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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戈:经济企稳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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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2023年7月18日晚,“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5期:中国经济的新数据、挑战与展望”在北大国发院承泽园和线上同步举行。本文根据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博士的主旨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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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季度经济数据看,不管同比还是环比,经济确实呈现出良好的修复态势。二季度的经济数据虽然同比增速较高,但从复合增速和环比增速看,经济修复的基础还没有充分夯实。

如何夯实整个经济?如何让微观主体感受到真正的暖意?这是我想和大家交流的话题。

存量影响未来的增量

三年疫情过后,我们正处于以前从未遇到过的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研判经济,是否还能按照过往的思路、周期和规律进行推演?我认为这样的做法值得商榷。

疫情过后,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积极修复经济,其中一些场景可为我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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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1中红线代表的国家(主要是发达经济体),疫情后经济修复情况总体比较稳健;蓝线代表的国家主要是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它们在经历一个季度左右的增速抬升后,第二季度无论是环比增速还是复合增速都呈现出整体向下的态势。红线国家的居民、企业和政府,其资产负债表在疫情期间并未受到太大损害,总体修复路径比较稳健。而对资产负债表受损严重的国家而言,总体修复难度较大。

这样的客观情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视角。以前研究经济的时候,我们通常不愿意看过去,也不重视过去存量对未来增量的影响。三年疫情之后,我们发现过去存量的变化情况可能对未来产生显著的影响。图1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不能忽视存量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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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这种深刻的影响可以从图2中看到。这是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的疫后消费情况。这些国家的疫后经济修复已持续至少一年多时间,但老百姓的消费倾向远未恢复到疫情之前。我国也面临类似情况,上半年老百姓的消费倾向远未恢复到疫情之前。

一般而言,如果老百姓的财务状况特别是资产负债状况在头一年或头半年受到损害,会滞后影响到半年后老百姓的贷款和信用扩张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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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从图3 可以看出,今年上半年老百姓总体的信贷扩张低于预期。老百姓不仅没有新增贷款,而且开始提前还贷。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动力从何而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某些存量确实影响未来的增量。

地产下行再现

对于房地产,需要看绝对数据。图4中红线代表今年以来新房和二手房的绝对成交面积量,这一数字弱于疫情三年的各个年份。今年春节后,红线排名第一;到了三四月份,红线排名第二;到5月份,红色线排名第三;现在六七月份,红线位居第四位。这种压力甚至超过了疫情三年平均商品房市场应该有的水平。当然,导致数据下行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老龄化、青年人不愿意结婚等。人口的结构性变化肯定会影响商品房销售,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倘若短期内这些数据明显地偏离了长期均衡,这可能需要政策进行逆周期调整。我们不能用长期的趋势和因素来解释短期数据严重偏离均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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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今年以来,房贷利率不断下行。按照过往经验,房贷利率下行时,商品房销量应该上涨,毕竟贷款利率是真金白银地下降,老百姓对此一向很敏感。然而今年,或者说从去年下半年以来,这一“规律”就不复存在。贷款利率明显地、持续地下行,老百姓的购房意愿却并未因此提升,甚至还在下降。我们无法用增量的变化来解释增量,但可以用一些存量信息来解释增量的变化。如果居民前一期的财务或者资产负债表受损,其后续信贷扩张可能受到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贷款利率下行,商品房销量却未能抬升这一现象。

“房住不炒”是我们的总基调,与此同时也强调“因城施策”。疫情三年,房价下跌的情况总体增多,市场变化快、幅度大。相比之下,政府“因城施策”的应对力度稍显温和。

虽然老龄化是一个长期趋势,但短周期来看,改善性需求依然非常强大。中央一直强调要满足改善性需求,但在实际操作中,老百姓是否能感受到政府对于满足改善性需求的支持力度?比如在北京,想要满足改善性需求,可能需要卖掉第一套房,再买一套房,其实并不容易。现在大家对大中户型的需求占据了主导,两居、三居甚至更大房型的需求占比逐渐增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强烈的改善性需求。就当前政策的支持力度看,我认为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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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从图5不难看出,如果把最近二套房的房贷利率和首套房的房贷利率进行利差处理,二套房的房贷利率显著高于首套房的房贷利率。如果要支持改善性需求,二套房的房贷利率就不该抬升得如此之快。

显然,改善性的刚需存在,但政策的支持力度有待提高。

对房企而言,今年最重要的不是买地和销售,而是“保交楼”。“保交楼”的本质是“还债”,还的是存量债、老百姓的债和上下游工程的债。在这样的背景下,买新地、盖新楼对于房企而言不太现实。今年很多房企的主要任务是修复因三年疫情而受损的资产负债表。在修复的过程中,我认为房企不太可能马上扩大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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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政府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疫情期间,地方政府承担了很多防疫等开支。倘若政府头几年的资产负债表受损,可能直接影响下一年的财政支出。图6中红线代表政府资产负债率的变化,蓝线是广义财政支出状况。红线往往比蓝线领先一年,如果把红线往右后移一年,大致能和代表广义财政支出的蓝线吻合。因此,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往往会对未来一年政府的财政支出产生影响。

由此可见,不管是企业、居民还是政府,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这个存量受损问题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化解。

改革开放40多年的过程中,地产和基建已经形成一个循环机制。两者在整个国内信贷和信用扩张中占比很大。一旦出现明显收缩,可能给信用扩张、经济发展乃至就业市场都带来严重的影响。今年年初,包括政府工作报告在内的中央文件似乎普遍预期,基金预算收入,特别是土地出让收入能够企稳,甚至实现正增长。然而半年过去了,这一预期恐怕很难实现。2022年的土地出让收入大概下降了20%,今年在下降20%的基础上可能又要下降10%。

如果不能稳住土地财政,地方的运营压力会非常大,这会连带影响到基建的动能。或许有人会建议,基建靠发债就能解决。然而实际情况是,基建中的实物工作量,可能更多依赖土地出让收入,无法完全靠当期发债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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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下半年的压力的确不小。倘若没能稳住土地出让收入,下半年逆周期基建的动能可能受到影响。图7中红线代表与基建相关沥青、挖掘机等实物工作量的合成指标,这一指标能够较为真实客观地反映问题。

货币、财政政策如何发力?

今年以来的总体政策并没有收紧。至少从中央基调而言,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从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下降、信贷扩张等种种迹象来看,货币政策总体还是试图走向略微宽松的方向。财政政策也是如此,积极的财政政策看起来并不像要收紧。既然如此,经济的环比增速在经历了一个季度的迅速上行后,为何会出现明显下降?我认为这与真实的政策有关。真实的财政政策是否有所扩张?真实的货币政策有没有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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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从货币的视角来看,图8中的蓝色线代表实际利率。今年的名义利率实际是下降的,但由于物价原因,特别是GDP平减指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为负,从这个意义上讲,实际利率在过去大半年中一直在抬升。图8在阴影之外的区域,当实际利率往上走的时候,大概率会对应半年或半年之后经济环比动能的趋弱。

实际利率对环比经济增速具有鲜明的前瞻性意义。因此如果实际利率处于高位,尽管名义利率下降,但只要下降幅度不大,无法抵挡实际利率继续上行,未来半年我国经济环比增速的势头可能不会那么强劲。实际利率维持在高位,意味着经济动能的环比增速或将维持在相对低位。

PMI(经理人采购指数)已连续三到四个月位于50以下,根据以往经验,这样的情况往往会迎来货币和财政政策更显著地发力。到目前为止,我们也看到了政策的微调,但市场所期待的那种更加强劲的逆周期政策可能仍在酝酿中。目前的形势似乎尚不足以触发强烈的逆周期调控。比如失业率问题,尽管大家对此有所担心,但从整体调差失业率的情况看,或许要低于年初定下的5.5%的目标,才能激发更强劲的政策发力。

一季度时,经济自发修复,大家不担心经济动能。到第二季度,同比增速情况尚好,或许不足以激发强烈的逆周期调整。可能只有当经济的同比和环比都更加明显地趋缓后,更加强烈的逆周期调整才会出台。

当然,经济运行也不能完全靠政策,还要靠市场的调整出清。过去半年中,市场确实在调整和出清,PPI(生产价格指数)也在不断下行。许多企业通过降价的方式去库存。在一定程度上,去库存是经济企稳复苏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经济企稳的充分条件还是与总需求改善相关。假设在三季度看到政策方面更为强烈地发力(无论是货币还是财政政策),经济环比增速或将于三季度末、四季度初进入企稳过程。只有经济环比增速企稳,才能对市场信心以及新旧动能转换发挥更强大的支撑作用。

你知道我国为什么不发行大面值货币吗?

为什么人民币的最大面值只有一百?而日本、韩国、越南、甚至津巴布韦等国家的货币面值相对较大。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和思考。然而,要理解各国货币面值差距的原因,我们需要从不同国家的经济背景和历史变迁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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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值货币的‬由来‬

让我们以日本为例。一百多年前,日本的货币面额也只有二十一百元。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消耗了大量财富,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为了解决通货膨胀带来的问题,日本政府不得不印刷更大面值的货币,以便方便民众购买。因此,大面值的货币一般源于通货膨胀的需要。像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通货膨胀问题更加严重,他们甚至发行了最大面值达一百亿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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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对稳定,通货膨胀保持在预期范围内。人民币的最大面值为一百元已经能够满足大部分日常生活消费的需求。此外,随着手机扫码支付的普及,人们可以方便地进行电子支付,使得面值的大小并不是重要的问题。

大面值货币引发的问题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人民币面值更大,是否会更加方便使用呢?实际上,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引入大额货币可能会带来更多问题。

首先,大面值货币可能被非法交易滥用。许多非法活动,如走私和贩毒,为了逃避监管,常常使用现金进行交易。如果有大额货币存在,这些活动参与者只需几张纸币就可以完成交易,从而降低了交易过程中的危险性。换句话说,大面值货币为非法交易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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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大额货币也会加剧造假币问题。假设制造十块钱的假币成本是十块钱,那么制造一百块钱的假币成本依然是十块钱,因为防伪技术的成本差异不大,唯一的区别就是纸张的耗材。因此,大面值货币将使造假者的利润空间更大,进一步加剧了造假问题。

大面值货币的利与弊

综上所述,人民币的最大面值为一百元已经能够满足大部分人们的日常消费需求,并且有助于避免潜在的非法交易和造假问题。与其将注意力放在货币面值的增加上,我们应该更关注支付方式的创新和发展,以提高支付的便利性和安全性。这样的做法将为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带来更多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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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面值的未来与发展

然而,关于货币面值的讨论还是存在争议。有些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的增加,适当提高货币的最大面值将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他们认为,大面值货币能够提高交易的效率和便利性,并且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这个观点也不乏道理,但我们需要在平衡利益和风险的基础上做出明智的决策。

在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不断变化,货币制度可能会面临新的挑战和变革。或许人民币的最大面值会发生改变,但我们需要审慎权衡各种因素,确保货币制度的稳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适应经济的需求,维护金融安全,并实现国家的长期繁荣。

全球通胀“高烧”渐退 至暗时刻仍未到来

全球民众正经历数十年未见的通胀,食品、交通、住宿和取暖资源等必需品价格较一年前飙升。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全球通胀率已经见顶,但高通胀中期内可能难以明显下降,并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加糟糕。

自2021年中期以来,全球通胀局势由“温和”转向“高烧”,如今多项统计数据显示,全球通胀率正显示出见顶的迹象,但数据也显示全球通胀仍处于相对较高的位置。这也说明尽管通胀数据正在从几十年来的高点缓慢回落,但迈向正常的水平仍需要时间和耐心,这仍然意味着通胀在2023年仍将是全球各央行面临的一个大难题。

关于全球通货膨胀率方面,下图显示全球通胀率在11月达到3年来的峰值,这也是一些经济学家预测的本轮全球通胀背景下的最高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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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是怎么走到高通胀这一步的? 离不开两个关键词: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动荡。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一些政府和央行动用数万亿美元的支持让处于封锁状态的企业和家庭得以维持正常生活,然而,自今年以来,低通胀和低利率的长期舒适时期戛然而止。

政府救济措施和央行释放的天量流动性“双管齐下”,使得工人群体有能力继续正常工作,使企业免于破产,使地产公司免于崩盘。但这些宏观调控措施也前所未有地破坏了市场多年来的供需平衡局面。

到了2021年初期,情况似乎全变了。随着全球封锁期陆续结束,全球经济以80年来衰退后最快的速度增长,所有这些刺激资金淹没了世界贸易体系。

闲置的工厂无法快速生产以满足高需求,新冠疫情后实施的一些新的安全细则等因素导致零售、运输和医疗保健等基本领域出现劳动力短缺,同时全球经济复苏热潮导致能源价格飙升。此后,俄乌冲突2月份爆发,西方对这个主要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采取前所未有的制裁措施,进一步推高了全球能源价格。

高通胀率冲击普通消费者,罢工或将接连上演

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被一些市场观察人士称为“穷人税”,因为它对低收入人群的打击最大,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一般来说,较富裕的消费者可以依靠新冠疫情期间积累的储蓄,美联储等央行“开闸放水”后股价应声大涨也使得他们的财富量激增,但其他人则难以维持生计,越来越多的人依赖廉价必需品。

智通财经APP了解到,随着整个北半球寒冬的来临,燃料价格继续飙升,该地区人们的生活成本将受到更大的挤压。全球范围内从医疗保健到航空等运输行业的工人不断地采取罢工行动,要求工资与通胀水平保持同步,数万名参与罢工抗议的韩国卡车司机要求大幅改善工资制度并扩大其覆盖范围。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将不得不接受更低的薪资涨幅。

生活成本问题主导着富裕国家的政治——在某些情况下,其他优先事项(如气候变化行动)被排在了后面。

尽管近期汽油价格下跌缓解了部分压力,但降低通胀仍是美国总统拜登领导的政府的首要任务。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朔尔茨领导的政府正在扩大预算,将数十亿欧元用于支持消费计划。

但是,如果说工业化经济体处境艰难,那么从海地到苏丹,从黎巴嫩到斯里兰卡,不断飙升的食品价格正在加剧较贫穷国家的贫困和苦难局面。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全球激增大约7000万人口面临饥荒,该组织称之为“饥饿海啸”。

“软着陆”恐成奢望!2023年全球经济形势可能更加悲观

目前,全球央行已开始大幅加息,以冷却市场需求和加大力度遏制数十年来最高的通胀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到2023年年底,全球通货膨胀率将降至4.7%,略低于目前水平的一半,但仍然远高于多数央行的目标值。

在今年,通胀飙升的速度和持续时间都超过经济学家预期之后,全球各大央行大幅提高利率的举措也可能开始产生影响,不过部分影响可能会滞后。下图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球各大央行开启激进的“收水”模式抑制通胀率上行。在美联储6月份开启75个基点加息幅度之后,全球央行随即紧跟美联储步伐大幅收紧新冠疫情以来宽松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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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央行的目标非常一致——实现经济“软着陆”,即在没有房地产市场崩溃、企业破产或失业率飙升的情况下实现通胀率大幅降温。但事实证明,在过去遭遇创纪录的高通胀时,这种最佳预期难以实现,经济衰退似乎不可避免。目前,华尔街普遍预计美国明年陷入衰退的概率高达50%

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到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越来越多的央行领导者认为激进加息这剂猛药可能会非常非常苦。最重要的是,围绕俄乌冲突、以及其他地缘政治事件等重大不确定性的尾部风险都倾向于愈发严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份的常规展望是多年来最黯淡的经济展望之一,该国际组织指出:“简而言之,最糟糕的情况还未到来,对于许多人来说,2023年将会是一场衰退。”

IMF将今年全球的总体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维持在3.2%的水平不变,但是将明年的预测值下调至2.7%,并预计2023年全球将出现大范围的增长放缓,并且占全球经济三分之一左右的国家将在今年或明年发生经济衰退。

知名经济学家预言:未来不仅面临衰退,还有引发市场剧震的“级联效应”

曾担任极具影响力的投资公司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首席执行官,以及奥巴马政府时期全球发展委员会主席的知名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埃里安(Mohamed El-Erian)预计,世界不仅仅是在另一场经济衰退的边缘摇摇欲坠,它正处于深度的经济和金融转型之中。

他引用了经济学理论,即当一个商业周期到达自然终点,而下一个周期还没有真正开始时,经济衰退就会发生,但他表示,这一次不会是“经济车轮”的又一次转动,因为他认为世界正在经历的重大变革时期“将比当前商业周期持续更久”。他强调了三个趋势,表明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型。第一个转变趋势是从需求不足转向供应量不足;第二个是全球央行无限流动性终结;第三是金融市场日益脆弱。

埃里安认为,这些有助于解释“过去几年里许多不寻常的经济发展”,展望未来,随着经济受到的冲击“变得更频繁、更猛烈”,他看到了更大规模的不确定性。埃里安总结道,向前看,这些变化意味着最终的后果将更难预测。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简单的结果,而是“级联效应”的反映——即单独一个坏事件可能导致一系列意外事件接二连三发生。

埃里安并不是唯一一个指出世界经济未来将面临多重威胁的经济学家。资深经济学家、有“末日博士”之称的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和金融历史学家图兹(Adam Tooze)是另外两位对相互关联的威胁因素发出警告的知名人士。鲁比尼最近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和图兹描述的是一组类似的现象,不过他没有提及埃里安的批判性言论。然而,像埃里安一样,鲁比尼解释了能够起作用的多重因素,因为它们是如此相互关联,未来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仅为后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