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思想教父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避免了金融危机大萧条

前言

日本面对金融危机实施了两套政策来避免大萧条，而这场大萧条，考虑到其规模和之前的狂热，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沃尔特·白芝浩和凯恩斯是这些政策的思想教父，他们肯定会理解日本当局所做的一切，最多会指责它前后不够一致，而且应该更努力一点。

避免萧条：日本金融体系的紧急援助

白芝浩曾向金融当局提出一个著名的建议：在金融恐慌期间，它最重要的任务是通过充当最后贷款人确保信贷继续可用。银行恐慌造成的最大破坏是，即使是稳健的金融机构也不得不关门，因为惊恐的储户或其他资金提供者纷纷提款。银行被迫清算其资产组合，即收回贷款，这样企业就无法获得信贷。然后订单被取消，员工被解雇，经济陷入混乱。为了防止这一连串的事件，中央银行必须介入以保持信贷流动。

金融恐慌

白芝浩的名著《伦巴第街》（Lombard Street）于1873年出版，但很明显，直到2008年，人们还没有完全领会书中的教训。小布什政府在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时袖手旁观，这被称为自胡佛总统时代以来可以避免的最大政策错误。诚然，雷曼兄弟并非白芝浩在撰写《伦巴第街》时所想的那种银行。它不接受存款，也没有放贷。

但它是美国第二大商业票据公司，并处于银行间交换短期债务市场（“回购”市场）的中心。商业票据已经成为美国公司营运资本融资的最重要来源，而回购债券为银行体系和华尔街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流动性。雷曼破产后，这些市场的冻结很有可能会导致美国经济内爆。

日本当局从来没有犯过这种错误。尽管它不断被批评后知后觉，不了解日本银行界的整体问题，让太多受创的金融机构长期处于崩溃边缘。但它成功地解决了优先问题：防止出现普遍恐慌，即货币不断流出金融体系导致维持信贷流动的机制失灵。事实上，它面临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金融体系已经破产，其资产的全部价值已经远低于支撑这个体系的资金数额。

在这种情况下，对个人储户来说，把钱从银行取出是完全合理的，以免银行在储户拿到钱之前就被迫关门。货币统计数据显示，确实存在相当数量的这种存款流失。很多人确实取出他们的存款，购买了黄金或以外币计价的证券，甚至有人把现金放在保险箱里。

但这种流失从未演变成全面的银行挤兑。从某些方面看，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崩溃（尽管是缓慢发生的），但日本金融体制下的储户没有一个因此有损失。结果，人们把钱存在银行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有足够多的人这样做，以维持金融体系的运转。1997年秋天，当一系列大型银行和证券公司在数周内相继倒闭时，情况最接近真正的崩溃。大藏省马上介入，以确保这些机构的所有储户都得到完整保护。

（在法律上，大藏省只需要为1000万日元的存款承担经济责任，当时约合10万美元。）大藏省随后在国会通过了两项银行救助计划，其中第二项是日本在和平时期最大的一笔政府支出：1998年10月国会通过的72万亿日元的救助计划。差不多10年后，美国国会为拯救美国的金融体系通过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两个救助计划的规模大致相当，但日本的经济规模还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二。

与美国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一样，日本的银行救助计划也不受欢迎。事实上，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不得不求助于日本由来已久的一项惯例，即“海外压力”，以提供必要的政治掩护。这一海外压力来自桥本与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电话会谈，由美国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安排，此事后来被大肆宣扬。据称，在那次谈谈话中，克林顿敦促桥本采取必要措施。鲁宾对日本银行业崩溃的可能性深感恐惧，更担心它扩散至全球金融市场，因此帮助日本上演了一出必要的政治大戏。

克林顿

金融体系最终被从悬崖上拉了回来。如果没有躲开，日本和世界都会被拖垮。但这并没有解决日本的问题，也没有使日本经济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

错误的假设和日本财政赤字的开启

日本银行家曾在三个假设下运作，而所有这些假设，如果不是错误的话，在泡沫爆破后也都失效了。第一个假设是，日本企业若有良好的关系网，便不会破产。第二，如果企业以土地作为抵押品，就算它没有许多行业关系，也可以放心给它贷款，因为土地总是会保值，甚至增值。第三，大藏省不会允许任何一家机构倒闭。

但在泡沫爆破后，大藏省无法保障其监管下的所有机构，不仅如此，几乎所有的日本主要金融机构不是消失，便是合并到其他机构去了。著名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甚至为外国人掌控，他们对其进行重组并改名为新生银行。储户也许没有损失，老牌银行永久雇员的“终身雇用”也继续维持（公众普遍的反应是表示厌恶）。但整个事业是毁掉了。

然后，2000年7月，崇光百货公司宣告破产——更确切地说，是维持这家原本要破产的公司生存的财务生命线被收回。日本媒体将其视为影响重大的事件，就连严肃的报纸也用黑色加框的标题作为头条。当时的处理是恰当的，因为崇光百货的倒闭表明再没有人能幸免，也表明日本的金融体系面临解体的危险。

崇光的“主要”支持银行日本兴业银行的董事长也承认，截至1994年崇光就已经负债超过资产（实际已经破产），其运营的现金流量也已经变成负值，尽管如此，崇光在此之前一直受到官僚及金融界的支持。崇光的破产终结了日本兴业银行的独立性，也终结了日本战后的金融结构。日本兴业银行原来是一家重要的体制内银行，它的成立是为了给经济奇迹的支柱产业输送资金。随着它的消失，很明显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日本兴业银行

日本银行家的所有关键假设显然都落空了。银行家们不知道该如何行动，或不知道该做什么。日本银行不习惯做西方模式的信贷分析，在各种情况下进行预估，以测试贷款和利息能否得到偿还，即使是在困难时期。它们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资本结构，以允许一定比例的贷款变成坏账。

毕竟，当大家都认为破产不会发生，就算发生也应该由抵押品（主要是土地）来偿付时，谁还需要资本呢？银行为日本工业提供了循环融资，雪球越滚越大而不需要偿还。融资的基础是房地产抵押、公司的业绩记录及其在日本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而不是银行对公司商业计划可行性的评估。

这再也行不通了。因此，银行基本不再放贷，除非是那些人脉极好、生意昌隆的公司（不需要借债的公司）。同时，它们收回了未偿还的贷款，这加剧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一位企业界朋友万分沮丧地脱口而出：“我需要的是银行，而不是保管箱。”他的公司与政府有合同和订单，但这对那些犹如惊弓之鸟的银行家来说显然还不够。他们唯一愿意做的就是处理他支付给供应商的货款，提供账户让他的客户可以汇款，并为他保管现金，至于信贷则一分钱也不肯给。

相反，银行用储户的钱和从政府获得的救助资金来购买日本政府债券以及政府的其他金融工具（如日本银行发行的票据）。存款利率甚至低于日本政府债券的收益率，这使得银行在日本政府债券上可以获得一些蝇头小利。

日本政府债券

日本金融的崩溃原本因此可以避免，但因为金融体系没有在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加上企业界无论何时只记挂着偿还债务而非扩大需求，因此要避免经济走上螺旋式的向下沉沦，就必须从某些地方寻找需求。这种需求可以来自海外，最终来自日本政府本身。

凯恩斯曾呼吁政府利用赤字支出，在其他手段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重振经济。在普通的衰退（由商业周期的正常运转引发的衰退）中，仅凭货币政策，即将利率下调到企业相信它可以通过借入资金投资于新设施而获利的程度，就能恢复经济活力。但当企业拒绝借贷或银行拒绝放贷（或两种情况同时存在）时，政府就必须介入，否则储蓄就会被摧毁。

凯恩斯

这可能无法直观地看出来，如果以今天美国和欧洲的情况来评估，就更不容易。然而，当家庭和企业不断偿还债务，同时其整体储蓄大于支出时，差异就会表现为更多的资金流入金融系统，换言之，变成存款或金融机构的其他项目。金融系统必须对这些钱做些什么。所以，这些钱会流向下面两个地方中的一个：海外（银行向海外放贷）或者某种形式的政府债券。在家庭和企业偿还债务之际，如果要保留储蓄，没有别的选择。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日元公认避险货币，为移民日本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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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新社报道，目前全球范围内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已经超过11万人，分布在15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7108人死于新冠病毒感染。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加速蔓延之际，全球股市一周内两次史诗级暴跌。美国、加拿大、巴西等11国股市触发熔断，欧股更创下历史最大跌幅。石油战争导致油价暴跌，投资者疯狂出逃市场。

然而，就在市场最为恐慌的时候，投资者却蜂拥买入日元，以事实回敬了近期有关日元避险地位丢失的猜测。

进入2月以来，钻石公主号事件持续发酵， 确诊人数不断飙升，疫情也出现全球化扩散的态势。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日元迅速升值，2月20日开始日元兑美元开始升值至今。

3月3日，美联储宣布降息50个基点。这个幅度是近几年来从未见过的。降息意味着什么？借美元的成本在减少，将可能有大量美元涌入市场。这个时候还在风险时期，一些避险资金选择了日元。

可见，外汇市场是敏锐的，能迅速捕捉当地民众的情绪，从而在市场交易中做出反应。无论是中国舆情对疫情的认知拐点，还是世界出现多地社区感染的拐点，这两个疫情时期的重要拐点，都可以通过日元的上涨来判定。

目前，国际市场上主要有三大避险货币，分别是瑞士法郎、美元和日元，而日元则是公认的最强避险货币。

避险货币也叫保值货币，指不易受政治、战争、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最大限度地避开上述风险，比较稳定，不易贬值的货币。

日元成为三大避险货币之一的原因，一是雄厚的经济实力；二是地理位置及世界地位；三是长期低息环境，都为日元币值稳定提供了基础。可以说，日元的抗风险能力，从这次对抗新冠肺炎的迅速反应中，便可见一斑。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拥有稳固的产业结构，成熟的经济体，以及完整的金融体系。同时日本的企业运营，极具灵活性，和多数因行业过时而倒闭的公司不同。日本公司又善于在新的领域重塑自己，这同样是日元成为避险货币的原因。

无论是日本的经济的发展潜力，还是日元资产保值避险的属性，都让投资日本成为了一项明智的选择。同时日元公认避险货币，也成了移民日本背书的好机会。

移民日本六大优势

产业多元化

单反相机、 电子产品、游戏机、家用电器、药妆、动漫、游戏机等。

名牌产品繁多

丰田、本田、松下 三菱、尼桑、MUJ、优衣库、象印、虎牌、ReFa 、资生堂等。

优质教育

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幼儿园至小学、高中、大学免费教育。

福利颇多

单亲家庭补助、政府育儿补贴、政府承担70%医疗费用、医疗水平WHO世界排名第一、平均寿命84.2岁、癌症存活率高。

一衣带水

1小时差、2小时直航。

文化同源

茶道、插花、书法、汉字、礼仪。

编后语：

小编住在东京，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也曾担心和忧虑过。但是疫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甚至没有感受到疫情就在身边。

小编家附近有很多大小公园，至3月2日安倍政府宣布全国公立小中高学校全面停课以来，公园嫩绿的草地上，便流淌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下面就请观看小编制作的小视频，感受徜徉在蓝天白云下，那般阳光的欢乐吧。

东京的樱花已经盛开了，小编也拍了很多樱花的婀娜。有时间去赏花吧，舒缓一下美丽的心境。

危机升级！中日联手抛售美债？后美元时代！黄金比美元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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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许多国家开始纷纷将手中美元抛出去。

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作为世界经济中十分重要的一环，联手抛售自己手中的美债。

在当前经济压力十分巨大的情况下，对于许多国家来说，黄金要比美元更加重要。

那么，当前世界经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一、美元何以成为世界货币

美元作为世界通用货币，是由于一系列历史原因导致的。

这使得美元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主要媒介，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美国在二战后的经济崛起使得其经济实力雄厚。

战后，美国的产业基础和军事力量迅速增强，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军事强国。

其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国际影响力促使其他国家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便利进行国际贸易和结算。

其次，美国推行的全球化战略进一步推动了美元的国际化。

美国积极扶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例如纽约的华尔街，吸引了全球资金涌入美国金融市场。

同时，美国主导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通过这些机构将美元的影响力拓展到全球。

然而，美元作为世界通用货币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首先，美元的霸主地位也方便美国收割世界经济。

其次，美元的主导地位也使得美国可以利用全球金融系统来施加经济制裁。

美国可以通过限制其他国家与美国的金融交易来对其实施制裁，从而影响其经济和政治行为。

美国的实力也使得美元地位得以巩固，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施加影响。

因此，全球各国都在寻求多元化储备货币和金融体系，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性。

二、美国的债务危机

美国债务危机是由于美国为了应对债务问题，而采取的货币政策措施导致国际经济不稳定的问题。

这一问题源于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国内矛盾的加剧以及应对危机的政策选择。

首先，美国国内的矛盾和问题导致了债务的不断上升。

长期以来，美国在应对经济和社会问题上采取了大量的财政支出，导致美国债务的不断扩大。

此外，税收收入与政府支出之间的失衡也是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为了应对债务问题，美国采取了大规模的货币政策措施，如印刷钞票和降低利率。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多次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同时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大量购买债券和资产。

这样的政策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美国国内经济，但也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进而引发通货膨胀的压力。

由于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美国的货币政策变化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导致许多国家受到牵连。

三、中日联手抛售美债

中日两国为了应对美国债务危机，采取了抛售美债和购入黄金的措施，以保障自身利益和降低风险。

首先，面对美国债务危机的不确定性，中国采取了抛售美债的举措。

中国手里掌握着大量的美国债务，这也对中国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

为了防范美国债务危机可能带来的影响，中国政府决定抛售其手中约23%的美债。

其次，中国和日本等国开始利用手中的美元购入黄金，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并增加对黄金的认可。

相较于美元，黄金具有稳健的保值和避险功能，是全球公认的重要资产。

因此，为了防范金融市场波动和美元贬值的风险，许多国家纷纷增加了黄金储备。

这一趋势不仅体现了中日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协作，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黄金的共同认知。

中日两国抛售美债和购入黄金的行为，对于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抛售美债可能导致美元汇率下跌，进而影响全球货币市场。

其次，大量购入黄金可能导致黄金价格上涨，为全球商品市场带来不确定性。

然而，这也是中日两国为了应对危机所采取的必要手段，是对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的实际反应。

总结：

美国内部的债务危机，不仅导致其国内问题不断攀升，甚至还因美元的特殊地位，而对世界经济造成重要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中日等国不得不将自己手中的美债抛售出去，以转移风险。

同时，通过大量采购黄金的方式，也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国际市场交易，提升安全性。

金砖国家推出共同货币，或彻底抛弃美元

开门见山，俄乌冲突打了一年多，去美元化的浪潮，也在国际上卷了一年多。但最近关于去美元化的消息，似乎已经不常见到了。

一方面，可能是俄乌冲突打的有点激烈，再加上中美博弈的升温，吸引了外界大部分的关注。另一方面就是，现实下，当前去美元化的实际应用，远没有网上口号喊得那么响。

但是，转折点马上就要来了！今年8月份，金砖组织内的中国、俄罗斯等一共5个国家，将办一件大事。如果办得好，将给国际去美元化带来极大的助力，甚至进一步加速对美元的抛弃。这一点，毫不夸张。

据香港亚洲时报报道称，在8月份的金砖峰会上，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五国，将建立一个共同货币，来替代美元的用途，确保不会因为美国制裁，而影响到本国的经济。这意味着，金砖成员国将正式组成“金砖货币联盟”，来挑战美元霸权对国际的主导！

这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之前可能是中俄之间，选择用人民币和卢布来贸易结算。或者是中国和巴西，选择用本国货币来结算。这是去美元化的一种，但没办法成体系与美元对抗。而一旦金砖货币联盟成立，就将是世界南方国家，在货币联盟的带领下，对美元发起冲击。

当然，说实话啊，去美元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后来的美元石油绑定体系，美国为了维持美元的霸权地位，真是没少下功夫，再加上美国全球第一的海军实力，确保了美元稳坐国际第一货币的宝座。

看看美国现在还在嘴硬就知道了。前段时间巴西总统卢拉，当着美国财政耶伦的面，谈论去美元化的议题。耶伦是这么说的，“去美元化不现实，因为美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资产，世界很难找到一个新的货币，来取代美元几十年的主导地位”。

很显然，即使在美债才取消了债务上限，美元信用下滑的今天，美国仍然自大的认为，世界上没有国家或组织，能够捍卫美元的世界地位。

但美国可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今天的国际形势。这次金砖组织想建立共同货币，其实并不是中国带的头，而是俄罗斯。俄乌冲突打了一年多，俄罗斯早就忍受不了，今天这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了，极力想要推翻美国霸权。

而且共同货币这事，其实从4月份就有消息放出来了，这两个月金砖五国一直在商量这事，目前大概率是有一个明确的方案了。而且在我看来，美国有点自信过头了，金砖五国搞共同货币这事，其实大有可为。

首先，在金砖国家内部，抛弃美元是完全可行的。因为有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砖能自给自足全部的进口费用，去年一年，金砖就实现了387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其次，金砖组织成员国虽然只有5个，但地理位置多样，意味着可以全种类商品自给自足。

最后，先不论俄罗斯，中国、南非、巴西、印度，哪一个拉出来不是地区大国？都是各自地区重量级的存在，国际贸易根本没法避开。说白了，时代变了，美国的制裁没那么好用了。

基于这么几点，只要8月份的金砖峰会上。中俄等5国真的推出了共同货币，美国到时候再后悔就已经晚了，想阻止金砖国家抛弃美元，也来不及了。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成常态 市场主体行为更加理性

本报记者 刘 琪

迄今为止，“8·11”汇改已经走过了七年。

七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不断调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市场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当前，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已成常态，市场对人民币汇率波动愈发从容、淡定，市场主体行为更加理性、成熟。

汇率市场化改革仍在路上，步履不停。“8·11”汇改以来的经验表明，外汇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发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能够及时有效释放外部压力，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必须持续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更好发挥人民币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功能。

以中间价形成机制的市场化

作为突破口

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的声明》（以下简称《声明》），揭开了“8·11”汇改的序幕。

将时间拨回此次汇改之前。2015年，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复杂，美国经济尚处于复苏过程中，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年内加息，导致美元持续走强。受资金外流和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困扰，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大多经历了大幅贬值。尽管我国面临着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类似的压力，但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仍然保持稳定。

数据显示，2014年7月份至2015年7月份，美元指数上涨了22%，同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反而升值了0.8%。另据国际清算银行测算，2014年7月份至2015年7月份，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14.3%和14.6%，这积累了一定人民币贬值压力。

实际上，自2005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作为基准汇率，对于引导市场预期、稳定市场汇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8·11”汇改前的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偏离市场汇率幅度较大、持续时间较长，影响了中间价的市场基准地位和权威性。因此，亟须通过增强中间价的市场化程度和基准性加以调整，以免失衡过度累积。

在此背景下，“8·11”汇改启动。根据《声明》，为增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化程度和基准性，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自2015年8月11日起，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上日收盘价作为定价基础的做法，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基准价格形成机制，有利于提高中间价形成的市场化程度，保持价格的连续性和透明度，提升了中间价的市场基准地位，并拓宽了市场汇率的实际运行空间。

“以中间价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作为突破口，更是抓住了提升汇率形成市场化整体水平的牛鼻子。”管涛如此评价。

在更多市场参与者、经济学家等人士看来，此次汇改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银行致力于使市场力量发挥更大作用的决心，而且实实在在的提升了市场化程度和汇率弹性，更与我国改革开放形成了逻辑上的自洽。

市场主体

适应汇率波动的能力在提高

七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不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注重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纵观这些年的变化，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副院长赵庆明认为，人民币汇率一改“8·11”汇改前的单边升贬值走势，转为双向波动，人民币汇率弹性显著增强。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最高为6.3014元，最低为6.7898元，117个交易日中58个交易日升值、59个交易日贬值。最大单日升值幅度为1.1%(731点)，最大单日贬值幅度为1.0%(681点)。人民币对国际主要货币汇率有升有贬，双向浮动。6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欧元、英镑、日元汇率中间价分别较2021年末贬值5.0%、升值3.0%、升值5.8%、升值12.8%。

在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有鑫看来，“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自主性提高，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波动受美元等外部因素影响弱化，市场主体对汇率波动的容忍度提高。在金融开放程度扩大的背景下，虽然人民币走势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外部因素影响，但更多由国内经济基本面驱动。

王有鑫进一步表示，特别是2020年以来，中国经济率先企稳复苏、国内产业链顺畅运转，使得市场主体和国际投资者对持有人民币资产的信心增强，人民币的独立走势特征更加明显，与美元之间的相关性下降，人民币的国际避险货币、投融资货币、储备货币功能不断强化。人民币保持相对稳定吸引跨境资本持续流入，既改善了外汇供求，也使得市场主体在市场剧烈波动时的“羊群效应”和恐慌购汇行为减少，降低了超调现象的发生，市场能够在短期波动后快速恢复。

“这些年来，企业越来越能适应汇率的双向波动，赌单边升值或贬值的明显减少，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汇率风险并从容应对。”赵庆明对《证券日报》表示，应对方式中最主要的就是运用外汇衍生品工具来对冲汇率风险。

从近几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披露的数据可以看到，企业套期保值比率不断上升，外汇市场参与者更趋理性。2020年企业套保比率为17.1%，较2019年上升2.7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企业利用远期和期权等衍生产品管理汇率风险规模超过7500亿美元，同比增长29%，增长幅度显著高于同期结售汇增速，推动了企业套保比例提升到26%，比去年全年水平提高了4.1个百分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这显示出市场主体汇率避险意识在增强，适应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能力在提高。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

还将继续稳步深化

汇率市场化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从目前来看仍是一项长期工作，需步步为营，扎实推进。

中国人民银行在8月10日发布的2022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强调，要“稳步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强预期管理，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风险防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

站在“8·11”汇改七周年的时间节点上，面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如何进一步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

管涛认为，未来应从三方面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一是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报价机制，提高中间价代表性；二是按照丰富交易产品、扩大交易主体、放松交易限制的“三位一体”思路，大力发展境内外汇市场；三是在制度上处理好金融开放与汇率选择的关系。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可能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作为联系内外经济的纽带，汇率稳定将面临更多挑战。”王有鑫表示，汇率改革要在考虑经济承受力的基础上稳步推进，防止汇率成为放大经济波动的来源。

王有鑫认为，在经济复苏稳定后，可在适当时机考虑进一步放松汇率波动幅度限制，不断优化中间价形成机制，更多地发挥汇率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保留汇率管理的自主权，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是清洁浮动，但清洁浮动并不意味着放弃管理，保留特殊情形下的管理手段，持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对于汇率稳定乃至宏观经济金融稳定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