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能听到说中国货币发行是基于外汇市场而进行的；中国经济经常出现高增长高通胀的情况；中国的广义货币发行量巨大，远超过实际经济的增长需要等等。这些论调有没有合理的依据呢？带着好奇，我最近看周其仁写的《货币的教训一书》，书中内容给了我一些有趣的启发。

谈到货币，我们必然要了解货币存在的意义和作用。货币就是用作交易双方的媒介和作为价值尺度的衡量。此外价值储存也是货币的功能。在这里面我觉得货币最重要的一项条件就是保证货币内在价值的稳定性。如果货币币值不稳定，就会给交易带来很大的摩擦，以至于交易根本无法进行。这在金本位时代根本不是个问题，因为黄金是实物，限于储量稀缺，人类开采速度受限，故而货币的供给也是有限的。但在法币作为“不可兑换货币”制度大行其道的今天，保持币值稳定还真是难以做到，要不我们每个人也不会受到通过膨胀问题的困扰了。

人类的获货币制度都是从金本位再发展到国家信用为基础的法币制度。从而带来了只有再法币制度下才有的各种经济和货币现象，比如通货膨胀，我们每个人都置身其中，无法逃避。下面从书中总结一下有关中国货币制度发展的一些故事，可以对现在的货币发行及运作有些体感。

这里再提下金本位制度，法币制度也是从其中来的。金本位制度在人类社会也存在了几千年了，金银在古代的社会就是世界货币。为什么金本位会被现代社会抛弃呢？原因是现代政府经常因为财政压力、战争筹资、信用扩张等需要更多的货币，金本位限制了政府的扩张需要。对与进本来来说，金银储备多少，对应的货币数额就是多少，这大大的限制了政府膨胀的欲望。典型的例子就是经历一战后金本位的动摇，各国政府通过膨胀货币来扩张财政的冲动是无法被黄金的物理属性所制约的。在1931年和1933年英国和美国政府就先后废除了金本位，碍手碍脚的金本位不再合乎时宜。包括后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只是形式上的金本位。再到1971年尼克松宣布这个体系解体，世界就完全转入信用货币时代。

当然，中国的货币制度也是这样的规律。49年新中国因为各种因素，建国的时候也没有采用金本位的货币制度。从明清以来中国的货币供应就是白银+铜钱，天然的金本位。到了民国政府时期开始发行金圆券，后来因为对日抗战和内战的财政扩张需要，开始无限制的供应金券、银券，掠夺百姓财富，最后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走向了失败。民国政府当时也把大陆储备的所有黄金都运送到台湾。新中国没有黄金储备，加之苏联老大哥也是法币制度，故而采用法币制度也是顺理成章了。新中国货币发行数量没有锚定物，发行多少等问题依据在各个解放区的货币管理经验和财政支出需要而定。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因为货币发行可以因财政需要而透支，货币发行多少政府说了算。这也导致了后续历史上多次出现通货膨胀。比如1959-1961年大跃进后期叠加自然灾害，国内日用消费物资短缺，带来的严重通过膨胀；改革开放初期投资需求猛增，财政赤字严重，货币信贷规模急剧扩张，引起较大的通货膨胀；1987-1989年间货币政策的宽松，导致物价指数出现建国以来的最大最大上涨，引发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在为财政兜底的货币制度下，经济发展中货币政策总是倾向于不断扩张，频繁的出现货币流通问题，很难做到货币价值的相对稳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产生很大影响。多次的通过膨胀现象就说明了问题。这段时期的货币政策从属与财政政策，并不具有独立性。直到1994年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央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货币和财政制度做了制度上的间隔，这算是堵上了货币因财政需要而主动超发的通道，货币制度实质性的改革和推进。政府把央行作为财政之外的钱柜子的时代也结束了。随着制度变革，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

1994年以后，中国的货币制度又成为什么样的呢？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逐年增长，加之中国在2001正式年加入WTO，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货币制度也发展成了两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其一就是央行直接掌控的基础货币发行。也就是汇率机制构成了我国基础货币的发行。九十年代随着中国逐渐转为出口外向型经济，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提升，汇率的市场并轨改革也于94年完成。此时因中国受出口主导逻辑支配，央行创造大量基础货币购入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外汇。这些外汇都是进出口贸易企业交易获得的美元，他们在商业银行汇兑成人民币后，进入国内继续生产或者消费，而外汇则被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持有。这些机构会把外汇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卖给央行。央行就是中国外汇实际最大的买家，这样的交易每天都在发生，从未间断。央行购买外汇的货币是直接创造出来的基础货币。这些基础货币也叫高能货币。商业银行拿到基础货币后，再贷款，如此不断进行，形成信贷的成倍放大，市场就多出来大量货币。这些货币是伴随着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而产生的，实在具有中国特色。尤其中国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后，通过这个机制，市场中被动投放的货币量每年都在猛增。

另一个是政府主导的以“供地融资”为特点，杠杆出来的商业银行贷款，形成的信用扩张。在中国，土地所有权分为国有土地和村集体所有的集体土地。政府可以通过国有土地，以及从农村低价征收集体土地后变为国有土地进行资产化，也就是这些年经常说到的土地财政。将土地资源货币化后，获取收益的同时，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形成大手笔向银行借贷的支点，构造了货币创造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政府和国有企业也会主导大量投资，这些投资活动能够以较少的自由资本就杠杆出大量的银行信贷。相比于民营企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也非常愿意借贷。政府主导的投资与国有银行为主的信贷体系共生共存。这也是非常现实的经济机制。

以上也就是经常说的银根和土根。这是中国货币运动的两个圈。两圈交会之处，在央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往来之中。如果说无日无之的央行以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大手笔购汇构成今年中国货币之水的源泉，那么政府主导的工地融资，则高能放大了注入金融体系的货币流量。这是中国经济强劲增长、通胀压力不时相伴出现的货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