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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通货膨胀

中国与美债的那些事:美国霸权的衰落!

自特朗普时代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针对多个行业的中国企业,采取了严厉制裁。 但拜登上台后,美国经济形势每况愈下。 与此同时,国家继续无底线印钞、发行债券。 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和物价飞涨。

此时,许多国家和中国一样,看到了美国霸权的衰落和“美元霸权”的不可持续。 于是,“去美元化”浪潮开始席卷全球。

俄罗斯“清仓”抛售美债是一个重要信号。 那么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聊中美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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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进入2021年,中国政府持续减持美债,3月份减持38亿美元,4月份又减持43亿美元。 如果从2018年开始计算,中国已减持债务1796亿美元。

但从现实来看,中国仍然是美国第二大债权国,也是持有国债务最多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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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中国不断减持美债,美国政府却开始发出“善意信号”,让人不明白美方到底在想什么。 那么,持有巨额美债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呢?

我们知道,目前美国的经济形势已经非常悲观。 多年来过度发行货币的后果最终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适得其反的后果。 再加上前段时间拜登政府的六万亿计划,预计到2024年,美国的负债率将达到历史“最高点”。 届时,“美元霸权”是否还能维持还是未知数。

然而,2000年以来,国内不少经济学家和学者实际上已经看到了持有过多美债的风险甚至危害。 这些危险来自不同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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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美国财政赤字增加的风险。 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是美元今天能够充当世界货币的根本原因,而美国政府不断增加国债发行主要是因为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大。

我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势必将为美国政府的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2005年至2013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分别为3183亿美元、2482亿美元、1607亿美元、4586亿美元、14127亿美元、12935亿美元、12945亿美元、10089亿美元、6800亿美元,数额巨大。财政赤字迫使美国政府依靠通胀来增加货币投资。

近年来,由于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美国政府一直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美元的大规模发行导致我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在市场上进一步贬值的风险加大。 一旦贬值,将直接影响我国持有的美国国债。 美国国债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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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美国国家信用风险上升。 美国国债主要是通过国家的信用基础为投资者提供一种风险保护。

然而,美国的国家信用不可能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考虑到美国疫情持续蔓延对美国及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美国失业人数大幅增加,制造业、零售业和房地产等多项数据均超出市场预期。 多项数据降幅远超预期。

美债的避险资产性质已经大大降低。 中国持有的大量美债面临“违约风险”。 一旦美国的国家信用受到影响,必然会影响购买美国国债的全球投资者。 我国是美国债务的第二大持有国。 如果有的话,影响必然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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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美国债务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1994年以来,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整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005年人民币升值之前,我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量很少。

但随后,我们持有的数量开始大幅增加,美元贬值最终导致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价值大幅贬值。

我国之所以不轻易在二级市场上一次性大量抛售美国国债,不仅是因为害怕引起资本市场的恐慌,主要还是担心升值带来进一步的损失。未来美元的走势。

虽然目前人民币已经升值到很高的水平,但从长期来看,人民币仍然有上涨的潜力,我国持有的中长期美国国债的汇率风险自然会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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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从各方分析来看,美元已经失去了昔日在货币市场上的威力和威力。 虽然依然是“霸主”,但也显得“老”了。 IMP本月数据显示,美国份额已降至199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足60%。 去年,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达到70%以上。

显然,各国对美元不再有那么大的信心,纷纷采取去美元化措施。 据统计,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45个国家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去美元化”。 主要手段包括继续抛售美债、增加黄金等货币储备; 新兴市场国家或石油巨头在汇率上正在放弃美元结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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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受到美国制裁的石油国家委内瑞拉,从去年开始就开始使用石油加密数字货币取代美元作为结算方式。

伊朗也将“以石油、黄金等资源取代美元结算”提上日程; 德国、法国等国正在与伊朗谈判使用数字货币作为交易结算工具。

再加上中国不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各种表现似乎都在证明美国霸权和美元霸权未来必然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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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要想化解巨额持有美债带来的风险和隐患,逐步减持美债自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由于我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大多是中长期的,在保证不损失收益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利用二级市场灵活的交易方式,将我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逐步过渡。前往安全地带,抓住各种有利条件。 到时候,长期国债必须转换为能够应对美国通胀、确保资产不贬值的保护性国债产品。 这是必须要做的。

对于我国已经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我们也应该积极利用这一现状,在与美国进行其他方面的谈判时将其作为更大的经济资本。 我们要谋求在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话语权,扩大中国的海外大国地位。

实现外汇多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

虽然我国已经开始逐步减持美国国债,但在这个过程进行的同时,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其他措施来保障美国国债的减持,比如推动外汇多元化、人民币国际化等。 例如,外汇多元化。

政府可以多元化投资,而不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这是任何一个上过高中的人都应该明白的经济学原理。 我们可以提高黄金、石油、特别提款权在我国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同时加大对其他国家优秀企业的投资,增持企业债券。

这些将有助于降低投资的非系统性风险。 此外,近年来,我国综合地位快速提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 如果能够增加国际市场上的人民币借贷量和人民币收付量,无疑会对人民币国际化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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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中国应在保持适量美国国债的同时,适度减持美国国债。 同时,中国应关注国际金融形势,提前预判金融风险,大力推进外汇多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从而减少高额持有的美国国债。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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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加快我国金融市场改革之类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 在财政问题上,我们党和政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无论是前段时间曝光的“深屋造假”事件,还是对“比特币”的监管等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我们在金融管控上的“不成熟”。

在金融方面,西方国家领先我们几百年。 这“数百年”的距离,不是一两天就能赶上的。 同时,我们也不应对美国、日本等国家掉以轻心。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对态度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太可能改变。

而一旦他们的经济形势陷入危险,他们就不会放弃任何“让中国陷入困境”的机会。 因此,只有有了强大的国力和团结的人民做后盾,我们才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抵御西方国家投掷的“金融炸弹”,维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

《中国持有高额美国国债政策分析》吴兴宇

《我国大量持有美国国债的风险及对策分析》王涛

《从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状况看美国债券投资逻辑与趋势》刘丹

《美国政府主权债务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李宏毅

外汇交易的基本面分析

外汇市场的分析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基本面分析,一种是技术分析。本文将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基本面分析。

基本面分析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分析,一般基于对宏观基本因素的状况、发生的变化及其对汇率走势造成的影响加以研究,然后得出货币间供求关系的结论,并以此判断汇率走势的分析方法。如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就是外汇市场每月重点关注的经济数据之一,该数据一公布可能会成为汇市方向的一个转折,甚至带给汇市激烈的波动。

由基本面分析未来的汇率长期发展的趋势较为可靠,且具有提前性。但缺点是无法提供汇率涨跌的起点重点和发生变化的时间。此外,有时汇率不是严格遵守基本面的变化。因此,对于基本面的分析要结合技术面以及市场心理等因素进行研究。

分析立场

由于汇率的变化是两个国家之间整体经济状况变化的结果,所以在对汇市进行分析时,投资者要从整体上即宏观上去分析国家的政治经济局势,而舍弃微观的经济状况分析。

分析经济数据

投资者对外汇走势的基本面分析,就是对国家一系列经济数据的分析。不同的国家与外汇汇率变化相联系的经济数据是不一样的。应该掌握各个国家基本面的数据名称和这些数据的变化对汇率的影响。投资者面对众多的数据,不是每一个都要求对其进行分析,投资者要学会根据当前的世界政治经济局势,从零碎的消息和数据中找到市场的热点。在对基本面进行分析时, 主要分析这些市场的热点就可以了。但投资者要注意,市场的热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热点也会随着发生变化。

基本面分析所需要的重要因素

经济因素

(1) 宏观经济状况:从长期和根本上看,汇率的走势和变化是由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景气状况所决定的,这也是影响汇率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汇市直接受经济状况的影响,必然也会呈现一种周期性的波动。其中主要考虑经济增长水平,国际收支状况,通货膨胀水平,利率水平。

(2) 利率水平:在影响汇率走势的诸多因素中,利率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因素。当利率上调时,信用紧缩,贷款减少,投资和消费减少,物价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进口,促进出口,减少外汇需求,增加外汇供给,促使外汇汇率下降,本币汇率上升,同时,当一国利率上升时,就会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从而增加对本币的需求和外汇的供给,使本币汇率上升、外汇汇率下降;当利率下降时,信用扩张,货币供应量增加,刺激投资和消费,促使物价上涨,不利于出口,有利于进口。在这种情况下会加大对外汇需求,促使外汇汇率上升,本币汇率下降,同时,当利率下调时,可能导致国际资本流出,增加对外汇的需求,减少国际收支顺差,促使外汇汇率上升、本币汇率下降。

(3)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是影响汇率变化的基础。如果一国的货币发行过多,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了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实际需求,就会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使一国的货币在国内购买力下降,使货币对内贬值,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对内贬值,必然引起对外贬值。因为汇率是两国币值的对比,发行货币过多的国家,其单位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减少,因此在该国货币折算成外国货币时,就要付出比原来多的该国货币。通货膨胀率的变动,将改变人们对货币的交易需求量以及对债券收益、外币价值的预期。通货膨胀造成国内物价上涨,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出口亏损,进口有利。在外汇市场上,外国货币需求增加,本国货币需要减少,从而引起外汇汇率上升,本国货币对外贬值。相反,如果一国通货膨胀率降低,外汇汇率一般会下跌。

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如国际的政治形势,政治事件,国家之间的关系,重要的政治领导人的变换,国家间发生战事,某些国家发生劳资纠纷甚至罢工风潮等等,这些都会对一国汇率产生巨大的、突发性的影响。这也是基本面中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市场因素

投资者的动向,大户的意向和操纵,均可能对股价形成较大影响。在外汇市场上,人们买进还是卖出某种货币,同交易者对今后情况的看法有很大关系。当交易者预期某种货币的汇率在今后可能下跌时,他们为了避免损失或获取额外的好处,便会大量地抛出这种货币,而当他们预料某种货币今后可能上涨时,则会大量地买进这种货币。国际间一些外汇专家甚至认为,外汇交易者对某种货币的预期心理现在已是决定这种货币市场汇率变动的最主要因素,因为在这种预期心理的支配下,转瞬之间就会诱发资金的大规模运动。

政府因素

汇率波动对一国经济会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各国政府(央行)为稳定外汇市场,维护经济的健康发展,经常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干预的途径主要有四种:

接在外汇市场上买进或卖出外汇; 调整国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国际范围内发表表态性言论以影响市场心理;与其他国家联合,进行直接干预或通过政策协调进行间接干预等。

这种干预有时规模和声势很大,往往几天内就有可能向市场投入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当然相比较目前交易规模超过1.2万亿的外汇市场来说,这还仅仅是杯水车薪,但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干预尤其是国际联合干预可影响整个市场的心理预期,进而使汇率走势发生逆转。因此,它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汇率的长期趋势,但在不少情况下,它对汇率的短期波动有很大影响。

出这几个主要的因素外,会影响汇率变动的同样还有军事因素,突发事件等。

外汇基本面分析的基本理论

购买力平价理论(Purchasing Power Parity)

购买力平价理论是关于汇率决定的一种理论,是当今汇率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人们对外国货币的需求是由于用它可以购买外国的商品和劳务,外国人需要其本国货币也是因为用它可以购买其国内的商品和劳务。因此,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相交换,就等于本国与外国购买力的交换。所以,用本国货币表示的外国货币的价格也就是汇率,决定于两种货币的购买力比率。由于购买力实际上是一般物价水平的倒数,因此两国之间的货币汇率可由两国物价水平之比表示。

利率平价理论(Rate Parity)

由凯恩斯和爱因齐格提出的远期汇率决定理论。他们认为均衡汇率是通过国际抛补套利所引起的外汇交易形成的。在两国利率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资金将从低利率国流向高利率国以谋取利润。但套利者在比较金融资产的收益率时,不仅考虑两种资产利率所提供的收益率,还要考虑两种资产由于汇率变动所产生的收益变动,即外汇风险。套利者往往将套利与掉期业务相结合,以避免汇率风险,保证无亏损之虞。

国际收支理论

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是国际金融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各国政府用以分析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适时调节政策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理论依据。世界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发展。该理论认为,外汇汇率必须处于其平衡水平,即能产生稳定经常账户余额的汇率。

资产市场模式

金融资产(股票和债券)贸易的迅速膨胀使分析家和交易商以新的视角来审视货币。诸如增长率、通货膨胀和生产率等经济变量已不再是货币变动仅有的驱动因素。源于跨国金融资产交易的外汇交易份额,已经使由商品和服务贸易产生的货币交易相形见绌。

资产市场模式将货币视为在高效金融市场中交易的资产价格。因此,货币越来越显示出其与资产市场,特别是与股票间的密切关联。

“三大资本”过剩,如何化危机?温铁军:中国走了不同的道路

资本过剩问题是每个国家在追求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都会造成的,首先,资本过剩的原因是生产过程的内生性矛盾的发生,也就是大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所发生的矛盾,资本一般会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但是如果生产与消费不平等时,那么就会产生生产多余消费,最终导致资本过剩,但是每个国家资本过剩产生的原因不同,所以解决的路径也是不同的。在中国,温铁军教授就提出了走中国的不同道路,去化解三大资产过剩的问题。

首先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温铁军教授,出生于北京,但是祖籍是河北昌黎,大学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三农问题专家,现任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席,他在经济学和三农问题上有突出的成绩,曾经获得CCTV年度经济人物奖,中国环境大使,和谐中国年度人物奖,始终关心三农问题,对三农问题的发展和解决有着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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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机

在国家三大资本过剩的危机下,温铁军提出了中国要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不同于西方国家走的属于中国的道路。那么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资本过剩,本过剩是因为利润率过低或利润率下降,使资本追逐利益的条件下不利而显得多余,因此产生了过剩的问题。不是,也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过于追逐利益,不遵从现实,不把满足人们的需要当做一个必要条件,任何的投资都以利益水平为主,将资本全部投入进利润率较高的市场,而忽略利润率低的一些市场,往资本能够在高利润的,投资下产出较大的收益,但是往往产出与消费不平衡,所以导致资本过剩,投资无利可图,最终也会引发起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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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中国经济现状而言,主要表现为货币供应过快增长,货币的流动性较大,对国际资本的流入和货币政策以及市场的投资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流动性过剩会导致长期的通货膨胀,已形成市场经济泡沫,是经济在稳步增长,实则内部全部都是虚的,这样最容易引发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会使得各种企业和人民币货币贬值等一些较大的影响。而要想解决这一资本过剩问题,必须是产出与消费一致,经济结构化得到平衡,也要求我们对于传统产业的投资要重视,是在农业方面的投资更应该放在中心,新兴产业工业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基本问题还是在农业上面,所以温铁军教授也指出了必须要走一条中国所特有的道路,来化解这次产业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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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国家的资本过剩问题

在西方是最先发现产能过剩问题的,也是在他们追求工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向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工厂爆发,各种机器化代替了人工生产,使得生产过剩,欧洲的消费水平达不到这样大的生产力,为了能够使生产过剩减少,各国就开始内斗起来打乱对方的工业生产能力,使得市场经济一度陷入混乱。这也是从1929~1933年资本主义矛盾普遍产生产业过剩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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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国的工业化,所造成的产业过剩问题更是尤为突出,在经济危机下,罗斯福在危机下实行了新国家主义,为了应对这场经济危机,应对生产过剩的挑战,罗斯福就任总统之后,提出了让政府直接干预国家经济,打破了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体制,让政府直接用国债投资,把过剩的生产力引到国家建设中去,其实利用国债就是在货币的发行上增加,也势必会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等一些问题,而这样的做法也导致美国在应对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国家的银行倒闭后,许多人都聚集到银行门口前来要债,美国的这种做法可谓是拆东墙补西墙,我没有从资本过剩的根源上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且当时美国的贫富差距特别大,贫穷的人连饭都吃不上,但是富有的人却将牛奶倒在河里面,将小麦是撒在大海里,可谓是饿的饿死,撑的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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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苏联时期也有过资本过剩的问题,而当时苏联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于是列宁时期对国家的性质进行的改变。列宁说要进入社会主义,苏联必须要自己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资本主义,不然就没有抵御外敌的能力,后来也一度带领苏联走向了辉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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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时大部分国家都在搞国家主义,比较典型的是德国,他在经济发展领域上,在面对经济危机和产能过剩问题上与罗斯福新政是一样的措施都是将过剩的生产力转向为内部建设,利用发行国债来稳定当时的各个企业和经济基本稳定。在西方自由市场下面,经济危机面对资本过剩,产能过剩。大部分国家都采取了国家干预的政策,实施了国家主义,对资本进行了限制和控制,才将资本过剩的问题进一步削弱。其实日本当时所实行的军国主义,其实也是利用国家干预的政策,总的来说也是一种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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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在面对资本过剩问题上都是利用国家干预手段来控制资本的过剩问题,在问题发生之前,市场是自由的,是不受国家干预的,而在问题非常大而得不到解决使国家就会出面干预,并且利用发行国债的方法来解决它,中国是否能够照搬西方的这一政策来面对自己国家产能过剩的问题呢?其实不然,我们要利用自己的国家意识和国家形态,总结自身的规律,形成自己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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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自己的道路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人口大国。们国家的人口占全世界百分之二十多,我们的水资源和耕地资源仅仅只占世界的6%和7%,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要用少的资源来养活比较多的人口,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要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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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我国不同的地理特征,不同的生态环境也造就了其自然资源的千差万别。56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除此之外便是少数民族,所以风俗文化上也具有很大的差异,这也造成了我国多元化的发展。但是不能否定的,是我国确实是一个农业大国,所以在国家出现本过剩的问题也是必须也要从这一方面进行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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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产出与消费不均衡,同时在中国遭到全球化转嫁的输入型危机挑战下,资产过剩问题更为突出,所以我们还要依靠农民农业来解决它,我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运用的手段也是不相同的,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地理位置复杂,所以我们最有利的条件是与自然多样性结合,发展多样式的生态产业,而且中国本来也是一个消费品产出大国,利用我们的人口优势和土地资源优势发展农业来减少产业过剩所带来的危害,而且在,工业革命改革之时,中国的生态环境也遭受了很大的侵害,全球气温变暖,海平面上涨,河水污染,垃圾污染,都是工业改革所带来的一些弊端,是国家工业化加快成发展所造成的问题,机械化,工业化的大批量生产最终就会导致产能过剩最后影响的就是资本的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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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将生态文明建设重视起来,十九大时期,总书记就强调可持续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些年来,城市化建设,城市是取代农村的话题比较多,而且鼓动农民进城务工发展,能带动资本的流通,同时农民进城市务工也会为城市化进程作出贡献,实现城镇化率的提升,可是这样也会存在一个以污染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问题,到2010年以来,我国的主要矛盾是工农两大部类生产都过剩的矛盾,到2017年,中央财政是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计划,灌输一种乡村是国家走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载体,乡村的重要性也被凸显出来,其实不管是房地产,商业还是一些新兴产业,其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泡沫风险,面临经济危机很容易崩盘,如果完成生态资源的自我货币化,将金融回归于实体经济,那么对于资本过剩这一问题的解决也会有很大的帮助,也可以利用乡村资源货币来吸纳过量增发的货币,近些年来,乡村资源和物业的价值增长空间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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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着自身特殊的国情,在资本过剩方面也不应该照搬西方应该走一条属于中国的道路,从农村从农业着手,从一些实体的经济开始发展,必将会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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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贬值就代表国家经济变弱?对百姓有什么影响?

在当下特殊的时期,本以为守着钱袋子就能熬过去,却不曾发现手中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了。比如封在家购买物资的时候,看着花了上千元却只有少部分食材的时候感觉很无奈。

事实确实如此,随着国际事件的影响,我国人民币出现贬值。有的人这个时候会觉得货币贬值代表国家经济变弱,其实并不是这样,不过对百姓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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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币贬值

现在我们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够花,除了正常的通货膨胀之外,其实还可以从人民币贬值的角度来看。

前段时间美国为了应对经济低迷的情况,不断提高利息,美国的通货膨胀也在不断上升。不仅是美国,欧盟也是如此,数据统计发现欧盟的通货膨胀率也在7%以上,两个庞大的经济体这样发展就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做出对应的政策,结果引起了许多发展中的国家货币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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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不断加息的同时,我国选择了降息与之完全相反的政策。这样就导致国际上的资金都会流入高利率的美国,甚至我国的一些资金也会流入到国外,人民币就开始贬值。但这并不代表着我国的经济变弱了,而是因为针对当下国情做出的决定,是为了保证国内货币的稳定性。

不过我们也不需要担心人民币会一直贬值,因为美国当下的通货膨胀是不健康的,美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也是不好的。但是我国在未来会调整回来,所以人民币不会一直贬值的,并且在未来相信人民币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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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币贬值是代表国家经济衰弱吗?

如果说国家经济变弱了,到时候变化的可不仅仅是当下人民币贬值这么简单了。经济衰退在社会上会表现会非常明显,比如工厂许多人失业、经济活力下降、物价大幅上涨、服务业客户减少、汽车以及房子和高价位的首饰等购买客户大幅降低,这些表现才能说是经济有衰弱的迹象。

所以单从人民币贬值来说经济衰弱是错误的,只能说是其表现之一,同时也正是因为社会疾病问题导致社会上出现了许多经济低迷的状况,经济发展被动进入缓慢期,让一些人误以为人民币贬值代表了国家经济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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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这些经济衰退还有许多其它表现,股票不稳定下跌也是表现之一,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个人所能控制的。并且出现经济衰退之后相信国家也会有一定的紧急对应措施。

三、货币贬值对人民生活有什么影响?

不管是经济衰退还是人民币贬值,受到影响最大的永远都是平民老百姓。许多人民衣食住行都是勉强达标,一旦人民币贬值了,购买不到平常的分量,只能从平常生活中节省,甚至需要舍弃掉一些资产,不管哪些对于人民的生活都是巨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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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货币贬值意味着大量资金走出国内市场,这样势必会让许多企业减少运营规模,再进一步的话就是大量的人民失业。所以货币贬值影响人民的不仅仅是购买力下降那么简单。

但是当下的货币贬值情况也并不是完全是坏的,货币贬值意味着其它国家会加大对我国进口货物,而国内企业会减少对国外货物的进口,这样就会促进国内本土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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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此次货币贬值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在国际上人民币贬值了许多,1美元可以换6.6人民币。但是在国内没有发现对人民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有些地区物价反而下降了一点。这也说明了此次的货币贬值可能受到国家的大力管控,只是对外并不是对内的。

结语

不管当下的货币贬值是否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影响,它都不是我们个人所能控制的。我们只有更好的学习,努力挣钱才能更好的去应对,而且当下也有许多其它资金管理的方法可以降低货币贬值带来的影响,我们都可以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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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有目共睹的,货币贬值也能促进出口行业的发展,对于国际经济影响也是比较大的。等到未来国际经济稳定之后,相信人民币的价值会越来越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不知道你对我国货币贬值有什么看法呢?

评论丨现代货币理论:非常规政策还是“重建三观”?

旧三观之一:量入为出、以丰补歉的平衡财政

人们习惯性地以为,财政政策是“储钱罐”,本质上是一种量入为出、以丰补歉的逆周期政策。因此,从长期看,财政政策是支出取决于收入的平衡财政。

很不幸,平衡财政已被功能财政逐渐取代,即财政支出并不取决于财政收入,而是取决于财政功能。政府需要完成怎样的财政功能,决定了财政支出规模。功能财政已取代平衡财政。这意味着:第一,财政功能无法削减,财政支出有刚性;第二,财政无法持续平衡,财政支出日益依赖赤字;第三,功能财政观下,赤字既无需也无法平衡;第四,功能财政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并非靠纳税人充分付费支撑,而逐渐有免费化之势。

从实践看,西方国家几乎已不可能回归平衡财政。日本财赤已持续1/4个世纪,而美国上一次接近财政平衡已是2007年。在可预见的未来,发达国家整体既不可能削减政府职能尤其是民众福利,更不能恢复财政收支平衡。

旧三观之二: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

人们习惯性地以为,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这已深入货币数量论者的脑海。弗里德曼甚至要求,在他的墓碑上刻上“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这句话。但这种观念已持续偏离了实践。至少存在两个偏离,一是无视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当代农业和制造业的产能如此庞大,以至于任何有效需求增长,都能得到充分满足,不易有持续的供不应求之势;二是货币供应和经济增长被描述为面和水,面多加水,水多加面,即通胀的起落,这忽视了庞大的资产价格对流动性的显著吸收。

传统费雪方程“物价×国民收入=货币量×货币乘数”只考虑了实体经济。而社会总信用的供求已改变为:国民收入增长所需的总信用+资产价格体系所需的总信用=货币量×货币乘数。资产价格膨胀同样能吸纳大量流动性,你发钞给我,我转身买了股票,通胀在哪里?企业订单增加了吗?需求不足的长期存在,以及政府、企业和家庭对资产价格体系的巨额持有,使通胀和货币之间的关系持续弱化。

从实践看,央行“大放水”并未将钱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有效需求长期不足,资产价格居高不下,通胀已死。

旧三观之三:货币天然是金银,劣币驱良币

许多人至今对此深信不疑,尽管在七十多年前,凯恩斯就指出,人类对货币的认知,还留着一小截金属尾巴。但现代货币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已进入全球信用体系阶段,且不存在回到金本位的可能性。

货币如何起源?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货币金银说,其基础在于人类的不互信关系。贵金属成为货币在于其昂贵和不可复制,劣币驱逐良币也是基于不互信关系的结果。另一种是货币源于债,其基础在于人类的互信关系。没有互信就不可能产生借贷和举债行为。

同样的,信用货币意味着货币竞争是国家信用竞争,结果是良币驱逐劣币,良好的国家信用背书,使良币代行国际货币之职能。日本央行向财政的透支,无损于日本国家信用,至少目前是如此;国家信用糟糕者,发行的货币走不出国门,甚至被本国民众抛弃,一些蹩脚央行干脆就丧失了发行货币的能力,发行出来也是废纸。

从实践看,央行发钞即国家信用背书的举债行为,甚至是国际举债行为。发钞和汇率几乎脱钩。量化宽松急先锋的日元,汇率稳定,甚至被视为避险货币;危机中出现“美元荒”和美元指数高企,折射出危机中人类对美元的信任以及资本向美国的加速回流。瑞士、瑞典那样的小国大金融、弱国强货币已不复旧观。

旧三观之四:金融领域存在“流动性陷阱”

人们对“流动性陷阱”也坚信不疑,即市场利率低到一定程度,货币政策的价格工具就失效了。但很不幸,近年来,低利率逐渐蔓延,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也在不断扩张。在资产端,已出现了负利率的主权债、负利率的按揭贷款。一些国家的超额存款准备金付息已跌入负利率。储蓄存款利率接近零利率,但尚未到负利率。迄今人们没有观察到零利率或者负利率放缓蔓延的可能。美联储在2015年底到2018年进行了短暂的加息尝试,然后,由于对增长低迷和资产泡沫的担忧,被迫再度转向零利率。

对“流动性陷阱”的信仰可能和两个因素相关,一是现金二是增长。但现在,人们差不多已进入“无现金社会”,净储蓄者可以通过窖藏现金保住零利率下限的场景不复存在;二是人们无法预见全球低迷增长会延续多久、下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强劲增长何在。

从实践看,央行并不面临流动性陷阱,零利率或负利率与无限量化宽松一样,都看不到尽头。这种利率环境给社会保障基金和险资年金等带来了巨大的资产配置困扰。同时,负利率政策本质上就是对净储蓄者——尤其是富裕阶层——的税收政策。

旧三观之五:货币扩张等于信用膨胀

什么是货币、什么是信用甚至没有被清晰地解释过,以至于人们把货币供给的扩张,等同于信用扩张,等同于随之而来的通胀。事实并非如此,日本持续了20多年的货币扩张,日本企业的杠杆率反而不断下降,以至于日本企业被形容为失去野蛮扩张血性的“食草动物”。美联储在次贷危机后启动量化宽松,而2010年美国银行业的信贷却收缩了5%。中国央行在推动“三去一降一补”时的金融环境也被称为“宽货币、紧信用”。

央行货币扩张就能通过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带来信用扩张的传导机制已大为受损。社会总信用的膨胀和收缩,很大程度上是情绪和景气周期的自我循环。在稳定的货币量下,乐观预期和景气高涨,会使私人部门加杠杆,货币乘数扩张;而悲观预期和景气呆滞,则会引致去杠杆和货币乘数收缩。或者说,同样一块钱,乐观时一年周转3次,悲观时一年周转1次,带来的信用扩张有云泥之别。货币供给是外生性的“水龙头”,信用需求则大致是内生性的。

从实践看,主要央行很清楚,在悲观预期和低迷增长下,货币扩张不能带来信用膨胀。为此,央行量化宽松并非货币扩张,而是央行直接在货币、债券甚至权益市场进行买入资产的扩表式操作,直接向资产出售方强行注入信用。量化宽松操作一定意味着货币传导机制不畅。

旧三观之六:货币政策应保持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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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坚信不疑,由此构成了货币的发行和回笼机制。据此人们也强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很不幸,各国央行都在陷入量化宽松和超低利率的扩表操作。美联储在2016年之后短暂的缩表已戛然而止。货币供应的量价和通胀、总信用之间在逐渐脱钩。因此,信贷货币理论大胆设想,当下货币发行机制,是国债存量膨胀;货币回笼机制,是税费汲取。这并不令人意外,货币只是兴奋剂,服用才能奏效。既然私人部门不愿服用,那么财政就要持续服用兴奋剂,充当“最后雇主”。或者说,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意味着货币发行即发行国债,回笼即税收;意味着财政才是强行扩张信用的狠角色。央行发钞再多,没有财政把钱花出去,也是枉然。

从实践看,财政和货币政策只是两条看似独立的腿,而到裆部终究会合体。财政赤字的货币化,看似超级央行遮掩了财政,其实恰恰相反,功能财政使得国家财政这个无底洞,强行扩张着私人部门无力扩张的社会总信用需求。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合体协调,已是趋势。

旧三观之七:货币政策不应关注资产价格

人们通常认为,央行应关注通货稳定、防范金融风险,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形成了一系列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但人们很不情愿将资产价格纳入到货币政策考虑的范畴。随着各国央行走向长期量宽和低利率甚至负利率,通胀率和失业率被提上日程,但一些货币当局仍不愿对资产价格涨落投入热情。其理由在于,资产价格和法律要求央行关注的目标和赋予的职能无关,同时,资产价格的无常变化会迫使央行决策呈政策跨期的不一致性,付出声望风险。似乎央行可以不关注,任由泡沫市场出清。

从实践看,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已是各类资产的大买家,直接影响到资产价格,日本央行尤其如此。央行对其买入资产类型的扩容不仅和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关,也和强行向金融、非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甚至强行信用扩张有关。而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甚至危机,也往往一键触发央行急剧量化宽松,甚至滑向负利率。日本股市和地产泡沫,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包括此次疫情下美股的恐慌性下跌,都直接令相关央行迅捷行动。无论如何,维持资产价格稳定,避免资产泡沫崩溃,都已是央行正在做的,竟还拘泥于央行是否应关注资产价格?时至今日,央行应当关注其政策和资产泡沫之间的伴生共存,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道德风险。

旧三观之八:应尽力避免金融空转

从费雪到弗里德曼,传统货币理论之所以将货币和通胀、增长挂钩,是以为货币被私人部门吸收之后,将投入商品和服务的研发、产销环节之中。不幸的是,现实生活中,除了货币之水和实体经济之面,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东西,尤其是虚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资产体系。给跨国公司减税,带来的未必是大公司资本支出或研发投入的增长,而是从股市回购公司股票,以推高公司市值。给小微企业的经营贷,很可能被挪去炒房炒股。获取财富的方式既在于“惊险一跃”的创新创业,也在于“以钱生钱”、并不滋生商品和服务的金融投资理财。或者说,美联储并不具有把货币注入主街而不注入华尔街的藩篱,主街和华尔街本就陈仓暗度,难分彼此。结果就是财政年年“惊险一跃”了。

从实践看,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其并不在意究竟是通过实体经济还是金融空转获利。教育和科技精英从中产向下沉沦,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和利润率过低。时至今日,尽管金融管制逐渐取代了金融自由化,但“惊险一跃”还是不如空转更丰姿摇曳。

旧三观之九:非常规货币政策是不正常的

今天人们仍然愿意看到一个正常的央行:维持相对稳定正常利率,维持相对克制的发钞节奏,使用传统货币政策框架。而通过量化宽松等措施不断扩表,通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不断和财政“沆瀣一气”的央行,被视为不正常的,其政策框架也被视为不正常的。但戏剧性的是,越来越多的央行变得不正常。有正常货币政策框架的央行,除了中国央行之外,已经非常罕见。人们不禁产生疑问: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还要不正常多久?有无可能回到正常?

从实践看,回到正常,意味着利率抬升,意味着央行持续缩表,意味着财政困境,意味着由市场机制对实体经济和资产价格进行彻底的出清。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主要央行缩表和政府去杠杆,是基本无望的。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按人头发钞”度日的基本国民收入政策大行其道,这使得信贷货币理论的异乎寻常,将变得越发寻常。

发钞混日、寅吃卯粮为何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状况?

欧美日将继续运行在“三观尽毁”的现代货币理论中,作为先驱者的日本值得观察。这种必将日益引人注目的趋势,究竟在暗示什么?我们只能猜测,无从定论。

猜测之一,人类将面临长期的低迷增长。我们并不处于一个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时代,相反,创新创业精神和行为日益稀缺,老龄化蹒跚汹涌而来。同时,政府和大企业对教育科技精英这些通常不太热衷于名权利而热衷于传承知识和探索未知的“聪明人”太过苛刻,使这一维系人类未来命运的群体加速没落了。对长周期增长的悲观预期,使得人们接受了量化宽松和负利率。

猜测之二,人类收入分配失衡极其严重。通过金融、法律和税务安排,跨国公司和富裕人群有效地对抗了政府税收体系,使其负担的实际税率远低于名义税率。与此相对,中低收入群体日益庞大,其有限的有效需求,传统产业产能可轻易满足。凝固化的阶级鸿沟逐渐扼杀了长期增长和创新的活力。

猜测之三,功能财政而非平衡财政导致发达国家税收制度的根本性失败,财政赤字货币化,本质上是向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基于发钞而非基于税收的公共服务,本质上也是向净储蓄阶层的铸币税征收政策,但净储蓄阶层正试图用金融资产的上升尽量抵御铸币税。

猜测之四,负利率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央行在努力避免社会总信用需求的萎缩。令央行痛苦的不再是货币供应的数量和价格,而是持续低增长、悲观预期和有效需求不足压力下,如何维持甚至创造私人部门的信用需求。央行会更多地关注通胀、失业、增长和资产价格这四大指标,还无暇去关注量化宽松上限和负利率下限。

猜测之五,发达国家已无法承受市场出清之痛。当凯恩斯批评大萧条是“惊人的愚蠢”时,其大概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胡佛热衷的金本位没有维持的必要,大力度的财政货币扩张却缺席了;二是粮食牛奶产能过剩,底层民众食不果腹时,联邦政府竟然没有发挥“最终雇主”之责,以各种名义把钱交给底层,让他们购置基本生活所需。这种惊人愚蠢在东亚危机的时候重演了一次,IMF给陷入危机的东亚经济开出了紧缩财政和提高利率的药方。近20年来,人类无论面对经济危机还是金融危机,再也没有选择任由市场自动、彻底出清。

猜测之六,功能性财政和财政赤字货币化暗示,发达国家现实的国民生活和福利水平可能已高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可持续福利水平。如果收入分配制度没有巨变,那么企业和居民无力加杠杆,唯一出路就是政府持续加杠杆。

猜测之七,一方面,央行的量化宽松和超低利率,与资产价格膨胀互为因果,导致金融资产日益庞大;另一面,由于支撑金融资产回报的底层资产是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的低回报率决定了金融资产所依赖的公司营收、盈利等基本面平平。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估值重心上移的资产泛滥时代的优质资产荒。

猜测之八,日本和中国的货币政策值得关注。日本经受了超过1/4世纪的经济低迷,也是现代货币理论的始作俑者,日本政府的加杠杆令人叹为观止,日本财政货币最终何去何从?令人好奇。中国央行目前是罕见的正常央行,中国财政也不充分积极。某种程度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超长经济增长,使当下中国政府还没有承受过真正的经济周期考验。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公众预期和收入分配问题,还是景气时代的思维方式。

从现代货币理论看政府和社会,让人唏嘘,它看似发钞混日、寅吃卯粮,也看似一个人想要提起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无论财政赤字货币化、负利率、量化宽松承受多少争议,有一点是值得提醒的,发达国家几乎群体性地走到了这种地步,起码不应将此描述为西方的集体失智和末日。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各国相较,无非是五十步与百步之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