泡沫经济的原因，这无法解释同期与美国签署《广场协议》的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 1985年，德、法、英、日四国签署《广场协议》，人民币大幅、快速升值。 1985年至1987年，日元兑美元升值幅度最高达到99.78%。 同期，德国马克升值101.27%，法郎升值最高100.55%，英镑升值66.98%。 但德国、法国、英国并没有出现泡沫经济，也没有出现“失去的20年”。 可见，日本的泡沫经济并不是汇率快速升值造成的，而是日本自身因素造成的，包括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等。 、经济政策等原因。

日本泡沫经济的出现主要是由日本的扩张性经济政策造成的。 由于日本政府认为升值将打击日本出口并对国内经济产生收缩效应，因此在日元大幅升值后，日本采取了持续扩张的货币政策，特别是超低利率政策。 货币供应量激增，资金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体系内部流通。 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形成股市和房地产泡沫，导致泡沫经济。 另外，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失去的20年”，也与其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有关（相关学者已经出版专着，这里不再赘述）。

如果盲目照搬，理论就会变成教条。

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价格只是影响出口的因素之一，但绝不是关键因素。 决定出口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那些认为“汇率升值影响出口”的人的误解在于，他们片面、狭隘地照搬西方经济学的一般结论，而忽视了其假设和约束。

首先，这个结论来自西方经济学的价格决定需求理论。 其理论假设是市场是充分竞争和自由的，消费者可以在同类商品中自由选择和替代。 然而，这与现实世界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直到今天，自由市场仍然只是理论上的存在。 现实中，我们看到了太多贸易壁垒、出口限制、国际政治博弈等非自由市场因素。

其次，这一结论的成立还取决于商品价格变化时消费者的需求弹性足够大。 现实情况是，消费者的选择往往是由消费习惯、文化心理、情感因素、品牌忠诚度、产品设计、质量差异、供需差距、供应链依赖等多种因素决定的，价格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夸大价格的影响可能会导致片面的结论。

如果忽视理论的前提，忽视理论的约束，不结合各国的具体发展阶段，照搬西方理论的结论而不进行分析，理论就成为教条。 抱着这种教条来分析和观察中国经济，是片面的、僵化的； 用它来指导和管理宏观经济也是有害的。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进步，中国制造已经具备相当的成本优势和综合竞争力。 例如，疫情发生后，美国从主要贸易伙伴进口的制成品价格大幅上涨，涨幅为1.6%至9.3%，而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仅上涨0.7%。

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外贸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5.4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2.2%。 其中，出口3.06万亿元，增长50.1%； 贸易顺差6758.6亿元。 对美国出口5253.9亿元，增长75.1%； 对美国贸易顺差3344.1亿元，增长88.2%。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适当提高出口产品价格，人民币有进一步升值的空间和支撑。

中国正处于新的发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 廉价不应该继续成为中国制造的标签，也不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 人民币升值后，一些出口低端制造业产品的企业可能会被淘汰。 这也倒逼中国企业加快技术升级，实现从低价取胜到依靠质量和技术取胜的转变，从而提升中国制造的附加值、品牌和竞争力。 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汇率升值使得同等数量的出口商品能够实现更多的价值，劳动价值通过出口额的增加得到适当体现，企业获得更大的出口效益，有利于提高国民总收入，增加国民财富，并提高国民福利水平。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汇率升值绝不是出口和增长的“陷阱”。 相反，它对于一个国家收入的增加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日本、德国的历史经验也表明，汇率升值对其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远大于实际GDP增长的贡献。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1975年至1991年16年间，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长4.4%，累计增速达99.6%； 日元兑美元年均升值率为5.1%，累计升值率为120.3%。 。 从日本以美元计算的人均GDP增长来看，日元兑美元升值的贡献大于实际GDP增长的贡献。 1971年至1987年16年间，德国实际GDP年均增长2.3%，累计增长率达43.2%； 德国马克兑美元年均升值4.3%，累计升值95.1%。 从德国以美元计算的人均GDP增长来看，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的贡献远大于德国GDP实际增长的贡献。

现阶段，中国已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处于发展的历史关口，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变。 可以说，中国已经走过了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和价格为主的竞争初级阶段，正在转向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为核心竞争力的高质量发展。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立足中国，着眼中国经济实际，与时俱进，抛弃固有思维和理论教条的束缚，努力推动中国走向世界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建设新时代。 为发展格局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