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人民丨北海银行：一场艰苦卓绝的金融战斗

在沂蒙山革命老区沂南县，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创建纪念馆内陈列着票面不等的数张纸币，壹百圆、贰百圆、伍百圆及壹仟元多种，正面票版有“北海银行”字样。

80多年前，北海银行为繁荣根据地经济，加强对敌金融货币斗争，用北海币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货币战争”。

1938年，日伪政府发行的伪币大量入侵，国民党政府法币币值急剧下跌，一时间物价飞涨，粮价更是暴涨，“曾经能买一头牛，现在买不上一碗米”，根据地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

为稳定金融市场，解决军需民用，中共中央指示，允许被隔断区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

1938年3月，中共胶东党组织建立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民主政府。为安定民生，筹集抗日经费，4月，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决定建立北海银行，经过近8个月的准备，12月1日，北海银行在掖县正式成立。因胶东按方位分为东海、西海、北海、南海几个专区，而蓬黄掖地处胶东北部，故该银行名北海银行。

作为人民的银行，北海银行抱着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初衷，打击假票及日伪货币的入侵，取缔各种土杂钞，与引起通货膨胀的法币战斗，北海币最终成为根据地唯一流通的本位币。

为应对敌人短则半个来月、长则一个来月的“扫荡”，沂蒙山区北海银行总行印钞厂不断变换厂址，印钞活动也时断时续，并随时做好战斗转移。厂址要尽量选在偏僻地带，最好靠近沙河。遇有紧急状况，可以利用沙滩掩埋机器，钞票也可以装在水缸里掩埋，把沙滩一平，根本找不到痕迹。

投入大量资金，到敌占区购买药品，为八路军伤病员和穷苦百姓服务，支持抗日政府修建大堤……艰苦条件下，北海银行克服重重困难，为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和支援前线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1942年至1944年，革命根据地政府通过北海银行先后进行了三次“排法斗争”，与敌人作了坚决的经济斗争。通过三次“排法斗争”，北海银行成功迫使伪钞、法币自身膨胀、跌价，最终失去了流通市场，保障了根据地的金融经济安全。

1943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在“纸币的基本保证是物资”的思想指导下，严格控制货币发行数量，掌握重要物资，造成对外贸易的优势，根据市场规律灵活掌握北海币与伪联银券的比价，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在货币斗争中创造了光辉业绩。

从1944年1月到1945年1月，北海币发行量由2亿元增至6亿元，到抗战胜利前夕，约有7亿元北海币在市场流通，抗日根据地实现了北海币的完全统一。

1948年11月，为适应向全国进军和统一进行经济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北海银行改组为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北海银行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

（大众网·海报新闻编辑 胡玥姣 陈俞印 综合新华社、中国文明网、《中国共产党山东历史》等）

通胀率终于“达标”，日本却高兴不起来

日本4月通货膨胀率终于达到2%的目标。这来之不易，却并不被看好，原因是“此通胀”非“彼通胀”。

日本总务省2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4月同比上涨2.1%，是2015年之后首次超过2%。

这是4月20日在日本东京拍摄的日元和美元纸币。新华社记者张笑宇摄

日本政府和中央银行2013年初确定2%的通胀目标，希望日本经济摆脱长年通货紧缩局面。通胀率上一次超过2%是2015年3月，发生在日本调高消费税税率之后。如果排除消费税率上调影响，通胀率最近一次高于2%是2008年9月。

共同社解读，虽然最新通胀率表面上超过2%，但并不能给予央行信心或令其满意。推动通胀的因素主要是乌克兰危机引发能源和商品价格上涨，不符合政策制定者的期望，实现“可持续、可接受”的通胀仍然任重道远。

4月，日本能源价格总体上涨19.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5.7%，煤油上涨26.1%，天然气价格和电价也以两位数幅度上涨。日元对美元近期迅速贬值，推高进口成本。一名政府官员说：“原材料价格一直在上涨，日元贬值加重了影响。”

3月22日，为节约用电，日本东京一家商场关闭一部分展示电视。新华社记者张笑宇摄

“这并不意味着真正实现了目标，经济仍有下行风险，更高的商品价格正伤害消费。”日本明治安田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小玉佑一说。

小玉说，相比2008年通胀率超过2%时期，“当前基本价格趋势相同，但这次，乌克兰局势引发供给担忧，食品价格（上涨）趋势更大”。生鲜食品以外的食品价格4月涨幅达到2.6%，为2015年以来最大；176个监测品类中，127类价格上涨。

大和证券公司高级经济师末广徹认为，去除商品价格上涨因素，基本价格趋势没有变化，日本央行“未能以其希望的方式达成通胀目标”，因而将不得不继续执行现行货币政策。

1月21日，人们走在日本东京涩谷街头。新华社记者张笑宇摄

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先前说，央行希望实现伴随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的可持续通胀，而不是商品价格上涨推动的短时通胀。

最新通胀率数据发布前，黑田在国会会议上说：“日本经济正在复苏，但面临商品价格上涨引发的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以强有力的货币宽松政策切实支持经济活动。”

“工资应该进一步增长，家庭才能承受更大幅度的物价上涨，通胀才更具有可持续性。”他说。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年10月就任后提出新经济政策，注重通过“财富分配”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呼吁企业进一步提高工资。

日本工会与资方今年春季薪资谈判后，平均工资同比上涨2.1%，三年来涨幅首次超过2%，但小企业工资增幅较小。法新社援引瑞士银行分析师的话报道，“对工资增长和通胀的预期没有显著提升”，因而“眼下2%的通胀率不可持续”。（惠晓霜）

日本金融稳定面临不确定性

虽然得益于世界经济总体复苏，日本的出口和产出有增加趋势，对企业改善收益、增加设备投资有利，但近来新冠病毒特别是变异毒株在日本感染人数增加，迫使多地启动紧急状态，使得餐饮、住宿等服务活动停摆，拖累了日本经济走势。疫情走势对经济的影响仍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金融系统稳定性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迟迟未得到有效控制，部分地区医疗资源依然紧张，日本首相菅义伟5月底宣布，将东京都、大阪府等地的紧急状态延长到6月20日。市场猜测，这意味着日本央行延长经济刺激政策的可能性再度加大。

5月13日，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在向国会参院财政金融委员会说明有关货币及金融政策时指出，虽然得益于世界经济总体复苏，日本的出口和产出有增加趋势，对企业改善收益、增加设备投资有利。但近来新冠病毒特别是变异毒株在日本感染人数增加，迫使多地启动紧急状态，使得餐饮、住宿等服务活动停摆，拖累了日本经济走势。

在物价层面，日本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低于去年同期水平，由于疫情持续，加之政府采取要求运营商降低手机通信费用等措施，预计将维持低物价局面。未来随着经济形势改善，上述临时性影响消除后，日本物价或将逐步回升。

黑田东彦特别指出，疫情走势对经济的影响仍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金融系统稳定性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金融风险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收益长期下滑导致其融资能力下降，一些追求高回报的金融操作可能引发金融系统危机，因此，今后金融市场动向特别值得高度关注。

在4月底举行的日本央行金融政策委员会上，日本央行回顾总结了此前金融政策的执行情况，提出为实现2%的通胀目标，将继续坚持金融宽松政策，并根据形势变化灵活机动、更加有效地调整具体对策。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扩大进一步降低利率的空间，创设“促进贷款贴息制度”；二是为更加灵活地调控收益率曲线，将10年期国债的零利率目标放宽至±0.25范围内浮动；三是在疫情之后将继续收购股市信托基金ETF，并维持每年12万亿日元的宽限，根据市场行情灵活机动收购。黑田东彦称，为实现2%的稳定通胀目标，将较长期坚持上述灵活控制收益率曲线的量宽政策。同时为稳定经济，“只要需要，将毫不犹豫地追加金融宽松措施”。

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日本也有诸多无奈。2020年日本GDP出现-4.6%的二战后最大降幅，日本央行最新出台的展望报告预测日本GDP将在2021年增长4%，2022年增长2.4%，2023年增长1.3%。虽然这一预测值比今年1月的预测有所提升，但其主要贡献因素是世界经济回升带来的外需增加。相比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预测，世界经济2021年将增长6%，2022年将增长4.4%，日本经济增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可见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明显不足。

近期，日本经济金融方面担心有二：一是由于免疫差距造成国家、地区、行业间经济发展进一步失衡。日本由于自身未能开发出新冠疫苗，所有抗疫接种用疫苗均需进口，且供应量不足导致日本接种比例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担心疫情控制滞后影响经济恢复速度。二是由于近来美国经济复苏较快，此前美联储的过度量宽可能增加通胀压力，甚至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不稳定风险。鉴于日本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密切性，黑田东彦也承认，“必须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及世界经济动向对日本的影响”。

中长期看，日本央行的顾虑更多：一是2013年安倍经济学以来，日本央行的“异次元”量化宽松、2016年开始的负利率政策，以及西方国家鲜有的央行收购股市信托基金政策，过分预支了央行的金融政策手段，致使新冠肺炎疫情来临时，日本央行失去更多的政策选择空间。疫情以来发放巨额的无抵押贷款，烂账风险巨大。二是长期以来的负利率政策挤压了地方银行的收益空间，2019年78家上市地方银行营业总利润比五年前下降一半，当年有10家地方银行被日本金融厅列为经营状况不善的重点监督对象，疫情后的地方银行困境更是可想而知。日本央行的贴息促贷政策对地方银行补血力度明显不足。三是央行持有的大量国债将带来巨额利息负担，股市信托基金也将成为其今后对冲金融风险的绊脚石。四是日本央行调节物价能力下降，疫情之前虽然日本经济摆脱了通缩局面，但面对目前物价下行压力，日本央行除放贷支持企业经营外别无他法。日本央行展望报告预测，日本物价2021年将提升0.1%，2022年提升0.8%，2023%年提升1%，意味着将于2023年4月卸任的黑田东彦任期内，“2%通胀目标”不过是画饼充饥。

银行业深度报告：金融利率改革未竟，存款利率仍具下行空间

报告出品方：华创证券

以下为报告原文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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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推进的进程

（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2015 年放开，2019 年逐步深化，存贷非同步性

我国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推进：2015 年开始存贷款利率的行政化管制就已全部放开，但存贷基准利率并未锚定市场利率，且存贷利率实际市场定价过程中跟存贷基准利率也有一定偏离。1）以贷款为例，虽然 2013 年我国已经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但在 2019 年形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之前，2015 年 10 月到 2019 年 8 月 1Y 期贷款基准利率实际一直稳定在 4.35%，而此段期间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利率则跟随经济环境有一定波动，最高见于 2018 年 6 月的 5.94%。2）以存款为例，2015 年 10 月我国正式放开存款利率管制上限，但商业银行存款定价上限仍受限于行业自律机制，且纳入MPA 考核。2021 年 6 月央行优化存款自律机制利率上限定价方式，由原有存款基准利率乘倍数改为加点确定。但由于存款市场竞争激烈，很多银行在实际定价中的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利率仍接近自律上限，存款成本自 2015 年后整体呈现一定的刚性。因此尽管 2015 年开始我国就放开了存贷款利率的行政化管制，但实际过程中市场利率向存贷款利率传导仍有阻碍，存贷款利率难以跟随市场利率变化。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2019 年推进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2022 年推进存款市场化调整机制。和海外市场负债端和资产端定价近乎同步调整不同的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深度改革整体采用的是“先引导贷款锚定市场化利率、后引导存款”的方式，背后更多体现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金融结构下监管行为的差异。自 2019 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机制形成后，LPR 至 2021 年初已经经历了四轮下调，引导贷款利率持续下行。但同期存款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很多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利率上浮情况，非常接近自律上限，直至 2022 年陆续推进存款市场化调整机制，中长期存款利率才出现实质性下调。

调整后存贷利率锚定短期市场基准利率。调整后，贷款利率锚定 LPR 进而锚定 1 年期MLF；存款利率锚定 1 年期 LPR 和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因此整体从定价模式上看，我国存贷款利率是沿着“市场利率（MLF）-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存款利率”的路径传导，即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能够影响存款利率，存款利率下调在贷款利率和国债收益率之后。事实上，从 2022 年利率的调降方式看，也印证了这一传导路径。

2022 年 8 月 15 日 MLF 下调后，8 月 20 日 LPR 报价下调，9 月国有银行和大部分股份银行才下调存款挂牌利率。而在 2023 年一季度揽储旺季之后其余中小银行存款利率再陆续跟进。

“先贷款-后存款”的改革思路跟我国商业银行的融资方式和整体监管体制有关。无论是从前期 1993 年开始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还是本轮 2019 年来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化，我国利率改革的思路都是采取“先贷款、后存款”的方式。这跟海外主要经济体存贷款几乎保持同步改革有一定差异（详见本报告第二部分）。一方面，海外主要经济体存贷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高通胀环境倒逼所致；另一方面，也和我国商业银行的融资方式和整体监管体制相关，先贷款、后存款的循序渐进式的改革更有助于我国金融体系的总体稳定：1）国内商业银行与国外商业银行资金来源差异较大，我国商业银行负债以存款为主，存款占比银行负债长期在 85%以上，整体较海外银行偏高。同时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国内商业银行资金来源差异也很大。2）我国融资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作为主要金融机构，其个体稳定性对整体金融的稳定性影响更高，并且受到的监管要求更多。

（二）22 年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化四部曲：从强调自律管理到建立市场化调整机制

2019 年开始监管对银行负债端的成本管控加强，但和贷款定价直接锚定 LPR 利率改革不同的是，存款利率市场化定价机制前期更加强调自律管理。2019 年 5 月以来监管层陆续提出压降结构性存款、整改靠档计息存款产品、规范互联网渠道存款和异地吸收存款等监管要求，并在年底开始将结构性存款保底收益率纳入自律约定。2021 年 6 月调整存款利率定价方式，由原有“基准利率*倍数”调整为“基准利率+基点”，有效解决了过去中长期存款利率的杠杆效应。

2022 年开始存款利率改革进一步深化，存款利率实现实质性下调，整体是由大行引导、中小银行跟进的形式。2022 年 4 月央行指导利率自律机制建立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自律机制成员银行参考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和 1 年期 LPR 合理调整存款利率水平。在机制调整后，2022 年 4 月下旬国有大行和大部分股份制银行根据 LPR 下调了一年以上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利率 10bps，部分地方法人机构跟进。2022 年 9 月，在 1 年期 LPR 继续调降 5bp 的催化下，国有大行和招商银行同步下调各期限存款“挂牌利率”，其中活期挂牌利率下调 5bp、2 年期及以下和 5 年期下调 10bp、3 年期下调 15bp。2023 年 4 月监管将存款定价纳入 MPA 考核，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发布《合格审慎评估实施办法》，引入存款定价惩罚措施，若银行各关键期限定期存款（1、2、3、5 年期）和大额存单利率季度月均值较上年第二季度月均值调整幅度低于合意调整幅度的，每个期限扣 5 分，各期限累积最多扣 20 分。2023 年 6 月国股行存款挂牌利率进一步下调。

整体看，我国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政策、效果。1）2021 年 6 月调整存款利率定价方式前：根据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虽然存款基准利率并未发生变动，且 LPR 一直保持下行趋势下，截至 2021 年 2 月末，自 2020 年 9 月起，除五年期定存利率连续上涨 5 个月外，其余各期限定期存款利率已连续上涨 6 个月。2）存款自律上限调整后：21 年 6月放开存款自律上限后，2 年期存款利率上限调低约 30bp，3 年和 5 年期存款利率上限降低约 60bp。但是存款利率并未进行实质性下调。3）存款挂牌利率调整后：22 年 4 月后存款挂牌利率调整，国有大行先进行调整，根据央行 22Q1 货执报告，4 月最后一周（4 月 25 日-5 月 1 日），全国金融机构新发生存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2.37%，较前一周下降 10 个基点。23 年 4 月强化存款定价考核后，部分中小行、定价较高的股份行存款挂牌利率有所调降。

（三）短期看，后续存款利率是否还有调降空间？

23 年 6 月存款利率进一步下调，是市场利率和贷款利率持续下行下的必然结果。1、2022 年以来银行净息差承压。自 2020 年以来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的成本的大背景下，LPR 持续下行引导贷款基准利率持续走低，目前贷款利率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但存款利率在去年 9 月前并未有调整，直接导致商业银行的净息差已经下行到了历史最低水平。

2、国债收益率持续走低，市场融资成本下行下，存款也有进一步下调的必要。3、存款定期化趋势加深下银行综合存款成本仍有走高的趋势，中长期定期存款利率下行也有进一步下行的必要。去年存款利率下调后，受到 Q4 理财市场波动和权益市场冲击，存款定期化趋势较为明显，并未显著降低商业银行的负债成本。根据我们用时点数测算的综合付息成本，22Q4 环比上行 4bp 至 1.99%，23Q1 进一步上行 3bp 至 2.02%。

后续存款利率是否还有进一步调降的空间？考虑目前实体经济降融资成本仍是监管的主要引导方向，且 6 月 LPR 进一步进行下调，无论是从当前存款定价机制的方式、还是从银行中长期稳定发展的角度考虑，我们预计存款基准利率都有进一步进行下调的必要性和空间。

二、存贷利率市场化的国际视野：共性和差异

（一）海外利率市场化进程：高通胀环境倒逼改革

国际主要经济体利率市场化改革时间点都集中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存贷利率市场化几乎同步进行，成功的改革大多是渐进式、温和的。上世纪 70 年代两次石油冲击带来了全球性通货膨胀，在利率管制及金融创新下，以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银行普遍出现金融“脱媒”现象；而智利、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高通胀则是抑制了储蓄率并带来国内存款大量外流，进一步制约了经济发展。在存贷款定价与市场化定价存在分歧的大环境下，高通胀倒逼各国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从改革路径看，各国路径也不尽相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普遍采用渐进式的改革，美国从 1970 年开始酝酿到改革完成历经 16年，日本利率市场化改革历时 17 年（1977-1994），英、法、德等国利率市场化也分别经历 10-20 年左右的时间，渐进式的改革大多是成功的。而以智利、阿根廷为代表的激进式改革则最终以失败告终。

美国：石油危机后原有条款对银行负债成本的保护减弱，银行负债出现被动收缩，倒逼存款利率市场化。70 年代石油危机致使美国市场利率大幅上升，市场利率突破 Q 条例限定的 2.5%存款利率上限，推动美国货币基金规模逐渐壮大，银行负债端面临存款搬家和成本上升的压力，负债端出现被动收缩，甚至有银行因恶性竞争而倒闭。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从放松系列上限限制开始，包括取消定期存款利率上限、扩大货币市场存款账户（MMDA）、取消 NOW 账户利率上限以及放弃 Q 条例等。随后美国基本确立“联邦基金利率→市场利率→存款利率”的传导路径，根据美联储一项研究1，2 年期同业存单利率大约滞后联邦基准利率（FFR）6 周，货币市场存款账户利率（MMDA）大约滞后联邦基准利率（FFR）20 周，定期存款利率（Interest checking）大约滞后联邦基准利率（FFR）37 周,市场化传导机制和联动关系事实上已经确立。

日本：利率市场化进程参照美国，开始于 1977 年提升国债二级市场利率市场化水平，到 1991 年银行平均融资成本随短期利率波动形成而结束。日本首先从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进行市场化，1977 年日本银行承购国债持有一段时间后上市交易，推动债市二级市场利率自由化，1978 年实施国债利率招标发行并提升银行拆借利率弹性，1979 年引入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CDs）。1997 年日央行将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定为隔夜拆借利率，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向金融机构提供贷款调整银行准备金。1985 年，与存单市场利率联动的 MMC 型存款推出，开启了日本银行存款的利率市场化，1991 年定期存款利率市场化基本实现，1994 年实现除活期存款以外的利率自由化。于此同时，贷款利率的市场化也在同步进行，1989 年引进短期优惠贷款利率（LPR），由官定利率改为在筹取资金的利率基础上加点形成贷款利率，短期 LPR 几乎绑定再贴现利率，长期 LPR 基本上是在5 年期金融债基础上+50BPs。日本商业银行逐步实现“政策利率→货币市场利率→存贷款利率定价”的传导轨道。

英国：亦是高通胀、资本外流环境倒逼改革。一战后英国实施的是“利率协定”，以再贴现率为基础，确定同业拆借利率和存贷款利率。20 世纪 60 年代末英国高通胀的预期导致货币政策传导不畅，英国央行开始以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同时由于前期的利率管制，银行存款面临流失，在政府同期放开伦敦金融城的背景下，英镑面临贬值压力。1971 年 5 月，英国发布”竞争与信用管制”报告，放弃银行间利率协议，同年 9月开始实施。1979 年，英国取消了对外交易的外汇管制，实现国际金融交易自由化。

1981 年，英国央行取消最低贷款利率，利率完全实现自由化。利率市场化同期配合取消分业经营限制、银行贷款限额管理等其他金融改革。英国商业银行存贷款在市场化后多参考 LIBOR 加减点的形式进行定价，考虑现在 LIBOR 已经退出，英国以 SONIA（英镑隔夜指数均值，为实际成交利率）作为基准进行加减点，得到最终的存贷款定价。

（二）海外成熟市场的存贷定价：锚定基准利率或市场综合融资成本

一般而言，商业银行贷款定价=银行资金成本底线+风险溢价+适度利润率；存款定价=市场综合融资成本+银行成本。即商业银行以资金成本为基础，基于其竞争位势、资产负债等特点，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精细化贷款定价体系。特别地，一些中小银行或追随其他大型商业银行来确定定价水平。在理想情况下，央行会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利率调节银行间市场利率，银行在市场利率基础上确定综合融资成本底线，进而确定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则在存款利率和其他融资成本基础上，确定最优贷款利率，其余贷款利率则通过“最优贷款利率+加减点”的方式进行定价。

美国：存贷利率最终锚定联邦基准利率。1、存款利率：美国银行业存款锚定联邦基准利率，在此基础上添加交易成本和服务费。1980-2010 年，美国 1 年期存款利率的平均利率与联邦基金利率的走势一致。2010 年后美国施行大规模量化宽松，联邦基金利率降至 0%，存款利率也维持在低位。2、贷款利率：贷款锚定优惠贷款利率（自 1994 年来一直为联邦基准利率+300bps），市场优惠贷款利率由几家大型商业银行各自公布的优惠利率共同决定，其他商业银行依据优惠贷款利率定出本行基本利率。虽美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且考虑美国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当前美国最优贷款利率主要是用于个人消费贷款和小企业短期融资，大客户的贷款基准利率转换到联邦基金利率（市场利率）。利率市场化前，贷款利率调整相对基准利率较为滞后，利率市场化后与基准利率高度同步。1960 年联邦利率大幅下行 1 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则维持相对刚性。1970-1990 利率市场化初期，贷款利率和市场利率关联性增强。利率市场化完成后，贷款利率与联邦基准利率的价差基本维持在 3 个百分点左右的稳定水平。

日本: 优惠贷款利率锚定市场平均融资成本（包含存款利率），存款利率跟随市场利率同步变动。日本 1985 年 4 月引进市场利率联动型存款（Money Market Certificate，MMC），以日本央行每周公布的 CD 平均发行利率减少 0.75%作为上限，在此限度内各金融机构根据存款期限自定利率。随后逐步放开大额定期存款利率、再放开小额定期存款利率，直至存款利率的完全市场化。贷款定价方面，采用效仿美国的优惠贷款利率制度，同时针对不同期限的贷款，有短期和长期两种优惠贷款利率，短期优惠利率适用于期限 1 年以下的、大型企业的短期周转资金贷款，长期优惠利率适用于资质较优的企业1 年期以上贷款。1989 年前短期贷款利率锚定短期优惠贷款利率（LPR），短期 LPR 几乎绑定再贴现利率；1989 年 1 月起，以一篮子市场负债（流动性存款、定期存款、可转让存款、银行间市场拆借资金）的代表性利率为标准利率，据此计算加权平均利率作为基准，加上 1%的银行费用作为短期贷款优惠利率，可以理解为短期最优贷款利率=一篮子综合负债成本+1%。1991 年 4 月，长期贷款利率改革为在短期优惠利率基础上加上一定利差，形成长短期贷款利率联动。

欧洲：存贷利率锚定货币市场综合融资成本。德国是最早进行利率走廊实践的国家。

1985 年前，市场利率是在再贴现利率和伦巴德利率构成的利率区间中浮动。1985 年后，回购利率取代伦巴德贷款利率成为指导市场短期利率的主要工具。后欧洲在借鉴德国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了稳定有效的非对称利率走廊，以欧洲央行向商业银行提供抵押贷款的融资利率（边际贷款便利利率，MLF）为上限，以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准备金存款便利利率（存款便利利率，DF）为下限，通过利率中枢主要再融资操作利率（MRO）向商业银行提供短期流动性，商业银行在此基础上加入银行成本作为存款利率的定价，贷款利率则在存款利率基础上进一步加入投资收益率和风险溢价等。目前欧元区商业银行新发贷款定价普遍高于欧央行实施的利率走廊上限（MLF），20 年来家庭新发按揭利率高于基准 100-200bps，短期零售贷款利率高出基准 450-550bps，对公新发贷款利率高于基准 80-120bps。新发存款利率则介于利率走廊中枢和上限之间，对公新发存款利率介于MRO 和 MLF 之间，储蓄新发存款利率则普遍贴近 MLF 上限。

（三）存贷市场化定价下海外银行的息差表现：利差先降后升，息差中枢稳定

完全利率市场化后，银行短期存贷利差收窄，长期利差趋于分化。从美国市场经验看，利率市场化完成前 5 年（1980-1985），美国银行业平均存贷款利差为 2.17%，利率市场化完成后 5 年，美国银行业平均存贷款利差下降 49bp 至 1.68%。背后原因是，虽然利率管制的放开增强了银行存款的竞争力，但是由于金融市场投资渠道的拓宽，银行也面临激烈的资金竞争，使得银行资金成本出现上升。另外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经济出现经济增速放缓的迹象，信贷需求萎缩影响了银行的定价能力，银行贷款利率的平均降幅超过了存款利率的降幅，导致银行的存贷利差变窄。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美国银行业纷纷采取了应对措施，包括调整风险偏好、提高贷存比和高收益贷款比重，特别是高风险高收益的房地产贷款占比不断提升。从长期看，优质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客群选择、能力提升以实现高于行业的利差水平。以富国银行为例，1980 年富国银行净息差水平与美国银行业持平，但其通过聚焦小企业与个人客户业务，获取高定价贷款与低成本存款（08 年富国银行贷款收益率高于美国银行业平均水平 98bps，存款成本低于美国银行业平均水平 54bps），净息差水平快速提高。利率市场化后，富国银行净息差水平最高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200bps。

贷存比和风险偏好提升下，驱动银行净息差整体平稳，整体稳定在 3%中枢。美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后息差整体变化平稳，因为美国银行业调整风险偏好，提高贷存比和高收益贷款比重，促进了净息差的稳定和提高。从 70 年代末利率市场化启动到 1986 年，净息差先抑后扬，之后在经过储贷危机高峰之后，在 1992 年达到最高 3.81%。高风险高收益的房地产贷款占比不断提升，从 1985 年之前 25%提高至 1990 年的 40%以上。美国银行业信用成本率也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 0.18%，上升到 80 年代后期 1.54%。其中之后随着金融自由化进一步发展，净息差才有所下降，但信贷结构调整和信贷资产占比提高促使美国净息差利率市场化完成期间始终保持在 3%以上，即使在 08 年金融危机期间，净息差最低也是 2.6%。

利率市场化后银行收入结构更趋多元，银行从“融资中介”向“融资中介和服务中介并重”转型。以美国为例，美国利率市场化伴随监管对银行投资限制的放开，美国银行业通过综合化经营实现了非息收入占比的上升。美国银行非息收入/（净利息收入+非息收入）占比从 1980 年的 20%逐步上升到 2000 年的 43%，之后基本稳定在 35%以上。以间接融资结构为主的德国、日本也呈现相应的特征。根据经合组织（OECD）《银行利润报告》的统计，70 年代初德国银行业净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 90%；而 1981-1998 年这一指标平均仅为 78.1%;1999-2003 年更进一步降至 67.7%。日本商业银行从 20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表外业务量以每年 40%的速度递增，由 80 年代初的 20.14%升至90 年代的 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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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报告：稳健货币政策精准有力

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下称“报告”）。报告指出，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把发挥政策效力和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结合起来，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充分发挥货币信贷政策效能，全力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乘势而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报告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总量适度，节奏平稳，搞好跨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着力支持扩大内需，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稳固支持，兼顾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提升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关注物价走势边际变化，引导稳定社会预期，支持构建粮食、能源等保供稳价体制机制，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持续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发挥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的重要作用，保持利率水平合理适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题为“合理把握利率水平”的专栏中，报告指出，近年来，在市场利率整体下行的带动下，实际贷款利率明显降低，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2023年3月，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34%，其中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95%，均处于历史低位。下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把握宏观利率水平，持续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健全“市场利率+央行引导→LPR→贷款利率”传导机制，为促进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营造有利条件。

报告还指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聚焦重点、合理适度、有进有退”，保持再贷款再贴现工具的稳定性，运用好实施期内的阶段性工具，为普惠金融、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供有力支持。

记者 张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