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就两个字，一个需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由两个词组成：供给和需求。 供给就是供给，就是生产力； 需求就是需求，就是消费。 所以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想要刺激经济，就需要在这两个方向上想办法，而最重要的是在需求上想办法。

房地产经济的核心点是国民对商品房的需求。 随着近10到20年的快速发展，房地产的需求基本处于一定的饱和状态，或者说需求大不如前。

另外，随着房地产经济后来的发展，它处于一种畸形状态，从房地产经济变成了“地租剥削”。 不但没有帮助中国经济，反而成为抑制经济的毒瘤。

因此，高层决定是住房还是炒房。 这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社会经济结构，关系到我们国家能否有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和坚定意志。

因此，我对房地产行业不是很看好。 也许一批房地产企业被淘汰后，剩下的有核心竞争力的房地产企业会做得很好。 毕竟中国这么大。 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炒房的时代已经结束，过去10到20年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支柱的地位已经下降。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们想让经济继续增长，除了“需”字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也就是说，继房地产经济之后，还有谁能够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呢？

经济学经常讲三驾马车，政府投资、出口、消费。 其实出口和消费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国外消费，一个是国内消费。 政府投资实际上是一种消费。 它是政府“创造”的消费，或者是政府“引导”的消费。

怎么理解呢？ 例如，政府在市中心修建公园，供市民休闲娱乐； 政府在偏远农村地区修建了水泥路，方便村民出行。 这是谁的需要？ 你可以说需求来自于市民，因为市民需要公园来休闲、广场舞，也可以说需求来自于村民，因为有了水泥路，村民出行更方便。

但如果是他们的需要，他们愿意花钱建公园、修水泥路吗？ 他们自然不愿意这么做。 这是公众的诉求。 那么这个时候，政府就成为了“创造需求”，或者说“引导需求”的人。

所以，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其实就是三个方向的需求。 一是政府主导需求，一是外部需求，一是内需。

现在的情况是最后两节车厢有点累了。 外部需求的下降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比如美联储加息导致的经济衰退，或者地缘政治的不稳定，甚至战争，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总之，我们只能针对这些需求做一些事情。

此外，国内需求也相对疲软。 内部原因是大家口袋里都没有钱了。 原因有比如疫情的影响，比如三座大山，比如经济不景气导致对未来缺乏信心等等。总之，人们愿不愿意花钱是一个问题他们的个人意愿。 政府无能为力，不能用脖子上的刀强制消费。 因此，有人提出直接现金存款来鼓励消费。 这是浪费钱，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投资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这也是2008年经济危机时，4万亿政府大规模投资立竿见影的主要原因。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应该把投资投向哪里。 原有基础设施基本饱和。 比如，电网、宽带已全面覆盖，农村公路基本已村村通，高速公路、高铁等已基本建成。 我们还需要修补的空间，但没有大增量的空间。 那么政府基础设施还能做什么呢？

我认为目前至少有两个方向。 一是绿色电力建设，主要以光伏、风电为主，空间相当大。 二是水循环建设。 这话是从路启元教授那里听来的，他很有想法。

先说绿色电力建设。 目前，我国火电比重约为68%。 火力发电主要由动力煤发电。 煤炭是不可再生能源，具有高污染的特点。 同时，我们还需要进口大量煤炭来维持火电的运行。 。

想一想，如果68%的火电被绿色电力替代，增量增长空间有多大？ 我们需要建设多少个光伏发电基地？ 应该建多少个风电“大风车”？ 如果考虑到全国用电量年增长率在3%左右，我想这个绿色电力建设10年是没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政府投资在这个方向上还可以发挥10年的作用。

另一个水循环系统的建设是从环保问题开始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污水处理水平均在95%以上，德国甚至达到99%以上。 我国一级以上城市水处理率接近95%，三级以下城市水处理率接近95%。 包括广大农村地区在内的地区水处理水平较低。

因此，这里还有政府投资的空间。 目前预计可提供30至5000万个就业岗位。 同时需要大量的水泥、钢材等基础设施材料，相关产业链将受益。

所以我认为政府投资还有很大的空间。 如果有空间，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还在。 那么除了政府投资“创造”需求之外，对于另外两个需求我们真的无能为力吗？

有句话说得好，只要头脑不滑坡，解决的办法总是比困难多。 解决外需的办法是“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幸运的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增量点，还可以平衡地区经济结构，缩小贫富差距。

目前，我们的对外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珠江三角洲和长三角地区。 沿海城市最先富裕起来，得益于产业转移。 为什么叫搬迁？ 首先，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向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地区转移产业。 随着改革开放，这些地区的资本为了降低成本，大量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所以说是再转移。

从成本和效率的角度来说，住在附近肯定更方便、更划算。 如果将生产线搬到中西部，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会很高，没有性价比优势。 因此，转移的对象基本都是沿海城市。 这也是改革开放后珠三角、长三角率先发展的根本原因。

但起初，转移的产业基本都是低端产业，如服装鞋帽、电子组装厂等。 随着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好，国内也有了消费市场。 当时有句话是市场换技术，于是我们开始引入汽车工业，合资汽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从此，我们开始拓展产业链。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产业链越来越完整，一不小心就成为了兰村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商。

因此，从结构上看，经济重心主要在沿海城市，其内生原因是区位优势。 “一带一路”倡议是打通中西部地区的商业陆路航线，可以增加对中亚、中东、中欧的出口和商业航线的份额。 就是对外贸易的增长。 同时，也将为中西部地区带来发展机遇，从而平衡区域经济结构，缩小贫富差距。

最后，我们来说说内需。 拉动内需的最好办法肯定是增加国民收入。 只要人们口袋里有钱，谁不愿意花。 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国民收入。 要增加国民收入，就必须提供高薪就业岗位。 如果我们想提供更多高薪就业岗位，产业就必须升级。

比如，C919飞机提供的岗位自然带来的工资比服装厂的岗位要高，甚至高很多。 另外，比如汽车、锂电池、光伏、船舶、手机、芯片、高端仪器仪表等，有的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有的还处于停滞状态，有的可能还在摸索中。

国家和人民要富起来，产业升级是必由之路。 有很多人持怀疑态度。 我坚信，我的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强大。 没有必要争论。 我们拭目以待。 时间会证明一切。

全球通胀率2022年底为8.8%，你准备好了吗？

2022年全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0%。

如果对比全球通胀率，中国在严格疫情管控期间将整体通胀控制在2%的能力是非常可观的。

全球总体通胀形势较为严峻。 美国已经七次加息，以抑制高达7%的通胀率。 预计2022年底全球通胀率为8.8%。其中，韩国2022年通胀率平均为5.1%，为该国199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以来的最高水平。经济一直不景气的东京12月通胀率自1982年以来首次达到4%。欧洲欧元区12月通胀率为9.2%，已经是多次加息后回落后的水平。 全世界基本上都受到物价上涨的影响。

换句话说，如果年收入增幅或投资收益高于2%，就能跑赢国内通胀。

科普CPI指数：

CPI是英文“Consumer Price Index”的缩写，中文全称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它是反映家庭普遍购买的消费品和服务价格水平变化的宏观经济指标。 它是衡量一组代表性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随时间变化的相对数字。 它用来反映家庭购买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的变化。

CPI反映了一段时期内的物价走势，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也是经济分析与决策、物价总水平监测与调控、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指标。 CPI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程度。 如果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涨过多，则认为发生了通货膨胀。 如果CPI下降，则反映出经济陷入衰退。 目前，各国普遍采用CPI增速来反映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是超额发行的货币量与实际需要的货币量的比率，用来反映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程度。

从统计内容看，CPI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必需品及服务、交通和通讯、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等八个大类、268个基本类别。 其中，有商品涨价的，也有商品价格下跌的。

还有一个PPI指数：

登录国家统计局可以发现，cpi与ppi同时发布。 简单来说，CPI反映的是我们消费者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而PPI则反映的是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上涨。 这意味着PPI反映的是生产过程的价格，而CPI则是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并销售给老百姓的价格。

青年失业率上升，受伤的究竟是谁？

2023年6月，中国16-24岁人口的失业率上升至21.3%，达到了统计局公布该数据以来的最高数值。

对国内大部分读者来说，青年失业率，是一个近年来才出现的统计口径。

在短短的五年之前，当人们谈论失业率时，说的还都是“登记失业率”。登记失业率，反映的是在劳动保障部门登记的失业人员总数占城镇从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变化关系并不大。

国家统计局在2018年开始系统进行劳动力月度抽样，之后开始发布“调查失业率”。利用入户的方式，每个月统计人员都对约34万户家庭进行月度劳动力调查，直接汇总结果算出各项失业率，这也是我国在失业的计算口径上首次与国际接轨。

从2018年1月到现在，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的波动如下图所示：一般稳定在5%左右，在2020年的2月达到了6.2%，在2022年4月达到6.1%，这两个月份正是疫情影响范围最大的时期。

从上图能看到，从2022年4月之后，中国的调查失业率趋势总体波动向下的，目前连续3个月维持在5.1%，达到了近一年半以来的低点。

青年失业率则呈现另一种特征，从下图可以看到，中国的16-24岁人口失业率（下文统称“青年失业率”）在2018年劳动力月度调查刚刚开始时就达到11%，并在随后几年波动上升，在2023年6月达到了21.3%的最高水平。

全国总体的调查失业率在近一年来稳中有降，但青年失业率却不断攀升，两者的差异产生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数据错误，甚至是数据造假；有人认为是短期宏观因素冲击，也有人认为存在更长期的结构问题。

无论哪种说法，我们都需要对这个指标进行更细致地分析。

▍国际比较：多高的青年失业率才算“很高”

虽然青年失业率在我国还算一个新指标，但却早已出现在各类“国外水深火热”的新闻中了。从百度搜索2013年到2017年的新闻，可以看到这样一系列结果，分析各国的青年失业率为何如此之高。

而在这些新闻中可以看到，韩国青年失业率虽然创新高，但也只有10.7%左右，而澳大利亚的青年失业率一度达到过27.1%；部分欧盟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则非常之高，希腊和西班牙甚至达到过50%以上。可见这个指标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也相当大。

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到从1980年到2022年间各国每年的青年失业率：

从上图不难发现，在许多经济增长并不慢的国家或地区，青年失业率也常常会突破10%、甚至20%。在南非、希腊、西班牙等地区，青年失业率长期位居30%以上。

在上图的43个国家，从1980年到2022年的43个年度，一共记录了1454次年度青年失业率数据，其中1104次达到10%以上，占所有数据点的75.9%；有449次达到20%以上，占所有数据点的30.9%。

考虑到青年失业率与学生是否在校紧密关联，因此有较强的周期性，月度数据会包括更多信息。下图21个有青年失业率月度数据的国家，在过去的40年一共记录有8600次数据，达到10%以上的次数有6595次，占所有数据点的76.7%；达到20%以上的有2674次，占所有数据点的31.1%。

下图记录了每一个有月度数据的国家的青年失业率最大值。中国青年失业率的历史最高点为21.3%，从低到高位于第七位，有14个国家的青年失业率最大值高于中国。

从国际比较来看，青年失业率达到10%以上可以说是稀松平常，达到20%以上也绝非罕见。中国的数值虽然近来上升较快，但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是处在较低的三分之一区间。因此，看到青年失业率的数值较高，而担心宏观经济“崩盘”，这种心态大可不必。

但这是否意味着面对当前上升的青年失业率，什么都不用做呢？并不是。

可以看到，加勒比地区的国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青年失业率都经历过40%以上的高值，虽然在之后也逐渐回落，但很难再度下降到20%以下。因此，我们仍需要警醒，防止短期经济波动的冲击变成长期的问题，对于青年失业率问题，仍需要更深入的探究其原因。

▍青年失业率上升：受伤的是谁？

看完上面的图，一定会有很多读者会说：“21.3%这个数字一定有水分！我看身边情况绝不止20%！”

在各种网络平台，我们确实时常可以看到一些文字或图片，向公众述说着这样一个情况：每一届应届本科毕业生都在面对“史上最难就业季”。但总体失业率却呈现稳中有降，这种认知上的矛盾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失业率数据，对不同的失业群体进行分拆。

先看年龄，上图呈现了16-24岁人口失业率和25-59岁失业率的变化。可以看到，在青年失业率屡创新高时，25-59岁人口的失业率在2023年6月仅为4.1%，达到了该口径出现以来的最低值。

再看学历，上表呈现了四类学历人口从2023年2月到6月的失业率变化。不难发现，初中以下学历、高中学历的失业率，在近几个月出现了明显下降。大专学历的失业率也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唯一保持失业率上升趋势的，正是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口。

很遗憾，我们并不能获取青年人口中分学历失业率的具体情况。但综合上述两张图的特征，不难做出这样一种推断：总体失业率的下降，和青年失业率的上升，两者同时存在可能并不矛盾，而是反映了宏观经济波动的背景下，就业市场的结构性问题。

经济波动中，似乎在就业市场上主要受伤的都是高学历的青年人。

为了进一步支持上面这个推断，我们试图从招聘数据中找到答案。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过，数据团拥有从2015年到现在绝大部分招聘网站的招聘广告数据。每一条招聘广告，常常会包含经验要求和学历要求。

在2023年7月的招聘广告中，排除教育、经验没有明确需求的招聘，我们使用的招聘数据一共包含大约500万个岗位的招聘，他们的教育-经验要求分布如下：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招聘数量最多的教育-经验组合，是1-3年经验的大专学历劳动者，其次是有3-5年经验的本科学历劳动者，以及1-3年经验的本科学历劳动者，和3-5年经验的大专学历劳动者。合并起来看，对经验在1-5年的大专或本科学历劳动者的需求，占据了所有招聘岗位的66%左右。

那么16-24岁的高学历青年人口，在上述的表格中处在什么位置呢？我们用红框突出了这样的人群，包括没有经验或者是仅有1年以下经验的本科或硕士学历的劳动者。这部分岗位，占全社会当月总招聘的3.96%，不到4%。

接近4%的比例，是高还是低？我们需要从历史数据中观察，寻找参照。下表列出了2021年7月时的情况：

可以看到，2021年7月时，红色方框内的招聘，占总招聘的5.6%。对年轻高学历人口的招聘占所有招聘的比例，从2021年7月到2023年7月减少了29%。

当我们将数据进一步向前推至2018年7月时，下表出现了更明显的变化。

在2018年7月，方框内的比例高达8.2%。对年轻高学历人口的招聘占所有招聘的比例，从2018年7月到2021年7月减少了32%。

从占总招聘的8.2%，下降到不到总招聘的4%，对年轻、高学历但是没有经验的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下降。那么，对哪些人群的需求增加了？

年轻、高学历，但有经验的人口。

学历需求为大专的招聘，在总招聘中的占比从2018年的39.22%下降至2023年的38.47%，看似只减少了0.75%，没有多大变化。

但在经验结构上，无需经验或者只需要1年以下经验的比例却减少了4.96%，要求3-5年经验或者5-7年经验的招聘占比却逆势上升了4.66%。

学历需求为本科的招聘，在总招聘中的比例从2018年的35.5%上升至2023年的50.79%，有15.29%的上升，但是无需经验或者只需要1年以下经验的招聘比例却逆势下降了4.62%，只有需要经验的岗位的比例在快速上升。

下图列出了学历需求为本科的岗位中，各类不同经验需求的岗位比例。可以看到，越是需要经验更多的岗位，需求比例也上升越快。没有经验的岗位需求下降了72%，十年以上经验的岗位需求上升了211%。

从2018年到2023年，所有岗位的平均经验需求，从2.42年上升至3.41年，几乎上升了整整一年。给学历很高但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留下的位置，越来越少了。

到这里，我们发现了总体失业率和青年失业率背离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原因：市场仍然需要劳动力，对高学历劳动力的需求也还在增加，但越来越看重工作经验，对没有经验的高学历青年劳动力需求反而在下降。

▍结构性问题：学历信号的减弱

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加勒比各国在内的不少国家，都曾经历过20%以上的青年失业率，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之后，各国普遍都得出了下面这个结论——解决青年失业，关键在于如何让年轻人获得第一份稳定的工作而获取经验。

如果一个年轻人能够找到第一份工作，那么他之后的失业率就会骤降；但若是这个年轻人迟迟无法找到第一份工作，只能通过非正式就业（零工、兼职）来维持生计，就会无法积累正式工作的经验，同时出现学历的贬值，无法与更年轻的人竞争，从而距离正规劳动力市场越来越远。

这种现象，被加勒比各国的学者们解释为“无经验的陷阱”，即一旦你无法获得经验，就会越来越缺少找到工作而必备的工作经验。

聪明的读者想必已经发现，这里有一个悖论：“社会新鲜人”们想要更好就业，第一份可以积累经验的稳定工作是关键。可是企业又越来越不需要没工作经验的求职者。

（图片来自网络）

所以，让年轻人“放平心态放低身价”之类的谆谆教诲，对青年失业率问题的缓解并没什么价值。

我们要研究的是一个动态，“无经验的陷阱”始终是存在的，但为什么这个陷阱正在变大？

这些年来，企业为什么越来越倾向于有经验的劳动力，为无经验的高学历年轻人留下的位置却越来越少？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做了一项回归，用每一份工作的教育需求和经验需求，去解释这份工作的工资，回归式如下：

我们使用从2015年到2023年每一年的招聘数据进行以上回归，记录每一年的两个系数，即教育和经验的回报率。分别表示每多受到一年教育/多获得一年工作经验时，工资能够增长的幅度，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以看到，2015年到2023年，教育的回报率始终在下降。在2015年时，招聘广告的教育需求每增加一年，该职位提供的工资上升超过8%。到2018-2021年，每增加一年教育需求，工资上升的幅度下降到5%。这个上升的速度到2022、2023年再进一步下降至2%-3%。

与此同时，经验的回报率却呈现上升趋势，2015年时，招聘广告每要求多一年工作经验，会提供5%左右的工资上升。这个数字在2019年后上升至8%到9%左右。

如果将招聘广告提供的工资理解为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个均衡价格，图上的两条线代表的正是教育和经验分别对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起到的作用。

教育回报率下降，开始低于经验的回报率，说明企业与其选择一名学历很高但是没有经验的劳动者，宁愿选择学历相对低一些，但是经验更丰富的劳动者。

一句话——企业不再依赖学历选择人才了。

这种现象，可以将其称之为“学历信号的消失”。

高等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能够起到两种作用，一种是培训作用，使得你的劳动技能更高，工作能力更强，干活儿干得更麻利，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收入；另一种是信号作用，企业在不清楚求职者真实能力的情况下，通过教育水平（学历or文凭）去筛选求职者，毕竟能从千军万马中考上更好学校，获得更高的学历的人，大概率都不简单。

但是，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动和高校扩招，学历的信号作用正在减弱。下图我们画出了从2003年到2022年的高考录取率，每一个点代表的是当年的高考录取人数除以18年前的出生人数，比如图中的最高点2021年，代表的就是2021年的高考招生人数997万，除以2003年的出生人口数1373万（按照2020年人口普查的分年龄人口回溯），等于72.6%。

2003年出生的人口，有72.6%将能够获得高等教育，而这个比例在十多年前还不足20%——1985年出生，2003年高考的人们，当年的高等教育录取率只有19.5%。

原本希望通过学历来判断应聘者能力的企业，会发现他们的办法越来越不灵了，之前能够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能力前20%的指标，目前只能说明这个人是否属于前70%。

所有能力迥异的劳动者完全混杂在了一起，企业要从中找到一个高能力的人才，也就只能通过其他指标——包括高于岗位要求的学历、更名牌的学校等等，又或者更加简单直接一些，看是否有工作经验。

在这个充满摩擦的劳动力市场上，每个劳动者能够发送的信号是有限的，而企业能够接受到的信号也是有限的。如果劳动者发送的信号不够强，无法让企业辨别出来，那么他就必须提高自己发送信号的能量，直到被听到为止。

要么是延迟走出教育体系的时间，在本科毕业后为自己武装上硕士学位甚至是博士学位，然后只是为了找一份本不需要研究生学历的工作。

要么是早早地在大学一年级暑假就进入实习，以此来积累经验，让自己能够在毕业时从占本届人口70%的高等教育毕业生群体中脱颖而出。

对于前一种选择，考研热潮正是其体现，与之相伴的是一些传统认知中并不需要研究生的职位，出现了名校研究生扎堆申请的情况。而对于后一种选择，不少企业也发现，一些以往没有人想要做的枯燥工作，现在竟然成了实习同学眼中的香饽饽。

上面这两种情况，在当下的媒体中，常常会简单以“卷”来形容。可我们必须理解背后的无奈：

当学历逐渐失去了信号作用的时候，年轻的高学历劳动者，如果不“卷”，便会在劳动力市场上逐渐失去他们的位置——这批人中的大多数当然最终还是能够找到工作的，但是正在被抛下的人们不断增加，这正是青年失业率逐年增高所反映的现实。

▍结语：最好的应对时机在十年前，其次是现在

青年失业率快速上升，但总失业率却稳中有降。结合招聘数据可以发现，受伤的主要是这样一群人——高学历、刚毕业、没有工作经验的青年人。与其将青年失业率的高企归因为单纯的短期宏观经济波动，我们更关注背后的“学历信号减弱”问题。

在长期人口变化和教育供给增加的共同作用下，高等教育在人口中的覆盖率快速扩张，学历的信号作用在近年来逐渐消失，使得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下降。

一方面是高学历没经验的青年人失业，另一方面是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人想要增强自己的发送的信号，选择了“卷”，卷考研、卷证书、卷实习。而企业则仍然无法从刚毕业的青年人这里接收到足够区分能力的信号，因此选择了更保守的招聘策略，他们放弃了学历信号，优先考察工作经验。

在双方的博弈下，“无经验的陷阱”被扩大了，没有卷出头的年轻人们，越来越可能落入其中，难以脱身。

要应对青年失业率快速提高的现象，短期内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并不是完全正确的答案。因为相比于短期经济波动，青年失业的问题更可能来自长期和结构性的各类因素，最好的应对时机或许是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

往者不可追，那么我们必须在当下做出足够的对策，来应对今年已经积累下来，明年规模可能更大的青年失业人群。例如建立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提高劳动者与企业的匹配率；或是对雇佣校招年轻人的企业进行各类税负减免甚至补贴等等。

一旦被市场抛下这批高学历青年劳动者在进入社会的头几年总是无法找到正式工作，那么未来回到正式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就将进一步降低，经验的回报被在正式就业市场找到工作的幸运儿们不断拉高，学历的信号作用则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降低，“光有教育没用，得有经验才能有生产力”将成为不断自我实现自我增强的论断，“无经验的陷阱”会进一步扩大。

从前文的图中可以看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加勒比诸国，青年失业率一度高企后，就再难回到较低的水平。短期的问题不能妥善应对，就将转化为长期的顽症，成为刺激经济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样的未来，比起短期的经济波动，更需要我们重视与规避。

最后，加上星辰大海本人的一句话评价：经验升值，学历贬值，刚踏上社会的年轻人成为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