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智库百科：货币均衡与社会总（重定向）

摘自MBA智库百科（）

（重定向自货币供需平衡）

货币供求平衡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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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求平衡概述

货币均衡是指社会货币供应量与客观经济货币需求的基本适应，即货币需求=货币供应量。

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依赖货币的运动，社会需求都表现为对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即一切需求都必须通过货币来实现。 货币将整个商品世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对应。 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就其表象而言，是一条由不同性质的货币收入和支出的各种运动所组成的一条绵长而不断流动的河流。 货币的运动反映了整个商品世界的运动。 因此，货币供求平衡也可以说是这些货币余额的运动与其所反映的国民收入和社会产品运动之间的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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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求均衡的特征

货币均衡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货币均衡是一种状态，是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基本适应，而不是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数量相等；

其次，货币均衡是一个动态过程。 它并不要求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在某个时间点完全相互适应。 它承认短期内货币供给与需求不一致，但从长期来看货币供给与需求总体上应该是相互适应的。

第三，货币均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经济的平衡状况。 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而且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 货币收入的运动制约或反映了整个社会生产过程。 货币收入和支付有机地联系着整个经济过程。 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状况必须通过货币的均衡状况来反映。 2． 货币供求和社会总供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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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求和社会总供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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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应量与社会总需求的关系

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任何需求都表现为对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 为了实现任何需求，都必须付出金钱。 没有货币支付和实际购买，社会的基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就无法实现。 因此，一定时期内，社会上的货币收支流量就构成了当期的社会总需求。

一般来说，社会总需求的变化首先来自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 然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社会总需求的相应变化，取决于货币持有者的资产。 偏好和行为，即持币者的资产选择行为。 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人们持有的货币数量就会增加。 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不将增加的货币用于消费或投资，而是全部用于囤积，则不会对社会总需求产生影响，因为增加的货币数量并没有形成现实的额外购买支出。 ，因此对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没有直接影响。 如果货币供应量增加，人们不会将增加的货币用于囤积，而是用来增加投资品的购买，从而增加社会总需求中的投资支出，这将直接影响投资中的供需状况产品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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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应量与社会总需求之间的差异

货币供应量与社会总需求密切相关，但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区别在于：

（一）货币供应量与社会总需求有质的不同。 货币供应量是存量的概念，是某一时间点的货币数量； 而社会总需求是一个流量的概念，是一定时期内流通的货币量。 另外，货币供应量既包含潜在货币，也包含流动货币，真正构成社会总需求的只能是流动货币。

（2）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与社会总需求的变化在数量上也不一致。 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不仅会引起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变化，还会引起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 社会总需求由流通货币及其流通速度两部分决定，而货币供应量由流通货币和潜在货币两部分组成。 因此，一定数量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是否会引起社会总需求的增加以及增加的程度，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货币供应量中潜在货币与流通货币的比例；二是货币供应量中潜在货币与流通货币的比例。 二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 总体来说，流通货币占比较大，流通速度加快，社会总需求增加。 因此，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和社会总需求的变化往往在数量上是不同的。

(3)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与社会总需求的变化在时间上也不一致。 米尔顿·弗里德曼根据美国实际情况进行的研究表明，货币供应量发生变化后，通常需要6-9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引起社会总需求的变化，进而引起实际经济的变化。 大约需要18个月。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近年来的实际情况也表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与社会总需求的变化存在时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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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

在研究货币供求关系时，现实中的货币需求量并不能直接表示。 换句话说，很难界定客观需要多少货币。 这是因为，首先，社会经济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客观经济过程中对货币的需求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而且这种需求也随着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其次，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无论流通吸收多少货币，无论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如何，货币的供给和货币的需求总是相等的。 也就是说，在货币供应量一定的条件下，无论社会的货币需求情况如何，全社会持有的名义货币数量既不能超过当前的货币供应量，也不能少于这个数量。 2. 名义上总是相等的。 然而，这种名义上的货币供求均衡关系并不一定是实际货币供求均衡的实现。 因为，从社会角度来看，名义货币总量并不一定代表社会经济进程所需的货币需求。 名义货币量可以反映三种动态趋势，即：

（1）Ms=Md，即价格稳定，预期短缺稳定，国民收入增加。

（2）Ms<Md，即当物价上涨时，预期短缺增加，名义国民收入增加，但实际国民收入增加受阻，或者增长率下降。

（3）Ms>Md，即价格回落或企稳，预期短缺消失，企业库存增加，产品销售低迷。 国民收入下降，经济停滞。

因此，在分析货币供求是否平衡时，仅根据名义货币供求情况很难做出判断。 为了弄清楚问题的本质，必须深入分析实际的经济过程。

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 一侧的变化会引起另一侧相应的变化。 当货币供给量小于货币需求量时，如果不增加货币供给量，经济运行中的货币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导致社会总需求减少，生产下降，居民消费减少。总供应量。 由于商品供给减少，货币需求减少，最终在国民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实现货币供求平衡。 如果央行采取放松或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来满足经济运行的货币需求，就会导致社会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加，促进生产可持续发展，货币供求关系将趋于稳定。达到更高层次的平衡。 当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时，典型的情况就是通货膨胀。 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可能：一是有生产潜力可以挖掘。 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可以刺激生产的发展，即在价格上涨时，产出增加，从而导致实际货币需求增加，货币供求恢复平衡。 第二，随着生产的发展，目前条件下生产潜力已经耗尽。 这时，央行应该采取货币紧缩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使货币供求趋于平衡。

总之，货币供给和需求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改变货币需求； 而货币需求的变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货币供给量。 连接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桥梁和纽带是国民收入和物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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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应量、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

如上所述，在现代商品货币经济条件下，社会总需求表现为具有实际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需求，总供给是市场上以货币表示价格的一切商品的供给量。 现代经济学的常识是，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必须协调平衡。 通常，实际总需求与实际总供给之间的平衡仅反映简单再生产的客观要求。 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动力是实际总需求略大于实际总供给。 问题是货币在社会总供求关系中扮演什么角色，它如何通过影响社会总需求来改变社会总供给。

1、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影响社会总需求，并通过两个渠道传导到社会总供给：一是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社会总需求相应增加。 这时，如果社会上存在闲置的生产要素，货币数量的增加就会促进生产要素的组合，社会总供给量就会增加，对货币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从而使货币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将恢复平衡。 二是货币供应量增加，社会总需求增加。 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引起生产的发展，而是引起了物价的上涨，从而引起了总供给价格的上涨，但货币的实际需求并没有增加。 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只是由于物价上涨而处于被迫均衡状态。 这两种做法显然前者是最好的，最愿意被社会接受，而后者则不可取，只能被社会强迫接受。

2、既然前一种方式是最好的，也是最愿意被社会接受的，那么如何实现呢？ 其基本前提是社会潜在生产要素的开发利用，也是社会总供求平衡的重要条件。 我们认为，实际总需求大于实际总供给，必须与一定时期内实际潜在生产要素相适应。 当前潜在生产要素是指短期内可获得的、与现有生产力水平、生产结构、社会经济制度等要素相适应的能源、矿产资源和劳动力资源。 这些潜在的生产要素可以通过货币的作用迅速转化为实际的生产要素，形成生产能力并生产产品，即商品的短期供给弹性很高。 但那些因与现有生产力水平、产业技术结构、社会经济制度不相适应而闲置的生产要素，应排除在潜在生产要素之外。

3、货币供应量变化后，如何通过影响社会总需求来影响总供给？ 如果我们更现实地分析的话，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社会总需求的增加，从而通过两个渠道影响总供给。 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直接导致商品供给增加。 当货币数量适度增加引起的社会总需求的增加与潜在生产要素充分相适应时，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就会带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市场商品供给的增加，因此不会对物价水平产生任何影响。 影响大。 在生产力水平没有显着提高的情况下，生产的发展和实际产量的增加将导致产品边际成本的增加，从而引起价格的上涨。 但上涨幅度一般很小，属于正常的价格波动。 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产出相对于货币的弹性很大，而价格相对于货币的弹性很小。 这说明货币量的增加引起了商品供给量的增加，标志着市场货币量和社会经济效益的适度增加。 越来越好。

(2)需求过多会导致价格上涨。 当货币数量的增加引起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并超过潜在生产要素数量时，一方面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增加实际产出；另一方面也会促进生产的发展。 另一方面会导致物价水平上升。 因为那些适量的货币调动了那些潜在的生产要素，将其转化为实际的生产要素，投入到实际的生产过程中，促进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实际产出的增加，而过剩的货币则形成了过度需求。 这种过度的需求必然会影响社会再生产过程，导致物价总水平上升。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产出和价格相对于货币的弹性是比较大的。 货币量的增加所带来的有效总需求的增加，一方面可以在短期内增加市场上的商品供给，另一方面也可以导致物价的快速上涨。在价格水平上。

（3）潜在生产要素利用不平衡，价格就会上涨。 货币数量的增加所引起的社会总需求的增加，与潜在的生产要素在数量上是相适应的。 但当比例和结构不相适应时，社会总需求增加后，一方面只能调动部分潜在生产要素投入到实际生产过程中。 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实际产量； 另一方面，一些潜在的生产要素不能充分调动起来转化为实际的生产要素。 这部分增加的总需求会因结构和比例不合理而造成货币过剩，从而引起物价上涨。 也就是说，由于货币数量的增加所形成的社会总需求的比例与潜在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匹配，潜在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物价开始上涨。 首先，紧缺商品或资源的价格上涨，进而导致物价总水平上涨，原因有二。 两个原因是：

一是部分商品涨价后，原有的价格结构发生了变化。 受各商品生产者相互调整和比较的影响，物价总水平有所上升。

其次，一些商品和资源价格上涨后，如果价格上涨的商品或资源与生产资料有关，则生产资料的产品成本必然增加，从而引起一系列商品价格上涨； 如果它们与生活资料有关，那么，必然会增加使用这部分生活资料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 这样一来，工人必然会要求名义工资的增加，而工资的上涨必然会导致产品生产成本的增加，从而引起一系列商品价格上涨。 事实上，这两种情况经常同时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产出相对于货币的弹性很小，而价格相对于货币的弹性很大。 如果增加的总需求与潜在主要生产要素的比例和结构完全不相适应，那么在短期内，产出相对于货币的弹性就会很低。 弹性将趋近于零，而相对于货币的价格弹性将趋近于1。也就是说，由于比例结构不合理，一方面潜在的生产要素没有得到调动和利用； 另一方面，物价水平随着总需求的增加而迅速上涨，这是货币失衡和经济效率低下的结果。 出色的表现。

（四）货币供应量、货币需求、总需求、总供给。 如果从市场角度研究总供求平衡，则包括商品市场平衡和货币市场平衡。 也就是说，社会总供求平衡就是商品市场。 以及货币市场的统一平衡。 商品供求与货币供求关系可以用下图简单描述。

图1

该图包含几层含义：第一，商品的供给量决定一定时期内的货币需求量。 因为，在商品货币经济条件下，任何商品都需要货币来表达或衡量其价值，其价值是通过与货币的交换来实现的。 因此，供应多少商品，必然需要相应的资金。 其次，货币需求决定货币供给。 就货币供求关系而言，客观经济过程中对货币的需求是基本前提。 货币供给必须以货币需求为基础。 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目的是使货币供应量适应货币需求。 ，维持货币均衡。 第三，货币的供给形成了对商品的需求，因为任何需求都是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 只有通过货币支付才能实现需求。 因此，当货币周转率不变时，一定时期内的货币供应量水平实际上决定了当前的社会需求水平。 第四，商品需求与供给必须平衡，这是宏观经济平衡的起点和回归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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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对货币供求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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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求的几种情况

央行总是根据具体的货币供求情况进行调整。 一般来说，货币供求情况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货币供求平衡，社会总供求也平衡。 此时社会物价稳定，生产发展，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应该采取中性的货币政策。 货币供给量完全由经济过程中的各种力量决定，央行不需要从外部进行调控。

二是货币供给不足，客观货币需求无法满足。 整个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处于萎缩或萧条状态，资源大量闲置，企业经营不足，社会经济发展因需求不足而受到阻碍。 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应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市场利率，刺激社会总需求增加，从而促进生产恢复和发展，保持货币供求平衡。

第三，货币供应量过多，超过货币需求。 整个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处于过度扩张的状态。 生产快速发展，各项投资大幅增加，市场物资供应不足，多数资金追逐过少，物价上涨。 这时，央行应该采取紧缩政策，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市场利率，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加，从而稳定物价，平衡社会货币供应和货币需求。

四是货币供应量与货币需求构成不匹配。 由于部分经济部门需求不足，商品出现积压。 一些商品不能顺利实现其价值和使用价值，生产停滞。 其他经济部门需求过剩，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生产发展十分缓慢。 这说明整个经济结构失衡，发展不正常。 这个时候，央行的货币政策要松紧结合，松紧相配。 通过调整货币供给构成和流向，改变这种供需结构不相适应的局面，使供需结构协调，促进整个经济协调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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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调节货币供求的主要方式

一般来说，央行调节货币供求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供给型调节，即当货币供应量大于实际货币需求时，央行根据客观货币需求情况调节货币供求。货币需求，或者小于货币需求，或者供求结构不合适时，就会调整货币供应总量和构成，使其与货币客观需求相一致。 二是需求调节，即在一定的货币供应量下，央行通过利率、信贷等措施，调整社会货币需求总量和构成，以应对货币供应总量和结构性失衡。和需求，使其与既定的货币供应量相一致，保持货币供求平衡。 三是混合调节，即央行不是简单地调节货币供给量或货币需求量，而是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来应对货币供求总量和结构性失衡。 需求调节就是为了尽快达到货币供求平衡的效果。 四是逆向式调节，即当央行面临货币供应大于货币需求的失衡时，不采取收缩货币供应量的政策，而是以火灭火。 方法包括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整货币供应结构，增加货币需求，从而恢复货币供求平衡。 采用这种做法的关键是资金增量要适度，投资方向要合理。 它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生产的发展，通过商品供给的增加来吸收过剩的货币，从而实现货币供求的平衡。

中央银行通过增加货币数量来扩张。 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多通过联系潜在资源或可用资源的状况来分析：

（1）只要经济体系中存在实际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源，且其数量相对充足，那么在一定时期内增加货币供应量就可以提高实际产出水平，而不会促进产出的增加。总体物价水平。 。

（2）潜在资源的利用持续一段时间，巨额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后，经济中可能会出现实际产出水平和物价水平都在上升的现象。

（3）当潜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货币供应量继续扩大时，经济体系总体价格水平将上升，而实际产出水平不变。 这三个阶段可以用图2表示：

图2 货币扩张利用潜在资源的三个阶段

当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通常通过压缩货币供应量从而缩小总需求规模来解决，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当需求扩张不是突然的、成为整个再生产过程的内在因素时，即正常生产实际上是在需求扩张的支撑下运行时，简单的紧缩，即使是极其严厉的紧缩，也不会产生供需平衡。 。 影响。 通常的机制是：总需求收缩，实际再生产收缩，从而总供给收缩。 由于需求趋紧，供需缺口仍无法平衡。

至于货币供给和总需求紧缩的价格效应，一般是直接的。 不管物价上涨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即使不是货币供应量过剩造成的，也是由货币供应量快速增加所支撑的。 但从较长时期来看，如果紧缩政策也抑制了实际经济增长，那么供需矛盾无法得到解决，物价上涨的压力仍难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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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求均衡判断

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社会产品的生产、流通和分配大部分是通过计划直接管理的，市场机制的作用很小，而且往往是扭曲的。 因此，货币供求是否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否平衡，很难从价格信号中反映出来，但当然也反映不完全。 在严格的计划价格管理条件下，价格作为社会总供求矛盾的反映，只能体现为市场交易价格、“黑市”价格以及它们与官方价格的差价：当时，市场交易和黑市规模很小，影响不大。 此外，生产资料变相涨价一度是突出问题，但涨价幅度难以衡量。

当时，定量信号主要用来判断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状态。 人们所重视的量化信号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分析同期生产资料和待售消耗资料的总价格与货币购买力的差额。 经验表明，在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的年份，宜以供需最大缺口作为供需平衡与不平衡的临界缺口。 在这个差距之内，能够保持基本的平衡； 超过这个差距，就存在失衡的风险。

（2）分析材料库存的增减情况。 对于任何经济体系来说，物资库存都是供需矛盾的调节器和缓冲器。 无论是生产资料库存还是消费品库存，无论是规模还是增减都有一定的规律。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人们发现，当同期流通中的现金库存与商业库存的比例约为1：5时，市场商品供求关系正常； 如果出现较大偏差，往往意味着消费品供求失衡。

(3)分析货币购买力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延迟或提前实现。 将此估计与对材料储备的分析相结合，我们可以得出调整商品供应和需求之间矛盾的最大可能能力。 可用的物料储量金额和可推迟的货币购买力的金额可以被视为可以减少供求之间的矛盾程度。

（4）根据某些重要比例关系的经验数据做出事先判断。 在这方面，最典型和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是“两个，三，四”理论。 所谓的“两个，三个，四个”手段：累积约占国民收入的20％，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30％。 基础设施拨款约为百分比，约占财政支出的40％。 实际检查表明，在中国实施传统制度的几年中，任何一年都严重偏离了“二，三，四和四年”，国民经济正异常发展。 在“ 4”法律一致的几年中，整体的社会供应和需求关系以及经济建设的速度相对平衡且理想。

在市场经济中，可以同时考虑将价格信号视为经济是否平衡以及货币供求是否平衡的指标。 作为反射信号，价格波动是短期内供需变化的敏感指标。 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价格变化的趋势反映了经济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自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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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总统周的宾温，Zhang guoxing等。 财务和财务。 中国价格出版社，第一版，2002年11月。↑Cao Longqi。 财务管理。 中国统计出版社，第一版，1997年2月。

取自“ https://wiki.mbalib.com/wiki/%E8%B4%A7%E5%B8%B8%81%E4%Be%9B%9B%E6%B1%82%E5%9D%87%E8%E8%E8%E8%A1%A1%A1； A1”

（香樟推文）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涵义和涵义

文字| 大观

编辑|玉儿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含义

一国的货币政策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关系到政府和货币当局能否通过制定货币政策达到调节宏观经济的预期目标，即货币政策是否有效。

古今中外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

控制社会货币流通量、调节货币流量的扩张和收缩，通常被认为是政府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 货币流动的调节也是通常用于实现最终货币政策目标的必要步骤。

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发展是我国经济的重要任务。

但确保人民生活环境稳定、社会和谐仍然是重中之重。 因此，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在巴曙松看来，判断货币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具体的经济金融环境。

社会的资本流动、资源配置和预定的调控目标能否通过特定的货币政策工具和多种传导机制得到改善和实现。

李春奇重点关注总需求和总收入水平的变化。

也就是说，认为有效的货币政策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影响社会经济，社会产出和通货膨胀水平也可以衡量货币政策是否有效。

一般来说，研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至少要从两个角度入手：

首先，研究目标是关注产出和就业等大的实际观察。

主要研究货币政策是否能够影响这些指标以及影响到什么程度。 这一视角是从理论角度分析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基础。

其次，可以从货币政策执行的角度来研究，即经济运行是否受货币政策调节以及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梳理大量文献可以发现，基于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背景和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国政府制定货币政策的目标有所不同。

因此，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衡量也不同，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各个时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不同层次的货币政策目标可能不同。 可以对各级目标进行监测，观察具体数值变化，判断货币政策目标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

例如，中间目标一般包括货币数量和利率两个指标，最终目标可以观察经济增长率和物价水平。

此外，各经济学派的货币政策理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理论层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各种经济理论趋于不断融合、取长补短。

不同的思想流派可能对同一经济理论有广泛的共识，或者可能在共识的基础上进行扩展。

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取决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但在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下，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能否实现以及哪些因素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还有待深入研究。

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和传导机制

在我国央行实际实施货币政策之前，我国主要通过财政手段和信贷调控来调节社会经济发展。 这一时期的监管趋于直接监管，没有过于复杂的传导渠道。

当前，货币政策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财政政策共同调控经济。

评价货币政策是否有效，就是检测各级货币政策目标的完成情况。 货币目标体系主要包括操作目标、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

货币当局实施财政政策的第一步是根据具体目标选择合适的操作工具。

操作工具通过传导机制影响的第一个目标是操作目标，即操作目标是接受货币政策影响的第一道关卡。

操作目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价格和数量。 操作类型指标的具体选择取决于一国具体的金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背景以及中介目标的选择等因素。

价格和数量操作目标各有优势。 一般来说，可以选择短期利率或货币数量作为操作目标。

当一国经济运行平稳，没有受到经济冲击，也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问题时，可以选择货币数量作为操作目标；

当一国经济形势频繁变化、货币供应量不稳定时，可以选择短期利率作为操作目标，但这要求一国金融市场足够完善和发达。

当运营目标受到影响时，形成的相应效用会通过传递机制不断传递给中介目标，而中介目标的选择需要考虑很多因素。

通常，对中间目标的首要要求是对货币冲击做出快速反应，由于中间目标夹在操作目标和最终目标之间，因此其选择应结合两者的具体选择。 决定。

常见的中介目标有四个：汇率、利率、货币数量和通货膨胀。

如果一国选择稳定物价作为最终货币政策目标，则更有可能将通胀率指标作为中间目标。

因为这个目标更有利于公众的接受和理解，而且透明度高。

经过操作性目标和中介性目标的传导，相关效用效应最终开始影响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一国制定的货币政策必须根据实时变化进行调整，以适应一国经济的发展和调整。

因此，不同时期货币政策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它可以设定单一的货币政策目标，也可以同时关注多个目标。

指导一个国家选择其最终目标的理论依据有以下三个：

第一个是相机决策理论。

简单地说，该理论主张一国货币当局的最终目标应根据该国具体的经济需要和社会条件来选择。

要找准经济主要矛盾，制定解决主要矛盾有针对性的政策目标。

二是临界点的选择原则。

该理论可以看作是自由裁量决策理论的演变形式。 它综合考虑社会经济指标的承受能力，量化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有两个目标：

如果当前经济数据显示货币增速高于7%，货币政策目标可以更多地关注其他货币政策目标。

当经济增速低于7%时，必须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

同样的道理，如果社会可承受的物价水平为5%，那么当物价水平高于5%时，货币当局就应该关注物价水平，将其降至社会可承受的水平。

当低于5%时，货币政策可以考虑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其他货币政策目标。

三是逆经济风向选择理论。

该理论的最大特点是选择了与社会现有经济发展状况相悖的最终经济目标。 如果经济处于过热时期，最终选择的目标应该是稳定物价、平衡国际收支作为首要目的；

如果经济处于低迷状态，国内经济形势比较低迷，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一定是以刺激经济振兴为首要目标。

当货币政策目标选定、货币当局实施相应的货币冲击时，货币政策就会通过不同的渠道作用于经济个体，并持续传导和作用于经济个体，以达到货币政策制定的实际目的。

这些传导渠道主要包括利率渠道、信贷渠道、资产价格渠道、汇率渠道等。

在凯恩斯主义视角下，利率渠道是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凯恩斯主义的后继者提出并推广了IS-LM模型来解释货币政策如何产生货币冲击。

例如，当货币政策宽松，市场货币量增加时，实际利率就会下降，总投资就会增加，国民收入也会增加；

相反，如果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市场的货币量就会减少，后续的一系列变化就会与上述变化方向相反。

以上是经济正常运行的市场情况。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称为流动性陷阱。 这种情况意味着横坐标名义利率接近于零，基本没有下降的空间。

这时，如果增加货币数量，人们会感觉货币贬值，未来通货膨胀扩大，对国民收入仍然会产生影响。

货币政策最终会通过利率渠道影响产出。 这个渠道主要影响经济的投资和支出，进而改变整体的供求关系，最后影响产出。

但利率通道最大的疑点之一是，短期利率反应很快，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但长期利率却没有明显的反应。

针对这一问题，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了信贷渠道的补充。

《拉德克利夫报告》中讨论的信贷资源是最早出现的信贷渠道。 虽然利率渠道是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渠道，但它也是在一定前提条件下建立的。

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均衡信贷额度理论认为，市场具有完整、有效的信息机制，是利率通道和资产价格通道发挥作用的基础。

当市场信息不对称、机制不完善时，这两个渠道无法有效传导冲击，实现理想的政策目标。

欧央行更改通胀目标华泰期货FICC组研究员蔡劭立

当地时间8日，欧洲央行（以下简称“欧洲央行”）公布了为期18个月的战略评估结果。

欧洲央行改变了关于通胀目标的表述：“中期通胀率将接近但低于2%”改为“中期将采用2%的对称通胀目标”。

与此同时，欧洲央行还表示，统一消费者物价指数仍然是一个适当的价格指标。 CPI可能会出现一些过渡期，会适度高于目标。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将于7月22日召开首次货币政策例行会议以实施新战略，预计将于2025年进行下一次战略重新评估。

通胀目标20年来首次调整

确保物价稳定是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 欧洲央行通胀目标的此次调整是二十年来对货币政策目标的首次重新审视。

在会议纪要中，管委会认为，中期采用2%的对称通胀目标是为了维持物价稳定。 通货膨胀无论正向还是负向偏离目标也是一种不良现象。 未来可能会出现一段暂时通胀略高于目标的时期。

去年8月，美联储还同意采取平均通胀目标政策，允许通胀在一定时期内适度超过2%，以弥补通胀跌破2%的影响。 这是美联储自2012年以来对其货币政策框架最大规模的调整。

华泰期货FICC团队研究员蔡少利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欧洲央行和美联储都调整了通胀目标，但欧洲央行的这次调整与“美联储实施的“平均通胀目标体系”。

他认为“中期将采用2%的对称通胀目标”，这意味着短期内允许通胀超过2%。 “2020年以来，疫情在全球肆虐，今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导致全球多国通胀水平较高。如果仍按照传统货币政策框架应对，当前实体经济不一定能承受住货币紧缩的影响，更何况目前疫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私营部门尤其是金融部门的坏账风险已经加大。尚未得到妥善解决。欧洲央行需要一些时间来观察货币政策的效果和实体经济的复苏进程。”

蔡少利还表示，目前欧洲央行也在努力解决欧元区长期低迷的通胀困境。 该委员会表示，“确认调整后的CPI仍然是一个适当的价格衡量标准，并建议考虑自住住房。” 对比当前欧洲和美国的通胀水平，我们可以看到显着的差异。 2021年5月，美国CPI录得5%，欧盟统一消费者价格指数（HICP）录得2%。

欧洲央行在最新经济公报中表示，尽管今年物价上涨压力有所加大，但长期通胀预期仍处于较低水平。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欧元区能源CPI同比上涨13%。 如果排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大幅波动的干扰，5月份欧元区核心CPI同比上涨0.9%，仍低于疫情前水平。

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否持续？

欧洲央行最新预测认为，2021年、2022年、2023年，欧元区通胀率为1.9%、1.5%、1.4%，核心通胀率为1.1%、1.3%、1.4 %。 这意味着未来三年欧元区通胀将达不到通胀目标。

不过，尽管欧元区通胀率未达到欧洲央行设定的目标，但随着欧洲国家经济逐步复苏，欧盟委员会上调了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受第二季度经济重启希望和旅游旺季改善的推动，欧元区经济今年将增长4.8%。 比 5 月份预测的 4.3% 快得多。 明年的增长率预计为 4.5%，超过 5 月份预测的 4.4%。

鉴于此，市场也在讨论欧洲央行是否会讨论夏季后如何撤回刺激措施，其中包括1.85万亿欧元紧急资产购买计划（PEPP）。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6月底就欧洲央行货币政策表示，由于欧洲央行通胀目标还很遥远，宽松货币政策不会有大的改变，并且会讨论退出紧急资产购买计划。 太早了。

拉加德在会议纪要中表示，新战略是指导我们未来几年货币政策实施的坚实基础。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在会议纪要中表示，利率仍然是主要货币政策工具。 其他货币工具，例如资产购买和长期再融资操作，也是欧洲央行货币工具箱的​​组成部分，将酌情使用。

蔡少利表示，欧洲央行整体立场在预期之内。 该机构没有对政策框架做出实际改变。 它确实在未来调整了通胀指数，导致其波动性加大。 那么欧盟持久的PEPP甚至可能成为长期目标。 融资业务（TITRO）可能有调整机会。

对于未来通胀前景，蔡少利认为，考虑到原油价格持续上涨，预计未来1至2个月欧元区HICP仍将维持高位，但上行空间较为有限。

红色金融 | 接管敌伪金融机构 废除旧政权金融体系

红色金融

人民解放战争自北向南胜利推进，势如卷席、所向披靡。军事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经济上稳操胜券、一帆风顺。人民解放军进入新解放城市，接管工作却枝节横生。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解放初期，物价大幅波动，一批投机商人和一部分私营行庄投机倒把，乘机囤积居奇、买空卖空牟取暴利，利用金银进行投机的活动十分猖獗，市场拆息高达100%-200%，不少私营工厂主也加入到投机风潮中。新解放城市初期的金融工作重心主要放在了迅速接收敌伪金融机构、肃清敌伪货币、确立人民币本位币地位、管控金银外汇投机、稳定金融物价、建立新的金融机构和新的金融市场秩序以及监督和管理外资银行、私人银行、钱庄、当铺以及证券市场等治理整顿任务上，存放贷款、通汇等基础业务也在着手开展。

依循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必须建有遍布于全国各地的银行体系使其成为社会总会计、总出纳的思想，根据“边接管，边建行”的方针，中国人民银行对北平、天津、上海金融接管后，所有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省市地方银行及其下级机构，均改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分行和办事处、分理处。随着解放区域不断扩大，在全国各地以至于偏远的县、乡，普遍地推进金融基层机构的设立。截至1949年12月底，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行政区划，实行总、区、分、支行四级建制，建立了华东、中南、西北、西南4个区行，40个省、市分行，1200多个县(市)支行及办事处，加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全国共有金融机构1308个，职工8万余人。

一、接管、改组官僚金融资本

重整金融乱局，接管官僚金融资本首当其冲。国民党四大家族控制着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简称“四行二局一库”)为主体，包括省、市、县银行及官商合办银行在内的官僚资本金融体系。随着各大城市的胜利解放，接管官僚资本金融机构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国民党反动派官办金融机构，依法接管并没收全部财产，原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以及一些省、市、县银行等进行停业清理，中国银行待命接受改组；对官商合办银行，没收官股部分，派军事特派员监督审查商股股权及经营情况，此后又改组为公私合营金融机构。根据1953年全国清产核资委员会统计显示，截至1952年，收归国家所有的官僚资本企业，属于金融系统的，有原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及各省地方银行，共计2400多家银行。

接管东北。从1948年3月起，东北解放区（除热河外）有140万（其中军队108万）脱离生产人员，占全部人口的4.5%，粮食物资都处于紧缺状态。为缓解财政收支压力，从1948年2月底东北银行币大量增发，到6、7月货币发行量从1400万元猛增到6000万元，这也带来了粮价飞涨和影响社会经济稳定的一系列棘手问题，粮价上涨是从1948年3月开始，2月底每斤160元，6、7月便暴涨9倍之巨，达到了每斤1600元。随之市面物价高涨不停。

战场局势瞬息万变，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起规模空前的辽沈战役，为制止物价暴涨、解决物资短缺、全力以赴支援解放战争，从货币供应方面，限制东北解放区流通券——东北银行币的发行，限期收兑、禁止流通新收复区的国民党货币、固定东北银行币与冀察热辽边区流通券——长城银行币的流通比价。10月6日，《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进行货币斗争的指示》下发，要求各解放区“协助商人把法币迅速排挤出去，争取换回我们需要的物资”“应把反法币、反假票斗争作为边沿区重要工作之一”，“加强反金圆券的宣传”，“对外贸易应尽量换回物资及金银”。10月7日，中共中央复电陈云、李富春，要求对金圆券有步骤地排挤、收兑、禁用。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辽沈战役以解放全东北的伟大胜利而告终。由陈云任主任的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迅速成立负责接管沈阳，经济领域由军管会经济委员会王首道负责。沈阳解放前，一些银行资本家抽调巨额资金逃亡关内，私营银号到解放时全部停业。接管过程中，对英国在沈阳的汇丰银行，采取暂不停止其营业的政策，但要求汇丰银行报告营业方针和状况；对当时群众最关心的金融、物价问题，首要任务是肃清伪币流通、遏制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以东北币与金圆券1:100比价、东北币与国民政府东北九省流通券1:3000的比价限期收兑，明令禁止金银私相买卖和计价流通，迅速占领货币市场；对于苏联在东北发行的红军票，因一时难以统计清楚流通量，在收兑完国民政府纸币后，确定以30:1的固定比价限期以东北币收兑完红军票；对于国民党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在沈阳的“四行两局一库”，接管后在此基础上组建东北银行沈阳分行，下辖4个支行，总行设在沈阳，彼时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已在华北成立，但还来不及马上统一全国建制，从有利于稳定金融、发展经济、支援解放全中国的大局出发，东北地区仍由东北银行行使国家银行职能。

沈阳在短短两个月顺利接管后，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由“各乡村向城市转移”，并把财经工作放在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1949年9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与东北银行在山海关建立专门办理关内外过境货币兑换及关内外汇兑结算转账业务的联合办事处，并于10月1日起实现了关内外通汇。

接管天津。1948年5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解放区宣告合并为华北解放区。9月26日，正式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初期管辖范围为北岳、冀中、冀鲁豫、冀南、太岳、太行、晋中7个行署和石家庄、阳泉两市，1949年8月建省后为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平原5个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共辖26个专员公署、9个省辖市、334个县、6394万人，同时宣布撤销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和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

为进一步发展各解放区的贸易，调节货币流通，繁荣经济，支援人民解放战争，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决定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任命南汉宸为总经理，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以粮食、补棉以及其他为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重要物资作保证，发行本位货币——中国人民银行钞票，旧币与新币固定比价逐渐收回。

1948年11月，人民解放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的最后一战——平津战役打响，起先即对平、津、唐、塘（沽）采取“隔而不围”，切断了傅作义集团向西、向南撤退的一切可能。12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迅速成立平、津接收工作组准备接收平、津地区敌伪金融机构，北平组由张云天负责，天津组由胡景沄负责。

1949年1月16日，天津解放后第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开始陆续接管国民党政府的四行二局一库：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天津机构，以及河北省银行、天津市民银行、山西裕华银行、金融管理局、协和印刷厂、中央印刷厂等银行、保险、信托金融机构，到2月末共接管36个单位，接收了金圆券现钞1.2亿元，黄金300两，白银130万两，银元7万箱，保管账上美金将近6万元，黄金1000多两以及部分玉器。接管职员1019名，工友828人。3月15日，华北人民政府、天津市军管会批准天津中国、交通两银行为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领导下的专业银行，正式对外营业。

原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合作金库的分支机构，原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储蓄信托部门，河北省银行和天津市银行，合并组建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私营银钱业在报告敌伪公产、官僚资本（包括股权、存款、寄存财物等）并具结后，暂准营业，听候审查处理；新华储蓄信托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和中国通商银行，三家官商合办银行呈交了“官股”，作为“监理行”接受天津市军管会派驻的军代表监理，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公私合营银行。

同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连续发布金字第一、第二、第三号布告，宣布人民币为统一流通的本位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一切货币为非法货币，严禁一切外国货币计价流通或私相买卖，一切金银、银元允许持有，不准计价流通、私相买卖，军管期内暂停证券。

1949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布有关天津市金融业接管整顿经验的工作报告，主要经验有三：一是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四大家族和罪大恶极之战犯经营的金融机构一律接管没收；二是官商合办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派员监理继续营业，监理的任务是掌握银行的财产、监督银行的业务，使银行的业务经营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需要，“成为我之儿女银行”；三是一般私营及有官股而面目不清者，则令它们自报敌伪公产，并具切结后，继续营业，听候审查处理。

接管北平。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人民银行陆续由石家庄迁往北平，根据“边接管，边建行”的方针，首先接管官僚资本银行，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各级分支机构，以便迅速各项业务。当时北平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共有11个行局，即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中央信托局、中央合作金库、北平市银行以及绥远、热河、山西、河北4个省银行，加上分支机构，共计43个单位。清理整顿18家私营银行、2家外商银行、48家钱庄、回民信用合作社、2家基督教信用合作社，统一规范管理私营银钱业，根据新规后又批准登记了14家私营银行、37家钱庄以及英商汇丰银行、法商东方汇理银行。

北平市军管会限期收兑伪金圆券，发布公告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之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3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北平分行建立，同时开业的还有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4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总金库在平津地区设立分、支两级金库，由中国人民银行分行及所属机构经办。

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对北平、天津两地银行明确领导关系和业务范围，有关指示规定：一是除合作银行的北平营业部及其下属的石家庄办事处受合作银行领导外，其他两地的各专业行、部，均暂不建立单独领导系统，两地已成立的各专业行、部、处，均为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分行直接领导下的组成部分，在分行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二是在业务范围上，各专业行、部仍应保持其一定的专业性。如交通银行对较大工矿、交通企业必须专营存放款等业务，合作部办理的合作社社员储蓄业务，当地储蓄部门已进行其业务时，可仍由储蓄部办理，合作部可集中力量开展其主要业务。

接管上海。1949年5月27日，作为近代中国经济金融中心和亚洲最大国际通商口岸的上海宣告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进驻上海后，火速组织接管官僚金融资本和各大金融机构，宣告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上海分行。5月30日，军管会金融处发布训令，要求私营金融机构呈报各自的股东、董监、高级职员、所有存放款户名及余额、抵押品种类和数量、代收款项户名及余额、应解汇款和汇出汇款户名及余额、仓库存货种类数量及货主户名、保管箱租户、露封保管人户名及寄存物品种类和数量、委托经租之房地产业主姓名及房地产所在地等详细内容，对于伪党政军特务机关、四大家族及以各种化名出现者和属于伪党政军、特务机关重要人物之财产，未获金融处允准之前不得擅自发还、移动，并须具结。根据审查结果，军管会金融处接管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四家官商合办银行的“官股”，如同天津处置办法，对四家官商合办银行“监理行”派驻军代表监理。另外还接管了21家官僚资本保险公司、监理2家。

上海市军管会迅即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和禁用禁持外币的《外汇管理办法》。为使上海经济平稳接管，军管会对总部在上海的国民党政府银行尤为慎重。5月28日，军管会发布接财字第一号通令和第二号命令，将中国银行定性为“伪政府官僚资本企业”，任命龚饮冰、冀朝鼎、项克方、洒海秋为驻该企业军事代表，执行军事监督及办理一切接收事宜。6月初，邓小平主持召开接管中国银行的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华东局书记饶漱石、财办主任兼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行长曾山、副行长陈穆和接管中国银行的军代表龚饮冰等。会上，邓小平传达了中共中央对接管中国银行机构、人员的方针：保留原名义、原机构、原封复业，稳步改造，尽快恢复营业。

虽然接管和没收官僚资本比较顺利，国民党金圆券信用早已丧失收兑十分顺利，但人民币仍一直无法在上海市场实现通行，主要是人们普遍信任和使用银元，银元成为上海市场上实际使用的本位币。上海一批一批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商却乘机兴风作浪，趁乱牟利，依仗手中持有大量银元猖獗扰乱市场，进行银元投机。

在银元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从1:100极速上涨到6月3日的1:720，到6月4日突破1:1000，投机分子并没有案兵束甲之态，比价不可遏止地继续上涨。银元在人民心中已是根深蒂固，初步估计，在上海市民手里的银元至少也有 200万枚。此时投入上海流通的人民币近20亿元，人们只能用人民币购买到小额货物，根本买不到批量货物，市面上有的商号还拒绝以人民币作商品标价，把人民币排斥在市场之外。人民币无法流通开来。

金融不稳、物价大幅波动，必然引得人心惶惶，市场混乱雪上加霜，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更无从谈起。刚解放时，上海全市煤的存量只够用一个星期，棉花和粮食的存量不足维持一个月的消费。全市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七家私营工厂中，开工户数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相对景气的棉纺织业，每星期也只能开工三个昼夜。

这是一场由国民党残余势力暗中操纵的银元战、金融战、经济战。6月4日，华东财委向中央报告上海银元投机乱象，提出发动舆论攻势、抛售银元、禁止银元流通、严惩银元贩子、举办折实存款、抛售各种实物等六项办法打击银元投机，使人民币迅速占领阵地。6月5日，上海市委再次向中央报告银元猛涨严重影响人民币信用的情况，决定采取严厉打击银元投机的方针，提出包括华东财委六项办法在内的五项主张：

“一、经过报纸及座谈会等方式宣告我们对银元的态度。二、抛出银元（我们约有五百万元），三四天内把银元价格不断压低到六百元上下，然后在京沪杭地区同时宣布禁用银元（希望武汉亦采取共同行动）。动员上海群众及军警来全面取缔银元贩子活动，公安局主要选择一二个最大的银元投机家，给以最严厉的处分（如逮捕及没收）。三、人民银行所管辖和领导下的各银行一面收兑银元，一面举办折实存款，以解除小市民对纸币的顾虑。四、贸易处出售米、煤、盐、油，并抛出人民币吸收工业品，以解决工厂资金困难，并使工业品缓慢上涨。五、对失业工人及贫民进行必要的救济工作（详另报）。”

6月5日，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立即组织投入10万银元，力图以银元制服银元，使比价回跌。同时加大政治教育，全市举行了“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游行和宣传。然而，投机商人、不法分子和对新政权抱敌视态度的人依然我行我素，很快将10万银元一吸而空，到7日银元比价已猛涨至1:1800。形势愈发严峻，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断然采取政治手段与经济举措并重，命令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逮捕银元投机操纵者。对其中首要分子给予严厉惩处，同时对其他的投机据点以及街头巷尾的银元黑市一并进行取缔。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根据中央指示，会同市公安局等有关部门，于当日一举查封了金融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主要投机奸商20多人及爪牙100余人，对其中首要分子给予严厉惩处，同时一并突击取缔了其他的投机据点以及街头巷尾的银元黑市。哄抬物价和倒卖金银的投机活动终于被迅速制止，银元投机风潮彻底平息。这场金融战的较量以速战速决而告终。

毛泽东在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解放初，由接管官僚资本形成的公私合营企业成为了后来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金融业的公私合营也概莫能外。

二、接管、清理旧政权保险机构

解放前，国内商业保险有外商保险公司、官僚资本保险公司、私营保险公司三类保险公司，主要分布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几个大城市。本土的民族保险公司在资金、经验、技术等方面与外国资本比，实力悬殊，加之国民党政府给予在华外资种种特权，中国保险市场实际上已被外资保险公司所控制。民族保险公司受制于外国资本的控制与支配。解放前夕，人民政府根据不同的接管政策对三类保险公司实行接管。

接管官僚保险资本。国民党官僚保险机构主要有：中国银行的中国产物保险公司、中央信托局的产物保险处和人寿保险处、交通银行的太平洋保险公司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农业保险公司四家，其中，业务规模最大，资金实力最为雄厚的当属中国产物保险公司，产物保险公司在上海、香港、台湾等地区以及印尼、新加坡、泰国设有若干分支机构，与美、英都有国际业务往来，有基础、有经验、有实力。上海军管会接管官僚保险资本之后，人民政府决定将中国产物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国保险公司，恢复营业，专营外汇保险业务。

取消外资保险特权。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因享有种种在华特权，国内外资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占到60%左右，民族保险事业的业务规则、规模范围、章程费率处处受制于外商。武汉解放时，共有6家保险公司，按当月净保费总收入算，一家外资保险公司——美亚保险公司就占到了53.07%的市场份额，自留额达20250万元。其他5家民族保险公司市场份额加起来总计才占到46.03%，自留额合计为5250万元，仅为美亚保险公司自留额的四分之一。

各大城市解放后，人民政府取消了外资保险公司在华的种种特权，取消国民党政府治下洋商与华商之间各种不平等的规章制度，统一保险费率、严管外资保险公司业务经营范围、禁用外币保单。1949年7月20日，上海军管会最早组织华商私营保险公司联合组成民联分保交换处，集合力量，增强信心，使民族保险机构摆脱对外商的依赖，解决市场分保问题。

组建国营保险公司。1949年9月17日，根据中央财经会议作出成立全国性保险公司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向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提交报告，拟在北平设立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由中国人民银行直接领导管理，并相继在中国人民银行下属各区行所在地建立区公司。在建立总、区公司之前，建议召开全国保险工作会议，研究有关方针等问题。

1949年9月25日至10月6日期间，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研究解决若干原则性问题，确立保险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这次会议明确了国营保险公司的政治性质和政治任务：（1）国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下的国家金融机构的一部分，属于国营企业，其基本方针是为生产服务。主要任务是：第一，保证生产安全，扶助贸易发展，促进城乡物资交流；第二，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第三，保卫国家财产。（2）国营保险公司必须领导私营保险公司共同实现上述任务，并代替政府执行行政上管理私营保险公司的业务经营，改造私营公司单纯的营利观点和各种不合理的经营方法，克服过去依赖帝国主义外商公司的买办性质。（3）关于积累资金问题，应该从完成基本任务出发，考虑全面的利益，首先是完成政治任务，其次再谈赚钱。（4）目前主要是注意建设发展和壮大国营保险事业，逐步建立各级公司机构，大力开展业务，积累经验，培养人才。业务上经营的险种，要根据情况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会议还研究制定了对私营公司及外商公司如何加强管理和进行改造的政策，以及对接收敌伪保险机构清理交接工作的步骤和方法等。这次会议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于1949年10月20日在北京正式挂牌成立，受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接领导，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景沄兼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新中国保险业从此掀开了振奋昂扬的崭新篇章。

三、接管天津证券交易所

新中国的证券业起始于天津证券交易所。国民党政府治下的证券交易所，是外商资本、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集中游资、牟取暴利的投机场所。在解放后的城市，人民政府迅速接管和关闭了证券交易所。解放前后股份制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私营、公私合营股份制企业公司仍在运转，发行的股票也仍在流通。天津解放后，为有序接管官僚资本、维护民生经济，一定程度上引导社会游资的流动，进而稳固接收时期社会经济和金融物价，天津军管会接管原天津有价证券交易所，同时接管其中占总资本额60%的官僚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决定成立天津证券交易所。

1949年6月1日，天津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委派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接管处军代表孙及民兼任经理，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直接领导。新开业的天津证券交易所制定出台了《证券交易所暂行营业简则》，批准进场交易经纪人39家，其中个人经纪人31家，法人经纪人8家，经纪人总资本为8452万元人民币（旧人民币），主要职能有∶（1）流通证券，繁荣市场，增强私人投资的兴趣和信心;（2）便于私营厂商融通资金，促进生产建设；（3）组织社会闲散资金发展生产。开业后分别上市了启新洋灰、开滦矿务、江南水泥和东亚企业等近十种公司证券股票，吸引和疏导在粮食、棉纱、棉布、黄金、外汇上投机的社会游资，初期交易活跃，每天平均成交金额约11亿元（旧人民币），交割金额约1.08亿元，合计每天平均有4亿元资金停留在交易所，多时甚至可达1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