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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汇率

战争结束了,黄金还会继续上涨吗?

底层逻辑,离境税。

就像汇率不可能一直跌下去一样,黄金也不可能一直涨下去。央行会动用外汇储备保汇率,上海黄金交易所也会砸盘稳金价。央行连续9个月增加黄金储备,不仅仅是要对抗美元霸权,也是在给人民币保卫战储备弹药。

你不能说干预行为不是市场行为,而是应该理解为,干预本身就是市场的一部分,不要去较真,要去顺应规律。人民币从来都是管制货币,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而黄金本身就是人民币管控的一部分。听朋友讲,目前他们黄金板料属于供不应求,买不到的。

有人说9月底各国央行都有砸盘行为,是因为战争要结束了吗?那黄金避险的行为,这个情绪就没有那么高涨了吗?我想说,但愿你们说的是真的。我们期望世界和平,但现实很骨感。抛开战争不谈,我们本身处于货币超发的状态当中,人民币的购买力在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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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超发?举个例子,法律规定央行不能直接印钱投资,所以设计了一套路径。首先鼓励商业银行去买地方债债券,银行在买到债券后可以拿去央行抵押,抵押利息很低,也就意味着谁买的债券越多,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央行低息贷款就可以去放贷赚利差。而这些贷款就是央行印出来的钱,而货币本身就有货币乘数,大概是7倍左右,印1000亿到市场上就是70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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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乘数的基础就是M1M2,然而M1M2的增速处于倒挂状态。M2的疯涨意味着印出来的钱还在金融机构空转,不是已经购买了地方债吗?怎么就空转了?很明显,这是因为地方并没有把钱取出来花掉。地方债对应的底层资产是基建,这说明基建已经相对饱和这是事实。

在合规的情况下没什么可建的了,钱反而花不掉,印出来的钱花不掉,这是什么概念?地方债有两个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一般债券,纯公益的一部分是专项债券,半公益半商业。专项债的要求是你最起码这个底层资产的未来收益,能覆盖本息,结果有多大比例的专项债不能覆盖本息,甚至连利息都覆盖不了了就发生了。一边是地方债赶进度去发放,一边是债务规模庞大,有很大的风险需要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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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底层资产那些所谓的基建。我们以省为单位,比如说某个西南省份发了很多债来修路修桥,利润部分比如请工程师的钱,买设备租设备的钱,还是被南方发达省份的高技术行业赚走了,留下来的路和桥的确美丽。但是产生的利润微不足道,甚至不够维护翻新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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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债是你欠的但是利润却被拿走了,造成了当地的资本积累率下降,负债越来越多。但是钱去哪了?就是这个原因。同理把省换成国外汇管控的本质目的就是防止资本外流,而资本的本质就是收割了普通人的劳动剩余。

如何让这些劳动剩余不跑路?那就是在境内搞蓄水池。只要蓄水池能一直涨,资本它是没有理由逃跑的。就好比土地里的水分被蒸发到天上,变成雨落到地面汇聚成河流,如果不人为的蓄水去灌溉土地,那土地早晚会干涸会皲裂的。我们认可蓄水池这个理念,但是用房地产做蓄水池,以我们目前的认知,我没办法说它对,也没办法说它错,因为这已经是既定事实。现在的问题是蓄水池它不涨了,那资本肯定会寻找下一个能往上涨的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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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老美的国债,资本逐利这无可厚非,国内的水流向哪个方向还是未知数,流向股市。兄弟我劝你善良别害别人了,那买点黄金,不求增值但求保值没问题。在外汇管控的状态下,黄金流通性无疑是更高的。有人说买纸黄金是一样的,抱歉对于我这种传统的人来说,眼见为实,许老板拿着肉眼可见的土地,都能给你杠杆出来2万亿。马老板说大数据可以放贷款,对不起,我不相信你的服务器和你制造的数据,你们两个人好的时候那是绝代双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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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你们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呢?我还是觉得这个银行的当铺思维挺稳妥的。我对外汇管控的唯一要求就是增收离境税,不是说收了离境税外资就更不敢来了。

我不是要你因噎废食不要抬杠,而是要你做好穿透。举例子一个土生土长的国人在国内积累了很多资源,杠杆了很多资产,现在他在不注销户籍的前提下又去办了其他国家的护照,在国内他依然是个爱国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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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外国他利用境外身份注册离岸公司,反向收购境内主体的股权,因为收购存在过桥资金的问题,所以他引入了很多境外战投,造成了自己是外面的所谓外商的既定事实。其实这些外商的投资就是过桥资金而已,现在他合理合法的把境内的劳动剩余带去境外。这种人难道穿透不出来吗?我想问。

出口大涨,人民币却跌破7:外贸商收到美元,直接存进了美国银行

4月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8.9%,经济发展挺好,为什么人民币还是破7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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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全都跌破了7,成为去年12月之后的首次。这让很多人都非常惊讶,因为咱们4月的外贸成绩不是挺好的吗?怎么人民币就跌了呢?

4月,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是3.4万亿元,贸易顺差6184亿元,如果以美元计算的话,是902.1亿美元(新华社数据)。这个数据说明出口生意确实还不错,不过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就是有些出口企业在囤积美元应收款项。

囤积美元是个什么操作呢?现在大部分国家做生意,还是主要用美元结算,所以咱们的出口商赚回来的也以美元为主。赚了钱,老板只兑换够开工资的人民币,剩下的都存进银行吃利息,就是囤积美元。

为什么存美元不存人民币?这是因为目前国内,人民币的存款利率基本在3%以里;而不少银行的美元定期存款,年化率在5%左右,有的甚至能到5.5%(北京青年报数据)。你存1万美元本金,一年能挣500美元利息。心动的人不少,手里没有美元的还得现兑换,那做出口买卖的挣的就是美元,自然就存上了。

虽然我们4月以美元计,贸易顺差增长了82.3%,从理论上说,应该推动人民币一路走强。但如果这些钱大部分都没有转换成人民币,是没有办法对市场形成汇率推动的,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其实从年初开始,国内这个结汇率就一直是整体偏低,说明大家赚了美元大部分都没换成人民币,也就导致了人民币有所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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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5月17日22时美元指数走势

当然,人民币汇率走低,不光是因为国内企业攥着美元不撒手,美国债务危机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耶伦已经预告,6月1日将是美债违约的死线,对于提高债务上限的谈判,两党必须要在此之前掰扯完。否则到那个时候能用的资金都花完了,政府要停摆,美国经济也要大地震。

拜登在前往日本参加G7峰会之前,把两党话事人请到白宫,面对面地谈判,没谈出任何结果。这就导致拜登决定缩短亚洲之旅,什么太平洋岛国论坛、四边机制峰会,都统统放鸽子不去了,一门心思回美国接着商量债务上限的事。

反对无条件提高债务上限的共和党代表、众议长麦卡锡最新回应称,他觉得不会真的出现违约。话虽如此,在此之前全世界的避险意识都被拔高了一大截,欧美不少金融机构把新兴市场上的资金撤回本土,导致美元在短期内开始走强,人民币也应声下跌。

我看到有很多人说,美国都要债务违约了,为什么中国3月还要增持20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是1436.7亿)的美债,这不是救美国,帮美元走强吗?但是大家不要忘记,3月美国的银行业暴雷了,它背后是美国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危机。而美债是目前为止流动性最好、最安全的资产,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出于一种避险的考虑购入了美债。何况美国的债务是31.4万亿美元,我们买的这点美债属于杯水车薪,并不能解决美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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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

那么这次人民币走低,会长期持续下去吗?我认为是不会的,而且人民币也不会跌回去年7.30那种低点。

美元的存款利率基本上已经顶天了,没有什么扩大的可能,而我们的经济确实也在逐步恢复发展,结汇率偏低的情况会慢慢地改善,人民币并没有较大贬值的空间。

从美债危机的角度来说,美国不可能真的违约,俄乌冲突让世界格局大洗牌,已经让美国很有危机感了,如果真的违约了,以美元为基础建立的霸权体系马上就会瓦解,美国不可能这么干。所以,因为美债产生的汇率波动终归要平息,而过了这一关,还有经济硬着陆这一块儿在等着美国,美元的走势很可能是先涨后跌。

过去5年里,人民币曾3次对美元破7,前两次我们花了5个月的时间重回7以下,去年,也就是最近一次只用了3个月,这说明我们的外汇市场是很有韧性的,而且人民币汇率自身也具有纠偏的力量和机制,可以在一个均衡合理的水平上基本稳定住,大家不妨给人民币更多的信心。

余永定 |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进

1994年,中国成功进行汇改,建立了单一汇率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处于缓慢小幅上升状态。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羊群效应导致的资本外流,人民币出现贬值压力。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中国政府执行了事实上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2002年,中国经济强劲回升,贸易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大量增加,人民币出现升值压力。为了抑制汇率升值,央行大力干预外汇市场,外汇储备由2001年年底的2122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年底的2864亿美元。2003年,中国继续保持双顺差,升值压力进一步上升。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渐高涨。“人民币升值还是不升值?”,这在2003年至2005年期间成为当时经济学界最具争议性的政策问题。

反对人民币升值的主要论点是,中国外贸企业的盈利水平都很低,平均利润率大致只有2%左右,如果让人民币小幅升值,大批外贸企业就会破产。而政府当时担心:一旦允许人民币升值,出口增速将会下降,进而导致2002年开始的经济复苏夭折。于是,人民币同美元脱钩并走向升值的问题被暂时搁置。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放弃钉住美元,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此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便开始了一个长达10年左右的持续、缓慢升值过程。

汇率低估和缓慢升值一方面使中国得以维持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则吸引了相当数量的热钱涌入。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持续增加。而双顺差又转化为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突然倒闭,美国金融、经济危机急剧恶化。2009年3月1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指出,“我们把巨额资金借给美国,当然关心我们资产的安全。说句老实话,我确实有些担心。因而我想通过你再次重申,要求美国保持信用,信守承诺,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

事实上,自2002年2月至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元出现了所谓的“战略性贬值”,美元指数一路下跌。2009年初,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美元陷阱”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得到了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变成了财政部券(T- bills)共和国,中国领导人好像一觉醒来,突然发现他们有麻烦了。虽然他们现在对财政部券的低收益似乎仍不太在乎,但他们显然担心美元贬值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资本损失,因为中国外储的70%是美元资产。减持美元资产势在必行,但有一个障碍,这就是中国持有的美元太多,如果中国抛售美元,就必然导致美元贬值,并进而造成中国领导人所担心的资本损失。正如凯恩斯所说,“当你欠银行1万镑时,你受银行的摆布。当你欠银行100万英镑时,银行将受你摆布”。

2009年3月23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他提出,“将成员国以现有储备货币积累的储备集中管理,设定以SDR计值的基金单位,允许各投资者使用现有储备货币自由认购,需要时再赎回所需的储备货币”。事实上,早在1980年,美联储就推出过所谓的替代帐户(substitution account)。外国持有者可将国别货币(主要是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转化为以SDR计价的储备资产并存入替代帐户,在以后可根据需要再将SDR储备资产转换为国别货币计价的储备资产。在美元贬值压力严重的时候,替代帐户可以使美元储备资产持有者减少损失,从而减轻美元储备资产持有者抛售美元资产的压力。

可能同用SDR取代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张受到冷遇有关,从2009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然而,本币国际化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世界上很少有国家把本币国际化作为一项政策加以推进。德国始终回避马克国际化。日本一度想推进日元国际化,但很快搁置了这一政策。

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正式启动。此后人民币进口结算和香港人民币存款额迅速增长。学界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普遍十分乐观。一些人预测,在今后两年香港人民币存款将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

为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必须解决如何为人民币资产的潜在持有者提供人民币的问题。美国是通过维持经常项目逆差为世界提供美元的。中国是个经常项目顺差国,如果希望通过进口结算为非居民提供人民币,中国就不得不增加自己持有的美元资产。在这种情况下,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不但不会因人民币国际化而削弱,反而会得到加强。如果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之一是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减少由于持有美元资产而遭受损失,靠进口结算为海外提供人民币显然是南辕北辙。更何况,我们在推动人民币结算的同时,并未相应推动人民币计价。显然,当时非居民之所以愿意接受人民币结算,持有人民币资产(中国的负债),是因为人民币处于升值通道,一旦人民币升值预期消失,非居民很可能就会抛售他们持有的人民币资产。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演进也证实了这种推断。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推进,如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进行货币互换,为国际性或区域性金融机构提供人民币等。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可持续的路线似乎应该是通过资本项目逆差向世界提供人民币流动性(海外人民币直接投资、海外人民币贷款和购买海外机构发行的人民币债券-熊猫债券等)。无论如何,事实告诉我们,人民币国际化是个长期过程,应该由市场来推动。揠苗助长式的人为推动,不但成本巨大,而且欲速则不达。

进入2012年,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差强人意,中国人民银行似乎对缓慢的资本项目自由化进展失去了耐心。加快资本项目自由化突然被摆到十分突出的位置。2012年初 ,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目前我国的资本兑换管制难以为继,而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已经成熟,应与利率汇率改革协调推进。 央行的观点得到经济学界主流的支持。少数派则坚持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应该遵循国际上公认的时序,即先完成汇率制度改革,然后再谈资本账户开放(这里实际上是指全面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化并非当务之急。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将“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明确为我国金融改革的任务之一。此时,围绕资本账户开放是否应该“加快”以及是否应该设定路线图与时间表问题,展开了新的一波争论。许多官员和学者提出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时间表:2015年实现人民币资本账户下基本可兑换;2020年实现完全可兑换。

2014年是人民币汇率走势的转折点。2014年之前,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长期“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在绝大多数时间内处于巨大的升值压力之下。2014 年第三季度之后,由于国内、外经济基本面的变化,中国开始出现资本账户逆差和人民币贬值压力。

为了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市场供求的作用,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进行改革。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一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

“8·11”汇改之前,多数人预期当年年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可能贬值2%或3%。但汇改本身刺激了贬值预期,8月11日,人民币汇率开盘后迅速贬值,很快逼近2%的每日下限。汇改之后,市场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普遍飙升。贬值预期导致资本外流急剧增加,资本外流反过来又加剧了贬值压力。

尽管启动汇改的时间没有选择好,“8·11”汇改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遗憾的是,央行在面对汇率大幅度下调时,没有沉住气。或许再坚持一、两个礼拜,汇率就可能会稳定下来。根据韩国、阿根廷、巴西等国的经验,以中国当时强大的经济基本面来看,人民币汇率出现持续暴跌的情形是难以想象的。

8月13日以后,央行基本上执行了类似“爬行盯住”的汇率政策。通过大力干预外汇市场,力图把汇率贬值预期按回“潘朵拉的盒子”。央行并不想无休止地干预外汇市场,但一旦央行停止或减少干预,汇率就会马上下跌。为了扭转这种局面,2015年12月,央行公布了确定汇率中间价时所参考的三个货币篮子: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指数、BIS和SDR。2016年2月,央行进一步明确,做市商的报价要参考前日的收盘价加上24小时之内篮子汇率的变化。央行的“收盘价+24小时篮子货币”定价机制,得到了市场的较好评价。

在2015年8月13日到2016年底的一段时间内,央行采取了“且战且走”的战略,在阻滞人民币贬值的过程中,外汇储备减少了近1万亿美元。可以讨论的问题是,如果当初不干预,人民币汇率是否会一溃千里,以致引发一场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花费相当数量的外汇储备或许值得。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想想,1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在整个东亚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承诺提供给泰国、韩国和印尼的所有救援资金合计为1200亿美元。事实上,在2014-2016年执行汇率维稳政策期间,中国所用掉的外汇储备不仅大大超过了东亚金融危机所用的外汇,而且超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可直接使用的全部资源。

令人不解的是,对许多学者和官员来说,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在一年多时间里用掉1万亿外汇储备并不是一个问题。进入2017年,人民币汇率终于企稳、中国外汇储备重新站稳3万亿美元。于是,一些学者称,中国需要在“保汇率”或者“保外储”二者中进行选择的观点已经被“证伪”。如果不干预外汇市场,就不会损失1万亿外汇储备。这难道还有什么好争论的吗?

唯一值得考虑的是,如果不干预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是否会急剧下跌,进而导致一场严重金融危机?这是一个在事后已经无法用事实回答的问题。但是,第一,世界经济史上我们能找到这样一个先例吗?一个国家维持了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有着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长期资本流入强劲、财政状况良好、银行体系基本健康、有极强的危机管理能力、随时可以重新实行资本管制、有着近四万亿外汇储备,而这个国家的汇率竟然会在央行不加干预的前提下一泻千里!第二,2015年5月以后中国股市的经验也可资参考。刚开始时,“国家队”花了数万亿人民币入市干预也没有稳住股市。而在停止干预后,股市在跌至2850点之后最终也稳定了。像股票、货币这些金融资产的价格,本身就有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超调是暂时的。除非基本面出了大问题,这些资产的价格不会一路暴跌,以至导致金融危机。第三,2019年8月5日“破7”的经验可以说是一种波普意义上的“决定性判决”。直到8月4日,学界的主流观点依然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能“破7”,一旦“破7”,汇率就会直线下跌,直至导致金融危机。“破7”之后发生了什么?人民币汇率不但没有像学者们所担心的那样大幅度贬值,甚至连茶杯里的风波都没有出现。可以说,8月5日“破7”的“实验”最终否定了“人民币汇率不能跌破某一特定点位,否则就会大祸临头”的观点。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你是否依然那么确信,在2015年和2016年,如果央行不执行汇率维稳政策,人民币将会持续大幅贬值,导致中国发生金融危机吗?

2016年底2017年初,人民币汇率重新趋于稳定。有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应该归功于8.11汇改之后的汇率维稳政策,以及“收盘价+篮子货币”定价机制的推出。事实上真是如此吗?在汇率定价规则中加入“篮子货币”成分,的确使得汇率变动变得更难以预测,有助于抑制针对人民币的投机活动。但是,人民币汇率得以稳定的真正原因无疑是后来强化的资本管制和中国经济基本面在2016年之后的逐步改善。不仅如此,在2016年底2017年初,由于美元指数的贬值,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汇率都实现了企稳回升。

2017年中国外汇储备又回到了3万亿美元以上。但1万亿外汇储备已经无可挽回地丢失了。现在来看,如果在2015年和2016年央行不干预外汇市场,即便人民币汇率有较大幅度下跌,到2017年人民币汇率也是会企稳回升的。更直白地说,1万亿外汇储备花得冤枉。退一步讲,即便是以1万亿美元的代价换来了汇率的自主稳定,代价也未免太高。

当然,用掉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并不等于中国损失了1万亿美元,但你必须证明这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藏汇于民”了。本来是由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现在变成了由普通居民持有的海外资产,这有什么不好的呢?可惜,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和海外投资头寸表并不支持“藏汇于民”的说法。例如,从2014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末,中国累积的经常项目顺差为0.75万亿美元,但在外汇储备下降1万亿美元的同时,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上居民对外净资产仅增加了0.9万亿美元。如果真是“藏汇于民了”,按照定义,在此期间中国居民海外净资产应该增加1.75万亿美元而不是0.9万亿美元。高达0.85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哪里去了?其实对于“哪里去了”,大家是心知肚明的。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华人新增的巨额不动产已经给我们提供了部分答案。当然,资本外逃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赖于中国经济体制、金融体系和汇率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例如,如果我们不能彻底解决产权保护问题,资本外逃问题就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2018年以后,央行停止了常态化干预。但“前日收盘价+24小时篮子汇率”汇率中间价定价公式并未退出舞台。不仅如此,我们时不时还要为搞清楚什么是“逆周期因子”以及如何计算“逆周期因子”而大伤脑筋。至于在现实中,汇率中间价定价公式和逆周期因子在汇率决定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就只有央行和外汇管理局清楚了。央行引入的“逆周期因子”实质上是要把比较透明的汇率定价规则变回不透明,以给央行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但这样做有必要吗?中国早就具备了实现浮动汇率制度的条件。浮动汇率也不意味着央行不能干预外汇市场,抑制汇率的过度波动。如果不想一步到位实行“清洁浮动”,也可以通过降低“篮子货币”的权重,回到“8.11汇改”的起点上,而不必在逆周期因子上做文章。这也免得授人以柄,让美国人在中国汇率政策透明性的问题上做文章。

中国的汇率政策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发展战略密不可分。“出口导向创汇经济”有其历史功绩,但凡事都有一个度。由于没有及早调整,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最终造就了一个畸形的海外资产负债结构。由于长期维持双顺差,尽管中国拥有近两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但因负债(主要是FDI)回报率较高,资产(主要是以美国国债为主的外汇储备)回报率较低,中国在近十年来投资收益几乎都为逆差。以2008年为例,根据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的研究,发达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回报率为22%。而当年美国国库券的回报率不会超过3%。

除海外资产负债结构畸形之外,令人扼腕的是,尽管中国持续输出资本,中国的海外净资产却不见增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的海外净资产接近两万亿美元,但到2016年底,中国的海外净资产却大约只为1.75万亿美元。而造成这种只见向海外输出资源(资本),却不见海外资产增长的主要原因则是资本外逃。此外,中国的海外资产主要是美元资产、以美元计价,其安全性完全取决于美国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及中美之间的政治关系。

中国的海外资产负债结构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如果导致中国投资收入不能正常增长的趋势得不到及时扭转,中国将继续维持投资收益逆差。由于老龄化等问题,中国的储蓄率将会逐步下降,中国的贸易顺差将会逐步减少。如果投资收益逆差持续增加,贸易顺差持续减少,中国就可能出现经常项目逆差。进入老龄化阶段的中国一旦陷入这种状况,中国的对外经济部门就有可能变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沉重包袱、而不是重要推动力。

海外资产负债结构的调整将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汇率制度改革在这个复杂工程中占有特殊地位。在过去数十年中,使“出口导向创汇经济”战略得以成为事实,并妨碍这一战略进行转型的必要条件,就是人民币汇率的长期低估。而自2015年以来,汇率缺乏弹性又为投机资本的套利、套汇和资本外逃创造了便利条件。汇率缺乏弹性对经济和金融造成的损害已经得到充分证明,而“805”破7后外汇和金融市场的平静反应又证明了汇率浮动并不会对经济和金融造成许多人担心的那种剧烈冲击。希望中国政府及早下定决心,在做好预案的前提下,尽早让人民币汇率实现双向自由浮动。

张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在过去11年中,他和他的队友们一直十分关注中国的汇率政策、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管制问题。张明在他的序言中写道:“在此工作的11年中,我与团队成员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与合作。我们在很多宏观经济与国际经济问题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有时与政策相契合,有时与政策相背离。但由于声音背后有一以贯之的框架与逻辑的支撑,因此受到了很多学者、市场人士与政策制定者的关注。”我认为他们这个团队的最大优点,是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坚持学术的独立性和批评的建设性。由于有了这样的精神,再加上勤奋好学,他们终于成为一支在经济学界广受好评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研究团队。张明本人长期以来勇于坚持自己学术观点的治学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张明这本论文集收录了他在过去11年中就汇率、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管制问题撰写的大量文章。由于这些文章讨论的都是当时富有争议的具体政策问题,对更年轻的经济学人了解有关问题的来龙去脉将会有很大帮助。张明论文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观点鲜明。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绝不含糊其词。另一个特点是自洽性:在长达十几年的跨度中,对同一问题始终保持自洽;即便是不同的问题,你也可以从中发现某种更高抽象层次上的一致性。

张明在自序中强调了一个统一“框架与逻辑”的重要性。通观他的论文集,我感觉这个统一的框架与逻辑还有待进一步确立和理清。此外,可能是因为研究重点有所转移,在论文集中张明没有更多地讨论更为晚近的相关问题,如“前日收盘价+24小时篮子货币稳定”定价公式和“逆周期因子”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它们是否有继续存在的价值。

我相信,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张明今后将以汇率为中心,写出一本更为全面反映中国开放宏观经济的实践的、具有更为清晰框架的理论专著。

年轻学者由于年龄和训练的优势,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十分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许多人既是学者、又工作在金融领域的第一线,他们已经取代我们这些正在退出学术舞台的“40后”和“50后”,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咨询中发挥中坚作用。祝他们取得更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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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泽平: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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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泽平

在市场最为悲观的时刻,我们发出了对中长期中国经济改革转型前景坚定乐观的声音: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现在A股很多都很便宜。

2016-2018年中国经济L型,短期有波动。2018年下半年到2019上半年会第二次筑底,应该初步在2019年会出现第二次的底部。2018年下半年相对于今年上半年经济的下行压力会有所增加,主要是内外需叠加。

我们的政策目前来看已经开始做出预调微调,货币的结构性宽松,还有积极的财政政策发力,应该说这一次经济下行,会有政策兜底。

后面会结构性宽松,货币财政政策将会预调微调,但不是大水漫灌。

世界经济还在复苏但可能筑顶,面临两大挑战:美联储加息资本回流美国本土、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摩擦,最好的应对就是改革开放。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中国经济新周期。

我们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中国的新经济其实是非常有活力的,或者说全球新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不在美国,就在中国。从全球来看,中国其实对创新是非常包容的。

买健康、买快乐、买服务,以后这些都是最好的投资机会。

改革是最大红利,改革将为中国开启新时代。中国产能出清已经非常充分了,我们正站在新期的起点上。

我经常会被人问到问题,当中国经济出现一些波折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要不要配置美元资产,到海外去做什么投资?我对这些问题都有标准答案,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以下为任泽平博士8月4日的演讲:

现在看,A股很多都很便宜

最近股市在调整,房地产也在调控,大家看到的新闻基本负能量居多,甚至有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批评我们政策。但是,对于中长期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很多问题要全面看,任何事物都是两面的,比如我们去杠杆,哪有去杠杆没有阵痛的呢?不去杠杆而放水,有的人好像很开心,但短痛长痛总要选择一个,历史上没有哪个经济体在去杠杆过程中没有阵痛,大家都希望货币放水,但长期来说货币放水就是贬值、积累金融和债务风险,一定是这样的。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再比如说现在A股市场,我看现在A股市场大家都悲观的不行。那5000点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喊10000点不是梦呢?风险是涨上去,机会是跌下来的,现在看,A股很多都很便宜,现在的风险比两年前、三年前那时候的风险小多了。从长期来说,现在这个市场其实很多股票真的很便宜,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两面,是辩证的。

后面会进行结构性宽松,但绝对不是大水漫灌

针对经济。我在2015年提出“经济L型”,2016到2018年中国经济是波动筑底。2016到2017年,第一个小周期筑底,然后从2018年经济又开始回落,应该是2018年下半年下行压力更大。这一次回调大致会在2019年上半年见第二次底部。但是我个人并不认为经济会失控,这次经济的微调是有底的。

针对政策。现在的政策总体来说,采取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所以这个做法都是对的。但是有些细节上可能需要完善,在结构上需要调整,大方向肯定是对的。但是它短期一定是有阵痛的。比如说流动性的收紧,我认为一直到今年下半年这个流动性总体还是偏紧,但是会相对结构性的放松,主要在基建和小微以及实体经济领域,可能在后面会进行结构性宽松,但绝对不是大水漫灌。

贸易摩擦:最好的应对就是改革开放

中美贸易摩擦。从世界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和领导权更迭来看,贸易战是中国发展到现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和必将面临的挑战,难道你以为美国会自然地把世界领导权拱手相让吗?这不仅仅是贸易战,而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是由于发展模式、意识形态、文化文明、价值观等差异所引发的世界领导权更迭之争,其未来演化的参考模式不是过去四十年中美贸易摩擦的模式,也不能类比当前美国和欧洲日本的关系,而应参考英美世界领导权更迭、日美贸易战等的演化模式。对于这个问题,恐怕我们还要有清醒的认识。

中美贸易摩擦确实也折射出中国在改革开放领域仍有很多功课要做。坦率讲,在降低关税、放开投资限制、内部审查,更大力度的推动改革开放、建立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等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去做,这是我们客观要承认的。

从数据上看,现在美国的GDP大概是19万亿美元,占全球24%。中国现在是12万亿美元,大约占全球的GDP比重是15%,中美加起来占全球GDP的比重40%,排在第三位是日本,大约占5%多一点,只是我们的零头。现在确实是巨头的时代,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还在以每年6%以上的速度在增长,美国是年均2%,最近的速度可能又高了。但是时间对我们是有利的,美国最怕的就是这样发展下去的时间。但是我并不认为贸易等很多问题大家是双输的,我认为是可以实现共赢的。国际贸易问题大家一定是双赢,只不过它带有强烈收入分配效应。

对于我们而言,我觉得我们是要稳住,做好自己的事情。老一辈教给我们的东西不要丢了,就是韬光养晦、闷头发大财。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天然是为强者制定的,不要试图去挑战它。当哪天我们强大起来以后,自然地就对你有利,但前提也要更加的开放,更加的改革,你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能够得到世界的认同,你自然而然都得到相对的地位。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我有三个基本判断:具有长期性或者是严峻性;这是以贸易保护主义之名的遏制;我们最好的应对就是改革开放,没有别的,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

中国最大的人口红利来自于1962到1976年

对经济形势的看法。2009年,当时我刚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时候,我们的团队在国内提出了一个判断,中国经济可能永远告别了高增长的时代,中国经济要增长阶段转化,增速换挡。为什么要增速换挡?简单来讲就是人口红利的渐行渐远,我们必须由要素投入型的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关于中国人口、经济,为什么高增长?用模型来讲叫资本劳动技术,或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好的制度,释放了人创造财富的能力。

大家记住中国最大的人口红利来自于1962到1976年的婴儿潮。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很多特点与这批人有关。简单来讲,中国过去高增长就是这一批人年轻时干出来的。最近我们说的老龄化,其实就是这一批人年龄渐长。过去20年是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就是这一批人结婚生子要买房。

人,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才是所有消费升级的根本趋势。1962到1976年出生的这一批人,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很多主要特点。1962到1976年的这一批人在90年代,二三十岁,当打之年,人多,年轻,便宜,再加上改革,中国肯定高增长。

1978-2017年40年,中国年均增长9.5%,1978-2008年年均增长是9.8%。9.8%是实际GDP增长,如果加上物价通胀,我们实际名义GDP增长是13%-15%。意思就是,在过去的30年,你的年化收益率低于13%,你连GDP都没跑过。所以过去的三四十年给我们创造了财富的机会是非常惊人的。当然还存在背景,其实我们过去的三四十年是一个货币超发的状态,长期来说就是货币超发。

我们做了一个测算,1978-2018年,这40年中国年均M2(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是15%。意味着如果你不做投资,你口袋里的钞票以每年15%的速度在贬值,如果感觉不到,你可以想一想十年前上海房价。那么1962到1976年出生的一批人,在90年代,20多岁。现在,2018年,1962到1976年出生现在42到56岁,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主流是42到56岁人群,以前快递小哥已经成为快递大亨,所以这就是中国的年龄的分布,1962到1976年出生的这批人,他们现在是我们各个岗位的中坚力量。我们的银行高净值客户,80%都是1962到1976出生的,1962到1976年人群是中国目前社会的中坚力量。大家说现在是80后90后的天下,其实不然。有人说,互联网都是80后90后,其实,互联网是70后给80后去投资,去赚90后的钱。

还有房地产,买房人群是20到50岁人买房。20到30的首次购房,35到50岁改善性住房就是所谓的二次置业。那么现在中国是进入到一个改善性置业为主的房地产市场。人口的因素,对经济增长对经济结构影响非常巨大。那么现在中国是这样一个人口年龄的分布,所以中国增速快非常正常,中国发展非常正常,就是“我们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但大家要知道,增速换挡成功的经济体大约经济增速降一半。而且中国新的增长平台是多少?我们预计应该是5%到6%。二战以来,世界上一百多个追赶经济体,向往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因为发展中国家都想成为发达国家,就好像大家都想成为有钱人一样,但是成功者,总是少的,世界上发达国家只占20%不到,所以看到一百多个追赶经济体,在过去将近上百年的历史,真正成功的是多少?12个!

从发展中经济体到发达经济体,成功概率也就是只有10%多一点,这样一个成功概率对于中国是个比较大的挑战。表面上说增速换挡,实质上是中国要进行一个新的改革。

短期经济形势:世界经济处在新的一轮增长周期,面临两大挑战

从短期经济形势来说世界经济处在新的一轮增长周期。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2012年美国复苏,2016年下半年欧洲复苏,会有越来越多经济体加入到复苏的进程。

影响是什么呢?影响中国的出口。我们出口2015、2016年都是负增长,但是2017、2018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开始出现恢复。

挑战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个挑战,就是美联储加息。大家可以看到,欧洲、日本最近经济开始回调,美国主要指标都在筑顶,所不同的是因为特朗普的减税,使得美国这轮复苏周期被拉长了。然后我们看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美国的失业率再创历史新低,也就是美国已经充分就业,美国在增长、在吸纳就业,必须要增加工资。所以美国现在薪资增长和通胀压力很大。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美联储进入了一个加息的预期,所以美元走强,美元走强导致全球的资本正在回流美国本土,美元资产在升值,同时特朗普,在国内减税,在外部增加关税,这两个政策叠加起来会吸引一些企业到美国去投资,因为你出口到美国的物品,关税是提高的,但是你在美国生产投资,美国的税收是下降的。所以说不仅是中国,看到很多新兴市场最近资本都开始回流美国本土。其实很多新兴市场最近都出现了一些股市、包括货币的价格调整。

第二个挑战是什么?就是中美贸易摩擦。这是我们世界经济的一个情况。

买健康、买快乐、买服务,以后这都是最好的投资机会

国内的金融层面,大家可以看到,从2016年9月份以后,一个是房地产调控,第二个是金融去杠杆,再加上金融监管的整顿,所以整个社会融资规模,实际上是下降的。我们现在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创历史新低,什么概念?就是整个流动性在退潮。那么流动性退潮以后,最近企业的融资压力比较大。

现在中央的政策是宽货币、严监管、强改革。从4月份6月份两次定向降准,也就是释放比较明确的信号。 什么信号?就是我们对于实体经济、对小微企业应该是开始逐步宽松,但不是大水漫灌,不过通过严监管,它堵住了它不想让流向的那些地方的融资渠道。所以所谓的紧信用、严监管,它使得货币创造信用派生不如以前那么顺畅。总的来说大家可以留意现在企业的贷款资金的形式,就是说企业分化是比较严重的。

从7月份国务院开常务会,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更积极。但是前一段时间央行研究员和财政部的研究员在观点上出现了一个分歧。坦率的讲,我们现在确实需要财政的发力。因为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财政收入是超过经济GDP增速,所以这时候是需要减减税的,那么7月31日二季度的政治局会议,应该是传递出来的明确信号。二季度基本上对今年下半年做一个政策的定调,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大家可以关注。

第一个,就是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么在积极财政策里面要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扩大内需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下半年的基建发力,在地方融资平台,在获得资金上可能会变得相对容易,也就是说可能一些投资平台就有救了。

第二个,减税。但是中国的减税一直以来的力度不是太大,我怀疑未来,我们会有更大的力度来进行减税。

第三个,补短板。我觉得这一次中美贸易摩擦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我们新经济的繁荣,我们号称我们的独角兽企业仅次于美国,但是我们新经济的繁荣都是一些表面现象,我们的基础技术,基础的科研不行,我们大量的新经济是基于技术的应用,所以这里要补短板。

第四个就是防风险,大家留意一个叫:“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当然这要把握好力度的结构。所以我认为应该下半年整个金融形势应该还是相对比较紧张,但是结构性可能会放松。

第五个就是改革开放。改革是最大红利,改革也将为中国开启新的时代。

第六个是经济增速。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其实大家从2016年到2018年,我们都在关注筑底。我把它概括为一个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双筑底。我们先来看结构性的筑底,去年中国GDP增速是6.9%,那么我们的第二产业是低于6.9%,我们的服务业是高于6.9%,意味着什么呢?

当很多人在说中国还是以工业和投资主导的时候,其实我们进入一个新时代,中国正在进入到一个以服务业和消费主导的时代。我们去年第二产业占比40%,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是51%。这几年我们的消费服务业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未来我们最大的投资机会,其实就在消费里面。消费升级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温饱问题,80年代;第二是耐用品,90年代;2000年是住车消费升级,买车买房。如果是有车有房以后肯定是买健康、买快乐,买服务,以后这都是最好的投资机会。

谈到这里,我们来看,信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2017年增速高达20%多将近30%的。在其他行业都是个位数增长的情况下,这个行业是25%以上的增长。这是一个什么行业?就是所谓的互联网+。我们进一步拆分这个行业,我们来看移动游戏、网络购物约车平台、旅游平台、大数据云计算、这些行业全是35%、80%以上的增长。中国现在的经济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那么这个行业都有什么特点?我们大部分的新经济独角兽企业,基本都诞生在这个里面,这个行业基本是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什么?消费升级,都被人民的美好生活所驱动。第二个特点,全是跨界。

我们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中国的新兴经济其实是非常有活力的,或者说全球新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不在美国,就在中国。从全球来看,中国其实对创新是非常包容的。你比如说互联网+这些行业,全是跨界,现在在中国拿一个手机,吃喝玩乐都解决了,在欧洲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创新全是跨界,但欧洲他们都有很强的行业工会的保护,要搞约车平台,出租车司机就走上了街,要搞新零售,他的百货商场的服务员就走上了街头。在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跟美国是一样的,是非常开放与创新,尤其是没有国有企业的地方,那是更开放。所以说对创新我们过去这么多年,其实是非常包容。我们政策对创新的基本态度是什么?你先搞,搞好,我来认可你。搞得不好,我再来收拾你,基本是这么一个观念。所以说我们有新经济崛起,我觉得这是结构性筑底。

你在中国都找不到你的机会,你在哪里能找到?

我经常会被人问到问题,当中国经济出现一些波折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要不要配个美元资产,要不要换点外汇去炒炒美股,到海外去做什么投资?

我对这些问题都有标准答案,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为什么?中国有14亿人,美国有3.2亿人,日本1.3亿,整个欧洲是7亿人,欧元区是5亿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是8000万人,我们旁边号称第八大经济体的韩国是5000万人,全球是70多亿,中国都14亿。更重要的是什么?中国以每年6-7%的速度还在增长,所以最好的投资机会一定在中国,最好的东西就在这。你在中国找不到你的机会,你在哪里找到机会?

然后我们来看中国的投资,坦率讲,现在今年投资的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整个融资在收缩,然后因为财政整顿,我们基建投资今年上半年这样明显下滑,去年是19%的增长,今年降低到个位数。但是大家注意,我认为基建投资见底了,因为下半年基建财政政策要发力,下半年有可能我们基建投资可能会做反弹。

中长期来看我对中国经济是乐观的

我在去年讲的比较多的是中国产能出清已经非常充分了,我们正在站在新的一个产能周期的起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原来很多传统行业盈利其实非常不错,只不过现在因为种种的原因,他没有进行扩张新的产能。

我倾向于在2019年以后,大家都会看到新的的产能扩张。

中长期来看我对中国经济是乐观的。

为什么乐观?第一个我认为我们的政策找到了发力点。第二个,我们解决了很多政策不落地问题。第三个中国的潜力还非常大。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悲观,好像又是什么大的拐点,哪有这么多拐点?中国的潜力,我们就以城镇化为例, 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17.92%,我们现在多少?我们现在是58.5%,发达国家全部是绝大部分是80%以上,中国怎么也做到70%。中国城镇化至少还有十年以上。更何况我们还有3亿的农民工,他们还没有在城市有稳定的居所和稳定工作,还要解决这些人的这个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对中国的潜力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自己不要折腾。坚定不移的进行改革开放。

这就是我对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判断:短期有下行压力,但中长期乐观,潜力很大。2016-2018年经济L型筑底,2018年下半年可能压力会更大一点,应该会在2019年上半年大家看到新的底部。整个金融形势我认为总体还是偏紧,但是会定向结构性宽松。下半年的基建有所发力,我们的城镇化潜力很大。房地产调控继续,棚改货币化政策红利已经基本结束,它会对我们房地产的市场会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

贸易摩擦的背景和常识

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摩擦这个事情,我想讲几个背景,我们把这几个背景看完以后,大家自己就可以得出结论。其实很多问题并不是预测,我认为我们是尊重常识,按照常识去推断。那针对中美贸易摩擦,把它的基本背景和常识是什么和大家说了,我相信大家也就会得出自己的答案。

第一个,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不仅中国,美国也一样,主要是靠货币放水,我们有4万亿,美国有QE(量化宽松),那么货币放水,资产价格大,自然而然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第二个,美国的贸易逆差又回到了2009年,还正在接近峰值。在美国的贸易逆差当中,中国贡献了46%,接近一半。

第三个,美国制造业大幅衰退,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制造业实际上在过去二三十年,是大幅度衰退。

第四个,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现在占全球GDP的比重15%,美国是占24%,中美加起来是占40%。更重要的是什么?中国以每年6%的速度在增长,美国是2%的增长。根据我们的测算,还有大约在过十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很有可能那时候我们刚刚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中国14亿人,美国是3.2亿,我们的体量我们的Power。80年代,日美贸易战的时候,日本当时的GDP占美国的比重是40%,现在中国的GDP比重已经占到美国的60%,再过十年我们就会超过他。你以为美国会自然地把王位让给你吗?

那么,究竟什么原因造成了中美贸易逆差呢?

我觉得第一个跟分工有关。大家可以看到,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出口的苹果手机,我们是从美国买的芯片,从韩国买液晶屏,然后在中国组装,一百美元的产品价值中,我们才赚中间的十块钱不到。但是贸易额和贸易顺差是算在中国。这跟全球的产业分工是有关的。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美国过度消费的模式,连美国的经济学家都经常讲,这个世界对美国来说是天大的便宜,美国人印了纸币来买我们的东西,美国的储蓄率只有百分之十几。现在他得了便宜还卖乖。所以这跟美国的自己的过度消费模式有关。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的逆差不仅是中美之间,在中美之前80年代70年代是什么呢? 是美国和日本,所以它很大程度上跟美国自身模式有关,他自己要做出调整。

第三个是什么?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它要缓解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最简单的做法是对中国出口技术。你这么多高科技的东西卖给我,但是他对我们进行技术的出口限制,所以说中美贸易逆差,我认为双方客观的讲,有基于我们改革开放不到位的地方,比如我们汽车关税,美国的汽车进口关就是2.5%,我们是25%,我们高端45%。坦率地讲,过去这么多年保护了很多的国有的汽车厂,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到了该开放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原因。但是美国也有美国的原因,大家如果说真的要进行贸易战,我倾向于两败俱伤,与其这样,大家不如坐下来好好谈谈。就目前来看中美之间的贸易互补性还是比较紧张。再过十年二十年,我认为还是可以继续双赢。

改革是最大红利,改革将为中国开启新的时代

以上这些主要的观点概括来讲:

第一个,我认为2016-2018年中国经济总体是一个L型的走势,短期有一些波动。2018年下半年到2019上半年会第二次筑底,应该初步在2019年会出现第二次的底部。2018年下半年相对于今年上半年经济的下行压力会有所增加,主要是内外需叠加。

第二个,我们的政策目前来看已经开始做出预调微调,货币的结构性宽松,还有积极的财政政策发力,应该说这一次经济下行,会有政策兜底,这是第二个判断。

第三个,金融监管,任何人都不要对中央金融监管去杠杆的决心,抱有任何侥幸心理。我认为这一次的决心非常大。这一次金融去杠杆的决心可以参照我们去产能和去库存的决心,一定会实现所谓的抓铁有痕踏石留印这样一个效果。短期是有阵痛的,但长期将会给我们赢得来更好的未来。

中央的政策概括来讲叫“一一五三”。一个要求高质量发展,一条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扶贫、污染防治。从目前来看,去产能和去库存在2016-2017年完成的效果比较好。现在政策的重心已经转向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改革是最大红利,改革也将为中国开启新的时代。中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我们深信市场经济的理念已经在这个国家扎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展现了推动改革的勇气和决心。展望未来,我们深信经过改革转型洗礼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将更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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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 811汇改六年来人民币汇率变动及其影响:一个简要回顾

人民币汇改的原因_汇改后人民币为什么升值_811汇改人民币贬值原因

注:本文尚未发表,谢绝传统媒体转载。文中配图摄于青海湖畔。

当前恰逢2015年8月11日汇改(以下简称811汇改)六周年。在此时间节点回顾六年来人民汇率变动及其宏观影响,颇具意义。

从图1来看,六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动大致呈现出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致围绕6.70的中枢水平呈现双向波动格局;

第二,自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致经历了两个先贬后升的周期。第一个周期由2015年8月至2018年3月,其中底部在2016年12月;第二个周期由2018年3月至2021年6月,其中底部在2020年5月;

第三,人民币兑CFETS货币篮指数走势呈现出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大致相似的特征;

第四,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与美元指数走势呈现出非常显著的负相关,也即当美元指数上升时(美元相当于欧元、日元、英镑等国际货币升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倾向于贬值,反之则反是(图2)。

    从图3来看,811汇改六年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与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均呈现出先显著贬值后双向波动的特征。其中2015年8月至2017年4月是显著贬值期,随后进入双向波动期。

    从图3来看,811汇改六年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与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均呈现出先显著贬值后双向波动的特征。其中2015年8月至2017年4月是显著贬值期,随后进入双向波动期。

从图3来看,811汇改六年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与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均呈现出先显著贬值后双向波动的特征。其中2015年8月至2017年4月是显著贬值期,随后进入双向波动期。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6月至今,人民币有效汇率出现了一波明显升值。例如,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期间,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升值了6.5%。

    如图4所示,811汇改六年来的大多数时间内,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速变动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变动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也即当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时,出口额同比增速倾向于下降,反之则反是。

不过,在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期间,虽然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显著升值,但出口额同比增速也快速上升。这种异常现象无疑与新冠疫情爆发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有关,因此注定难以持续。一旦疫情冲击结束,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将重新使得出口额同比增速承压。

汇改后人民币为什么升值_人民币汇改的原因_811汇改人民币贬值原因

如图5所示,811汇改六年来的大多数时间内,中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变动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动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也即当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时,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同比增速倾向于下降,反之则反是。

不过,在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期间,虽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显著升值,但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同比增速也快速上升。这种异常现象无疑与新冠疫情爆发对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供需冲击有关,因此也难以持续。

    如图6所示,在2020年之前,沪市港股通资金净流入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动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然而从2020年起,两者之间的正相关性显著上升,也即当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时,沪市港股通资金倾向于净流入,反之则反是。这一现象可能与北上资金流入规模上升有关,其持续性仍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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