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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国际收支顺差

MBA智库百科:顺差越多外汇储备自然就会增长的

摘自MBA智库百科()

国际收支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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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国际收支顺差?

国际收支盈余,即国际收支盈余,是指国际收支中一国的收入超过其产出。 国际收支一般以美元结算。 这种结算是在银行之间进行的,但是美元分为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不能直接流通美元,所以我国央行会从盈余中储备多余的美元,发行本国货币,即大约三倍的准备金(我国就是这样)来维持货币流通的平衡。 顺差越大,外汇储备自然就增长得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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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顺差的好处

一、国际收支顺差促进经济增长。

一是经常项目顺差拉动经济增长。 一是经常项目顺差刺激国内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是净出口增加,这是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快速增长的结果。 净出口的增加带动了国内总需求的扩大,国内总需求的扩大又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 二是净出口乘数效应扩大经济增长规模。 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是净出口增加的结果。 净出口的增加具有外贸乘数效应。 在外贸乘数影响下,经济增长规模数倍于净出口,大于经常项目顺差。

其次,资本项目顺差直接促进经济增长。 首先,资本项目顺差直接增加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资本项目顺差源于资本净流入的增加,主要是我国外国直接投资增加的结果。 资本净流入增加了国内总需求中的投资需求,投资需求的增加直接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其次,外商直接投资的乘数效应扩大了经济增长规模。 在外商直接投资乘数影响下,经济增长规模数倍于外商直接投资额,大于资本项目顺差。

2、国际收支顺差增加外汇储备,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维护国际信誉、提高对外融资能力和引进外资能力。

1994年以来,除1998年因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出现资本项目逆差外,我国国际收支始终保持国际收支顺差。 随着国际收支顺差的增加,外汇储备也快速增长。 2003年末,外汇储备超过4010亿美元。 外汇储备增加,一是增强综合国力,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其次,表明我国具有良好的国际偿债能力,在国际市场融资时可以轻松地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各类贷款。 第三,在我国直接投资的外国商人可以放心地将利润汇回本国。 这些外商愿意更加积极地注入资金,有利于我国引进外资。

3、国际收支顺差有利于经济总体平衡。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总体经济平衡不仅与储蓄和投资有关,还与对外贸易有关。 当出现财政赤字时,当储蓄完全转化为投资时,就需要通过增加进口来弥补财政赤字,以维持经济的供需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现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的双赤字现象并存。 当出现财政赤字,储蓄没有完全转化为投资时,需要减少进口或增加出口(即增加净出口)来弥补财政赤字,保证经济供需平衡。 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储蓄尚未完全转化为投资。 1998年以来,连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逐年增加。 因此,国际收支顺差的增加,特别是净出口的增加,部分弥补了财政赤字。 用国际收支顺差弥补财政赤字,不仅有利于国民经济总体平衡,而且可以避免双赤字现象。

四、国际收支顺差增强我国抵御经济全球化风险的能力,有助于国家经济安全。

国际收支连年顺差,增加了我国外汇储备,使我国成为国际债权国。 因此,我国不仅有足够的外汇来满足对外经济贸易的需要,而且还可以增加我国的对外偿付能力,保证对外支付。 这也有利于应对国际金融风险,提高国家抵御各种经济风险的能力。

5、国际收支顺差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实施相对宽松的宏观调控政策。

首先,国际收支顺差使国家有充足的外汇来干预外汇市场,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二是国家有充足的外汇来调节国际收支,实施积极的对外经济贸易政策。 三是国际收支顺差增强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 由于我国各级地方政府都在努力招商引资,所以我国的资本流动性其实是比较大的。 在资本流动性实际较高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顺差增强了积极财政政策拉动总需求的作用,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四是国际收支顺差有利于国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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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顺差的影响

国际收支持续大幅顺差将产生以下影响:

1、本币持续走强,出口受到影响。 长期的巨额顺差将导致外汇供给过剩,迫使本币汇率上升。 如果本币过于强势,就会引发大规模的套利、套利和外汇投机活动,破坏国内外金融市场的稳定。 同时,也会使出口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影响出口贸易的发展,从而加剧国内失业问题。

2、造成通货膨胀。 持续顺差将导致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外汇持有量大幅增加; 同时,会增加外汇供给和本币需求,货币当局将不得不通过大量购汇来干预外汇市场。 这两种情况都会迫使本国货币供应量扩大、物价上涨,从而引发通货膨胀。 此外,巨额国际储备囤积增加了持汇机会成本,外汇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3、不利于国际经济关系发展。 一国国际收支出现较大顺差,意味着该国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往往表现为进出口不平衡,极易引发贸易摩擦,影响国际经济关系。 20世纪80年代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摩擦以及21世纪初我国与美国、欧盟国家的贸易争端都是典型例子。 虽然国际收支顺差和赤字都会产生各种不利影响,但相对而言,赤字的影响更为显着,各国都重点对赤字采取调整措施。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无论其持续时间长短或产生的原因如何,盈余也应该引起关注。 例如,如果国际收支顺差主要由资本流入而非经常项目顺差造成,则表明该国国际竞争力较差。 一旦外资大量流出,就会造成赤字,经济实力就会呈现脆弱性。 一般来说,国际收支偏离平衡的程度越大、持续时间越长,不利影响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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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顺差的弊端

一、国际收支顺差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剧国际贸易摩擦。

国际收支顺差导致国内外汇市场外币供给超过外币需求,必然导致外币贬值、人民币升值预期。 因此,国际收支顺差对人民币升值造成压力:国际收支顺差越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越大;国际收支顺差越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越大; 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加了外资流入和国际收支顺差扩大,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升值。 压力。

国际收支顺差加剧国际贸易摩擦。 我国贸易顺差增加,意味着与我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出现逆差。 逆差国家会利用世贸组织规则限制我国产品进口,保护本国产业。 加入世贸组织后,由于中美贸易逆差较大,美国使用反倾销最多。 我国遭受反倾销最多,位居世贸组织成员之首,且我国反倾销案件数量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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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收支顺差削弱了货币政策的作用,降低了社会资源利用效率。

外汇流入随着国际收支顺差的增加而增加。 在固定汇率和结售汇制度下,央行必须以人民币购汇,注资量随着外汇流入的增加而增加。 由于大量人民币被动投入流通,央行基础货币账户更多地受到外汇流入的影响,不仅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效果,而且导致物价水平上升。

国际收支顺差与国内居民储蓄相结合,导致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国际收支顺差造成的巨额外汇储备已达4000亿美元以上。 与此同时,国内居民储蓄已达11万亿元,两者加起来约为14万亿元。 这超过14万亿元没有形成有效投资,是经济社会的闲置资金。 与这些闲置资金相对应的是闲置的生产资料和人力资源,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低。 结果,我国经济增长与失业增加并存。

3、国际收支顺差增加外汇储备成本,增加资本流出。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外汇操作总是存在风险,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汇率风险。 我国实行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 每当美元贬值,美国出现通货膨胀时,我国的外汇储备就会贬值,造成外汇储备的损失。 国际收支顺差越大,需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操作的外汇就越多,国家外汇储备的成本就越高。

国际收支顺差增加了资本外流。 在结售汇制度下,由于外汇资金的流入必须转化为外汇储备,因此外汇储备主要由美元和欧元债券组成。 国际收支顺差越大,外汇储备和外国债券就越多,资本流出就越多。 这两方面形成了一个内在矛盾:国际收支顺差引导外资流入。 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越多,资本流入就越大; 国际收支顺差导致外汇储备增加。 外汇储备越多,资本流出就越多。 。

四、国际收支顺差导致经济对外依存度过大,国民经济发展空间狭窄,出口结构调整困难。

出口和引进外资都是有代价的:一是出口使国内资源被利用到国外,出口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出口数量和结构随国际市场需求而变化; 第二,对外投资,无论是间接融资还是直接融资都是有成本的。 间接融资,如到期用外汇偿还国外贷款,需要更多的国内出口产品来换取外汇。 直接融资,例如跨国公司直接在我国投资设立生产、销售企业,将直接利用我国的各种资源。 不仅其利润将汇回母公司所在地,其产品也将占领中国市场。 第三,国内经济受制于国际市场。 一旦出口受挫、国内经济不景气,外资就会乘虚而入,控制国内市场和关系经济命脉的产业。 经济发展受制于外资,导致经济发展缺乏自主权。

国际收支顺差挤压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 首先,在国内市场,大量外资企业直接在中国投资设厂生产。 他们的产品能够快速进入中国市场,不仅可以绕过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可以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 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不仅限于高新技术产业,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传统产业,与中国企业直接争夺国内市场。

其次,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挤压了民族企业出口产品的市场。 国际收支顺差特别是资本项目顺差过多,实际上是外国资本对本国直接投资的增加。 随着资本项目顺差增加,外资在我国出口市场的份额增加,外商投资企业主导出口。 2003年出口产品中,50%以上是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 因此,国际收支顺差缩小了本国企业在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的空间,客观上阻碍了本国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是外资企业主导出口,政府出口结构调整政策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这不仅给国内出口结构调整带来困难,也进一步影响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

五、国际收支顺差影响了国内金融业利率市场化进程。

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国际收支顺差意味着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当市场货币需求增幅小于货币供应增幅时,货币市场供给超过需求,金融市场利率下降。 目前,国际市场利率较低。 如果我国金融市场利率下降,那么国内利率与国际市场利率的利差将会缩小。 利率收窄将减缓国际资本流入,有助于减少国际收支顺差。 然而,利率下降会导致人民币贬值,引发通货膨胀。 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面临通胀压力。 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央行不得不维持目前的存款管制利率和贷款浮动利率,从而推迟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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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顺差对策

国际收支顺差对国内经济和国外经济都有影响。 因此,有必要调整经济政策,协调国内经济发展和国外经济发展,变国际收支顺差的不利为有利。

国际收支顺差是我国长期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结果。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解决国际收支顺差的弊端,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思路,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转向出口与内需并重的经济发展战略。按照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提出要求; 新经济政策的取向是:从国际收支顺差转向保持经常项目适度顺差,资本项目逐步实现平衡。

经常项目适度顺差有利于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目前,人民币还不是国际货币。 如果存在国际贸易逆差,国际贸易逆差不是靠印更多人民币就能弥补的。 因此,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外汇储备不足时,我国将缺乏足够的外汇来购买进口产品和偿还到期外债,影响国家信誉和经济发展。 因此,经常项目顺差有利于我国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增强国际支付能力,促进经济发展。 资本项目逐步达到平衡,有利于扩大内需,适当降低国民经济对外依存度。

实施出口和内需并重的经济发展战略,需要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的“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内需”的要求。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应该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 统筹宏观调控四大目标,调整经济政策,逐步减少国际收支顺差,协调国内外经济发展。

一、实施出口和内需并重的经济发展战略,要完善投资政策,拓宽投资渠道,提高资本利用效率,以经济增长带动就业。 由于国内资本使用效率低下,经济增长难以带动就业增长,失业率逐年上升。 拓宽投资渠道,完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用足用好14万亿元以上居民储蓄和外汇储备。 那么,如果技术水平和资源利用效率不变,即使不依赖引进外资,我国经济增速也能大幅提升,就业机会也会大幅增加。

二、保持经常项目适度顺差,必须调整进出口结构,加大经常项目开放,完善结售汇体系。 调整进出口结构,既要注重出口,也要考虑适当增加进口。 增加进口时要注意优化进口结构。 政府鼓励企业引进适用技术装备,加大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力度; 增加石油、矿产等战略物资进口; 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旅游和消费增长来拉动进口。

巨额顺差为经常项目进一步开放奠定了良好基础。 放宽企业和个人经常项目外汇管理,增加售汇金额,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企业和个人用汇、促进对外经济贸易,而且有利于调节外汇储备。 同时,由于资本项目尚未开放,为了防止资本项目从经常项目中汇出,政府还需要规范经常项目的管理,主要是通过真实性验证。

完善结售汇制度,促进自愿结售汇,增加开立外汇账户的企业数量,允许更多企业由强制结汇转为自愿结汇。 这样,企业就可以减少进出口过程中的外汇交易,从而可以节省时间,降低成本。 成本。

三、随着资本项目逐步平衡,需要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控制外资进入,增加外资投资。 实行浮动汇率有利于充分发挥外汇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 其次,有利于人民币尽快成为国际货币。 三是对汇率敏感的行业受益,有利于企业控制出口产品成本,防止价格上涨。 四是推动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相关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 五是企业融资将逐步从银行业转向资本市场。 企业融资将更多地依靠资本市场,实现融资多元化。 六是有利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

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应兼顾国内外经济发展,建立具有市场适应性的利率汇率机制。 固定汇率制度下协调利差往往受制于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 国际收支顺差意味着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央行应该降低利率。 但当国际金融市场利率较高或面临通胀压力时,考虑当国内利率与外部利率名义利差或实际利差过大时,降低利率会导致资本流出。 因此,利率不能轻易调整。 浮动汇率制度下,可以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效应,增强货币政策的自主权。 因此,利率市场化需要配套汇率制度改革,即利率市场化与浮动汇率同时进行,建立适应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变化的利率汇率机制。 。

实现资本项目逐步平衡,需要控制外资进入,增加外资投资。 一是控制利用外资速度,调整利用外资结构。 二是引进外资要从数量转向质量。 引进外资要注重质量,重点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引进有利于延伸产业链、促进产业升级、增强民族企业设计、研发能力的外商投资企业。 三是控制外资进入的领域和速度,减少资本项目顺差,为国民经济生存和发展留出市场空间。 通过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才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立足于世界国民经济之林。 森林。 四是增加外商直接投资。 减少资本项目顺差不能简单地限制外资进入,还要加大资本流出。 增加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有利于减少资本项目顺差,而且有利于企业克服外国设立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开拓国际市场,充分利用国际资源。

四、加强与世贸组织规则相关的微观经济法规和政策体系建设,规范进出口贸易。 利用世贸组织规则趋利避害,需要围绕出口和内需并重的经济发展战略,实现国民产品和产业现代化。 利用世贸组织,必须坚持以国民经济政治为中心、以维护国内产业利益政策为中心、以应对策略为中心的三个原则。 同时要做到三点:一是合法,按照世贸组织规则行事; 二是合理、科学、有针对性地运用规则。 三是要实效,注重按规则办事的实际效果。

五、1998年以来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逐步转向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是统一内外资企业税收,取消外商投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为民族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机会,通过国民经济的发展增加税源。 二是扩大减税范围,拉动社会总需求。 三是适时推进税费改革,减轻企业实际负担,促进企业发展,扩大就业。 四是增加转移支付,主要是社会保障支出,维持或提高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这有利于稳定社会、增加消费。 五是增加财政担保贷款或财政贴息贷款,通过财政担保或贴息贷款支持出口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增加供给,缓解结构性失业矛盾。

扩张性货币政策:一是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其次,配合财政公共债务政策,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央行购买公共债券,扩大货币供应量。 三是银行贷款向出口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倾斜,鼓励出口,扩大出口企业生产,增加就业机会。 四是加大消费信贷力度,促进有增长潜力的行业快速将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需求。 五是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相结合,有利于活跃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信托市场,通过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增加投资渠道,将更多的储蓄转化为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发展。

取自“ https://wiki.mbalib.com/wiki/%E5%9B%BD%E9%99%99%85%E6%94%B6%E6%E6%94%AF%E9%AF%E9%A1BA%BA%BA%BA%BA%BL7%B7%B7%B7%B7%B7%B7%B7%B7%B7%B7%B7%B7%B7%B7%B7%B7%B7%B7%B7%B7%B7%B7%B7%B7%B7%B7% AE”

连平 常冉:美联储加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相关性

作者:连平 常冉(连平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美联储加息通常会对全球经济产生较大扰动,引发部分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撤离和汇率大幅贬值。2022年3月,美联储启动加息,标志着美国开启新一轮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过程。历次美联储加息对人民币汇率是否产生了负面影响;本次美联储加息将会如何影响人民币汇率;在国际形势多变、国内经济承压的局面下,人民币汇率走势如何:本文将从国际收支角度展开分析讨论。

本轮美联储加息会如何影响人民币汇率

经济增长向好、国际收支顺差、涉外金融管理机制成熟,通常是一国货币坚挺的主要支撑因素。“8·11”汇改后,在多数情况下,美元指数上升对应人民币贬值,美元指数下降对应人民币升值,这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机制的两因素模型有关。两因素模型即“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其中,“收盘价”反映了外汇市场供求变化,“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则反映了人民币与美元的反向调节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元指数变化的影响,使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指数具有反向相关性。自2021年10月以来,即便美联储加快Taper(美联储缩小购买债券的规模),加息预期走强,人民币汇率却呈现比美元指数更强的走势,表明此间美元指数对人民币汇率的反向影响减弱。从汇率形成机制来看,当交易因素拉大外汇市场供求不平衡,对“收盘价”的正向作用大于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负向力度时,即使美元指数走强,人民币仍可能走出强势行情。而交易因素产生的正向拉升作用,主要来自于向好的经济基本面和国际收支的支撑。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变动引起的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是影响人民币汇率的直接因素。

从经常账户看,本轮美联储加息难以根本改变我国贸易顺差较大的局面

一般认为,美联储加息通过我国经常账户顺差缩减对人民币产生贬值压力,影响途径为“美联储加息—美元流动性紧缩—自美外需拉动减弱—贸易顺差收窄—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过往例证表明,美联储加息周期不一定对应我国贸易顺差的收缩过程,贸易顺差收窄与美联储加息相关性较弱(见图1)。例如,2004年6月至2006年7月,我国处于加入WTO的红利初期,贸易持续高景气,进出口顺差大幅扩张,出口形势未受美联储加息影响。2015年12月至2018年12月,我国贸易顺差收缩明显,虽然时间与美联储加息同步,但主因是国际贸易环境和国内因素影响。其中2016年国内处于供给侧改革和去产能阶段,制约了出口供给能力。到了2017~2018年,在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下,我国出口承压,贸易顺差有所下滑。

货币贬值压力_人民币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_什么是人民币贬值压力

尽管2022年以来贸易环境发生较大改变,但当前我国货物出口韧性短期内不会消除,疫情影响下服务贸易逆差持续缩小,美联储加息对经常账户顺差格局的影响不大。2022年一季度,受高基数的影响,我国出口同比增速为15.8%。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在全球5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我国拥有220多种,位居世界第一。2022年4月16日,上海封控后首度发布工业企业复工复产指引,在666家白名单企业中,汽车产业链配套和集成电路及其上下游企业占比约六成,体现了健全的产业链体系为出口生产起到保障作用。在两年多疫情的影响下,跨境电商等已深入欧美消费群体,据统计,美国线上销售额比疫情前增长超过60%,外贸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供应链对出口造成的压力。2022年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落地生效的第一年,扩大了我国出口的“朋友圈”。一季度,我国出口企业申领RCEP原产地证书和证明约10.9万份,享受关税减让高达2.5亿元。据测算,到2035年,RCEP将对我国的出口增长拉动8个百分点。在全球疫情此起彼伏、国际运输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我国服务贸易的逆差持续缩小,主要是受海运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和旅行服务进口的大幅下降两个因素的推动。

从资本和金融账户看,中美利差收窄对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的影响有限

人民币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_货币贬值压力_什么是人民币贬值压力

经验表明,美联储加息并不必然带来中美利差收窄,中美利差收窄也不一定导致人民币贬值(见图2)。因10年期国债收益率数据从2015年起公布,故对中美利差与人民币汇率的分析,主要关注2015年12月至2018年12月的加息周期和2022年以来的表现。在2015年美联储加息周期中,中美利差波动震荡,尤其是在2017年下半年美联储密集加息期间,中美利差反而处于150~162bp的高水平,主因是我国出于“去杠杆”和“防风险”的考虑,坚持货币政策“紧平衡”,中美货币政策处于同步收紧期。这说明中美利差是中美货币政策差异的直接体现,观察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关注美联储加息的进度和幅度,更需要关注国内货币政策变动带来的利率变动。例证还表明,在中国利率水平高于美国利率水平的情况下,中美利差收窄不一定造成人民币贬值,中美利差扩张也不必然带来人民币升值。2015年12月至2016年6月,中美利差扩大,人民币却小幅走贬,主要原因是境内资本市场动荡,国际资本加快外流。经验也表明,美联储加息周期启动前后,非美货币的贬值压力较大。2021年四季度以来,中美利差和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发展态势,中美10年期国债利差由250bp急速收窄,并于2022年4月11日出现自2010年以来的首次倒挂,但人民币汇率在此期间保持偏强走势,由6.8升至6.3。3月中旬,中美利差落入60bp,位于合意区间以下,市场出现贬值担忧,但人民币汇率仍在6.30~6.39区间内波动,并未出现趋势性贬值变化,主因是来自经常账户的顺差对人民币汇率的支撑。

从资本与金融账户角度看,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渠道为直接投资、其他投资(主要涉及银行业)、债券市场以及股票市场。在美联储加息影响下,中美利差收窄通过上述渠道影响了国际资本的流进和流出,进而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影响。

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与美联储加息和中美利差变动关联度不高。“资本与金融”账户的“直接投资”项变动体现了长期性资金的变动,取决于政策环境、市场环境、人文环境和交通环境等,与美联储加息及中美利差收紧引发的短期收益率水平的关联性有限。目前,我国是长期投资资金的避风港之一,国内经济环境稳定、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均强化了我国直接投资的“绿洲效应”。我国2021年实际利用外资1734.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速达20.2%,2022年第一季度实际使用外资749.3亿美元,同比增速高达67.2%。根据历史数据,“资本与金融”账户的资金净流入主要取决于“其他投资”项是否呈现资金净流入,但“其他投资”项下的资金流动和中外利差变动的相关性较低,且波动性较大,无明显规律性。“其他投资”项资金与涉外企业的汇率预期、银行结售汇、涉外收付款和跨境融资等行为的综合影响有关,资金流动的主体来自于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数据表明,这些金融机构的资金行为隐含一定程度的被动性和调节性,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平衡“资本与金融”账户的作用,受美联储加息和中美利差的影响较为有限。

中美利差收窄使境内债券市场资金面临一定的流出压力,但大幅外流的可能性不大。通常认为,美联储加息影响债券市场的途径为“美联储加息—中美利差收窄—美元资产吸引力上升—外资减持人民币债券—债券市场资金大幅流出—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虽然近年来外资持有中国债券不断上升,但外资持有国债占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据统计,截至2022年3月,外资持有债券约占中国整个债券市场托管总量的3.3%,远低于美国(约28%)、日本(约14%)甚至巴西(约9%)。在外资占比较低的情况下,即便中美利差收窄造成债券市场一定程度的资金流出,对国际收支“资本与金融”账户的资金池也难以形成规模性和实质性的冲击。尤其是2020年以来,中国国债相继被纳入摩根大通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和富时世界国债指数三大全球主流债券指数,未来,境外机构持有国内债券的趋势大概率将以增长为主,不会因美联储加息和中美利差的变化而产生趋势性逆转。

股票市场发生大规模资本外逃的概率不大。通常认为,美联储加息影响股票市场的途径为“美联储加息—中美利差收窄—外资风险偏好降低—外资低配国内股权—证券市场资本外逃—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

历史数据显示,美联储加息和中美利差收窄并不一定会引发A股市场低迷和人民币汇率贬值。2004~2006年美联储加息周期中诞生的A股牛市行情,以及2015~2018年加息周期中A股市场的整体低迷走势主要都是国内经济和金融因素所致,和美联储加息的关联度较低。人民币汇率2004~2006年的升值行情和2015~2018年的“N”型波动性贬值,主要是由经济基本面、贸易景气度和货币政策的差异导致的。

股票市场的外资流动主要受中美资产价格和风险预期的影响,对中美利差的变化并不敏感。研究发现,短期影响证券市场外资流动的直接因素是中国ETF波动率指数(VXFXI)和美国恐慌波动率指数(VIX)的差异,而代表美联储加息预期的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对北上资金的综合影响并不显著。例如,2015年一季度,我国VXFXI月均值快速上升40%,同期美国VIX指数仅上升了2%,由于中美股市风险状况发生了重要变化,导致人民币汇率有所承压。倘若美联储加息动作并未引起资本市场恐慌情绪,则相应的我国证券市场出现资本大幅净流出的可能性也不大。美国当前通胀高企、经济恢复尚不牢固,美联储加息并不会以资本市场动荡作为货币正常化的代价。

目前,国内资本市场的外资占比相对较低,外资流动对股市影响相对较小。截至2021年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股票3.94万亿元,虽连续三年增持,但外资在我国股市中的占比保持在约5%的水平,相比日本(约32%)、韩国(约40%)等发达国家和重要发展中国家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外资流出对国内股市难以产生根本性的负面影响。A股目前仍具备估值优势,国内资本市场对于外资仍有一定的吸引力。当前A股整体估值处于近10年的中位数附近,相比全球其他股票市场而言,是中长期资金配置的洼地。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经济可能面临衰退,海外资本从分散风险、投资组合的角度出发,仍会关注国内资本市场。因此,美联储加息和中美利差收窄难以造成股票市场的资本大幅外逃,进而对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冲击有限。

综上,本轮美联储加息通过影响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外汇市场供求变动,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一定影响,但不会主导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

2022年人民币存在阶段性贬值的压力

未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将受到来自内外部因素和汇率管理机制的多重影响,存在阶段性贬值压力。

在俄乌冲突和国内疫情冲击的影响下,经济基本面和国际收支顺差对人民币的支撑作用可能走弱

多重挑战加大了经济目标的实现难度,经济增长面临压力。2022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速4.8%,较2021年第四季度回升了0.8个百分点,虽与预期目标较为接近,但结构性问题突出,GDP主要以基建和制造业投资拉动,疫情封控制约生产、消费孱弱内需乏力、地产下行未见起色。考虑到本轮奥密克戎多点暴发已延续近两个月,波及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制造及出口,当前对4月份及第二季度的宏观经济难言乐观,实现2022年GDP增速5.5%的目标难度进一步增大,叠加内外部风险加剧,国内疫情封控严格、工业生产制约严重、俄乌冲突外溢波及、输入型通胀严峻、海外货币政策紧缩,国内经济面临不小的下行压力。

贸易顺差规模可能逐渐下降,对人民币汇率的支撑有所弱化。上文虽已论证美联储加息对经常账户顺差格局的影响不大,但未来出口在高基数、需求减弱和供给替代影响下可能逐步回落,大概率会出现贸易顺差缩水。随着海外开启与病毒共存的防疫模式,俄乌冲突引发通胀高企和贸易金融阻断,欧洲经济可能面临衰退,美国耐用品消费回落,海外需求拉动将逐渐下滑。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国家近2~3个月的PMI均处于扩张期并持续上行,同期越南承接了大量出口订单,3月进出口创新高。在当前我国受制于疫情生产受阻、但东南亚经济体生产修复良好的情况下,我国出口份额可能面临一定程度的挤占和替代。加之地缘冲突助推石油和天然气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居高难下,能源及农产品需求对进口金额仍有支撑,则我国贸易顺差规模可能收缩,经常账户结汇需求对人民币汇率的支撑作用随之减弱。

人民币资产前期体现的类避险属性回归,资本流出压力可能阶段性上升。 因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开放程度和发达国家市场存在差距,故人民币资产不完全具备传统避险资产属性。前文提出美联储加息引发资本大幅持续外逃的概率不高,但不排除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的阶段性影响。3月以来,因俄乌冲突、美联储加息、中美经贸关系的多因素叠加,海外投资者避险情绪有所释放,导致了资本与金融账户阶段性的资金波动。3月10日,美国证监会将5家中概股公司列入《外国公司问责法》暂定清单,外资避险情绪上升。3月14日俄罗斯被调出新兴市场指数,因我国仍与俄罗斯保持贸易往来,进一步引发外资对“脱钩”的担忧,导致证券市场资金流出。北上资金3月上旬净流出645亿元,与1~2月207亿元的净流入呈显著对比,期间A股下跌10%左右,人民币汇率由6.30贬至6.37。但在3月16日国务院金融委会议释放稳定信号后,外资出现回流,3月下旬北向资金逆转,净流入238亿元,人民币汇率回升至6.35。进入4月,美联储加息50个基点的预期走强,美元指数冲破100,对资本市场情绪也产生联动效应,北上资金净流出12.02亿元,人民币汇率一年期NDF录得6.4805,高于即期汇率,显示离岸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走强。若后续美联储采取激进加息和缩表,加之俄乌冲突和美国制裁等外部冲击,则不排除对我国资本市场的跨境资金流动形成一定程度的压力,进而人民币汇率面临阶段性贬值压力。

在美联储加息、美元强势和地缘政治危机的综合影响下,人民币汇率将阶段性承压

欧洲经济增长面临压力,美元整体走势可能偏强。美元指数是一系列货币的汇率加权指数,欧元在美元指数中占比最高,为57.6%,欧元与美元系负相关货币,欧元的涨跌通常对应着美元的跌涨。当前俄乌冲突影响下,欧洲经济将受其拖累。近日,巴克莱银行和欧洲央行分别下调了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预测,其中美国GDP增速下调0.3个百分点,欧洲GDP增速下调0.5个百分点。同时,欧美货币政策“一放一收”的节奏差在2022年基本成定局,欧元会因此而偏弱,从而将为美元指数带来支撑。4月中旬,美元指数站上101关口,为2020年3月以来首次。当来自经济基本面的支撑推升美元相对偏强时,人民币汇率可能面临一定的回调压力。

地缘冲突和中美经贸的走势具有不确定性,可能对人民币汇率形成牵制。俄乌局势紧张,未来走向仍不明朗,目前我国仍与俄乌两国保持贸易往来,西方对俄制裁“大棒”可能波及我国出口或拉大金融风险敞口,人民币可能因此承受贬值压力。2018~2019年间,当中美经贸磋商形势改善时,人民币汇率以走强为主;当中美在经贸关系发展不乐观时,人民币汇率往往震荡趋贬。虽然现阶段中美经贸关系相比贸易战期间有所缓和,但在地缘政治、科技限制、金融贸易制裁等因素的影响下,不排除来自美国的各项政治及经济措施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短期负面冲击。

美联储加息及缩表的节奏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会带来人民币汇率阶段性的贬值压力。在当前美国通胀持续爆表和就业修复良好的情况下,后续美联储大概率会采取多次加息50个基点和提前缩表的激进行动,但若因大幅提高利率致使美国经济复苏承压,则加息步伐可能随之放缓。在整个美联储加息周期中,加息和缩表的进程相伴、频率不定,届时不排除人民币汇率在“强加息和紧缩表”的时期内面临较大阶段性贬值压力。不过,前两年国内积累了较为充裕的美元流动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和缓解人民币汇率的异常波动。

我国审慎的涉外金融管理机制有助于压降汇率单边预期、维持汇率基本稳定

2004~2009年和2015~2016年间,我国经受住了资本大幅流入和流出的双重考验,外汇和资本流动审慎管理机制日渐成熟。下一阶段,方向性和审慎性外汇管理工具的适时引入有利于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压降和控制单边汇率的预期。近期,外汇管理部门首次提出“偏离程度与纠偏力量成正比”,即出现人民币汇率异常波动、汇率升贬值过程中出现较大的外汇供需缺口或较强的单边升贬值预期时,有关方面在必要时会适时“干预”,以避免人民币过度升值引发的出口竞争力下降和人民币过度贬值引发的结售汇挤兑。自“8·11”汇改以来,央行四次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两次调整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021年两次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其政策信号释放意义大于对人民币汇率的实际影响,向单边押注人民币升值的参与者释放清晰的政策信号,表明当局会保持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区间内基本稳定。同时,商业银行的外汇调节手段也会适时加强运用,以调整其境外的外汇存款和贷款,压降人民币汇率的单边预期,缓解人民币可能出现的阶段性贬值压力。

综上,美联储加息周期下人民币出现大幅贬值的可能性不大。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走势仍会“以我为主”,同时发挥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内外部多重因素影响下人民币可能面临阶段性贬值压力,预计全年在6.2~6.8区间内双向波动,弹性加大,整体上保持基本稳定。

作者单位:植信投资研究院

文章刊发于《银行家》杂志2022年第5期「宏观经济」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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