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家都能感觉到，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太平了。这种感觉从2018-2019年左右开始加剧。
首先是正式开打的中美贸易战揭开了大国极限竞争的序幕，之后是2020年意外爆发的世纪疫情，各国强烈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应对，让所有线性推演的社会、人生轨迹都发生巨变。大国竞争的各种形式，科技战、金融战、地缘政治战纷纷登场。然后2022年，各种隐含的地缘政治矛盾终于包不住了，以俄乌战争这个脆弱点全面爆发。到了2023年，历史火药桶中东矛盾终于也再次浮出水面。
智者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的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那么，我们处在怎样的大历史进程中，应该怎么看待未来的大环境，做怎样的应对准备呢？我花不少时间去整理推演。底层逻辑就是：当我们有焦虑和恐惧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直面和检视，去量化这种恐惧，把事情尽量想透，例如，最差的场景会是什么样，更长期的走势大概会如何等。应对之道，自然蕴含其中。
一、高波时代：乱纪元回归
首先，大的宏观环境进入了更高波动性的时代。按时下流行的说法，叫“乱纪元”。其实，我们的父辈早年成长的环境就是一个乱纪元。这是由两个大的底层原因决定的。
第一个底层因素是人类社会治乱循环的周期性。人类社会的“繁荣-危机-战争-复苏”循环，从地理大发现以来，大致以一百年为周期在演进。二战结束，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四十年左右时间里，几乎是完全的和平环境和一边倒的经济增长，这是很罕见的非常态。
驱动人类社会周期性的底层因素，在一般的周期研究中，往往采用多周期嵌套的视角，分为短、中、中长、长周期等。
短周期一般认为是由库存驱动的，即补库存和去库存决定了短期经济社会的繁荣和萧条。一般3-4年为一个库存周期。
中周期一般认为是由设备更新换代所带来的固定资产投资驱动的，一般7-10年为一个产能或设备投资周期。
中长周期一般认为是房地产投资驱动的，一般15-25年为一个房地产或建筑周期。
长周期一般认为是科技创新驱动的，以50-60年为一个大科技周期（例如从工业革命开始的纺织与蒸汽机、钢铁和铁路、电气和重化工业、汽车和电子计算机、互联网信息技术等，分别都代表了一个大的科技周期）。
普遍认为科技创新周期是近几百年来驱动人类社会周期的底层因素。（在科技进步很缓慢的古代社会，人类社会周期是由人口繁衍、土地兼并、气候周期等带来的农业产出周期等因素驱动的，相对更加缓慢。以中国古代为例，王朝更替所代表的大周期循环大致是以两三百年为周期进行。）
所以，我们说高波时代的第二个底层因素就是大的科技创新的空档。上一轮大科技周期的代表技术：信息技术，已经完全走入末段。新的突破性技术（目前看较有可能的方向是：强通用人工智能、通用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等）尚未出现爆发。更重要的是，从爱因斯坦时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基础物理理论几乎没有实质性进步。这种情况很类似于《三体》中描写的被“智子”干扰和封锁了一般。
因此，目前人类可以设想的技术创新都是在原有科学理论基础上的工程优化，是在黄金时代的天才们摘下的理论果实里用越来越强力的榨汁机去榨取技术的汁液，天花板是很明显的。
科学基础理论无突破，技术创新动能减弱，新的技术创新尚未贡献出生产力的实质性飞跃，世界经济增长的蛋糕变大越来越慢，分蛋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简单来说，内卷越来越严重。你产业升级过更好日子，别人就要被拉下来一些。
所有的国家间矛盾，本质都是分蛋糕矛盾在具体细部上的场景化体现。
二、疫情催化的大争之世
如前所述，大环境本已矛盾丛生，暗流涌动。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成为了一个绝佳的催化剂，简单来说，大家要撕破脸了。新冠疫情本身符合了历史上“大疫不过三年”的生物学规律，会逐渐消退。但是，已经撕破的脸难以弥补。
事实上的新冷战在所有维度逐次展开，从最初的贸易战，到后面依次铺开的：
舆论战：在各自内部和可以争取的伙伴国家完成对对方的敌对化和对抗升级的内宣动员；
法律战：在国内和国际机构平台利用各种法律、规则工具攻击打压限制对方，发难的结果是为各种直接制裁、扣押和军事干预等手段制造依据；
金融战：对对方货币体系的攻击、对对方吸引利用国际资本，在国际市场融资能力的打击；
科技战：对对方科技企业进行市场封堵和技术断供，限制科技人才交流流动和技术交换、限制对方在国际科学合作机制中的参与；
制裁战：贸易战、舆论战、法律战的自然延伸，科技战、金融战以及后续的地缘政治战的实施形式之一，也是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的方式；
地缘政治战：在所有地缘政治问题上发难和展开争夺，实际争夺国际势力范围和盟友圈，很多争夺甚至目的不是为了发展自己，而是威胁和削弱对方；
热战：大概率以代理人战争形式爆发并推动前述其他形式的对抗进一步全面升级；
截止目前位置，仅仅热战还没有直接爆发。
这个脸撕破之后，所有的对抗都是战略性的，长期性的。所有的缓和都是战术性的，暂时性的。直到分出明显的胜负为止。
我们可能要从心理上接受这种外部环境的基础性变化，即无法回归过去气氛较为融洽的good old day。这就是成长和崛起的烦恼，一两代人必须面对并克服的挑战。十几年前就曾有神文，分析了中国思想界的几大误区，现在看来一一应验：
误区一：即使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综合国力仍有较大差距，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误区二：中国只要坚持和平发展，不与美国为敌，不称霸，所以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误区三：中美有紧密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又共同面对众多全球性挑战，所以美国不会彻底翻脸。
误区四：只要在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上“皈依”美国，就可以防止美国对中国的锁定。
这种外部环境，对一代人来说，可能将是贯穿其余生（四五十年的时间尺度）的，越早接受和直面挑战，而不是哀鸣世道不古，前途堪忧，越能适应新环境，找到自己在大时代下的人生定位。
从时间节奏看，从2018年贸易战算起，2020年疫情爆发触发全面升级对抗开始，一直到后面5年左右，可能都是一个对抗全面展开到形成某个斗争中期平衡点的过程。客观来说，这个阶段大多数时候是对手出招，我们要接招，属于战略防御阶段。
所谓的中期平衡点的逻辑是，对抗的发起方在所有领域都出招了，并且把相对能损害和打击对方，但是对自己短期明显伤害看上去较小的招（也就是所谓的高性价比的对抗手段，比如对手在自己和盟友内部大肆舆论抹黑中国、制裁我们高科技企业、限制盟友和我们的技术交流，限制中国学生数理化领域留学和参与科研、限制其资本投资中国高科技进步、在中国周边投资颜色革命和投资军事围堵等）全部出过了。
再往后继续升级对抗，发起方的短期显性成本和对方可能反击造成的反弹伤害都急剧上升，内部民众也能明显感受到这些成本和伤害，因此出招上要更加慎重。在这个点附近，双方就要寻求战术性的缓和。在上述各个对抗领域，到达这个中期平衡点的节奏可能各有不同。其实经贸领域早已达到这个点附近，只是被其他领域还在升级的对抗拖累，战术性缓和节奏一拖再拖。
到达对抗中期平衡点之后，如同一场长跑比赛，经过了起跑的冲刺，开始进入比拼耐力的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这个阶段，双方都知道没有急招，必须进行全面制度性竞争。也就是说，真刀真枪地比拼谁构建的制度体系和伙伴市场体系能更快更好地发展自己，能更好地解决内部的公平与稳定，照顾好民生、保持社会内部的活力。
三、大争的核心变量：科技革命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所有竞争的最核心变量，双方都明白就是技术创新与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双方都深信不疑。因为推动长期经济增长和国力提升的各种变量，例如资本要素、人口、人力资源素质等，到一定时候都会进入瓶颈期，只有技术进步是非线性的，并且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增长动力。
尤其是站在对手的角度，很容易发现，其他传统增长变量，优势反而往往在中方。因为，中国的很多资本要素（例如农村土地）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还有改革挖潜的空间。中国的人力资本红利（例如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还在快速增长）也还有很大增长空间。
而战略相持阶段的另一个竞争维度：如何更好解决内部稳定问题，解决公平，民生等问题。在一段时期内，内部矛盾更激化，相对更需要着力的可能也是对手。
因此，压制中方技术进步，推动己方更快的爆发新一轮技术革命，几乎是对手赢得长期增长竞赛的唯一战略逻辑。
所以我们看到近期以来，对手除了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中方科技发展，还不断地在革命性技术领域放卫星。
一会儿室温超导有突破啦，一会儿受控核聚变历史性突破啦。看上去热闹极了。再加上实际真有点用的GPT类大模型，一派先声夺人的景象。但是你要是仔细一扒拉，会发现这些东西，除了GPT，其他离实际落地应用还有非常远的距离，甚至中方的实际进展（例如受控核聚变的系统的工程化进展）可能还在对手之前。这就是一种类似马斯克在科技领域创业的策略，先立高人设，大嘴巴放卫星，把诱人前景撒出去，吸引所有人的目光，造成先声夺人气势，一方面提升己方阵营信心，一方面吸引愿意冒险的资本重金汇集过来，这样即使开始放的是卫星，也比竞争对手更有可能在超量资源加持下把瞎吹的牛逼实现。
全面科技竞争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要点：
1、 科技竞争的一个最重要推动场景是军备竞赛
军备竞赛是科技进步的最强推动力，因为生存和死亡的威胁对人类努力的推动作用是最巨大的。这一点清华大学文一老师在《科学革命的密码》一书中有非常详细的历史回顾和机制描述。
军备竞赛、武器贸易化（用市场商品经济机制分摊武器研发成本，推动武器研发升级和技术进步）和更全面军民融合一定是未来几十年贯穿的主题。
2、 科技竞争的社会经济基础是构建更大的统一市场循环
因为双方都认识到市场经济对发展的基础性推动作用，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大家都在努力降低各种壁垒，进入同一个整体大市场竞争与发展。而在对抗性竞争的时代，某种程度的脱钩不可避免，对抗的双方都要重新构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市场和发展循环（当然仍会有很多交叉重叠之处，但是核心是分成两套的），这个循环要包含自己独立的原材料、资源品、能源、粮食等物质供应，生产制造能力、产成品与服务的市场、人力资源来源、技术市场和金融市场。
技术进步植根于市场需求和产业实践，谁构建的统一市场循环更大，相应的产品与服务市场就更大，在这个更大市场的企业（在发达金融市场的支持下）就更能发展壮大到更大规模，以企业为中心的研发体系（政府支持基础研发和企业的原创性尝试）在更充分的市场竞争与更高营收与利润驱动下也更能够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因此，不断拓展构建自身为中心的更大统一市场循环，争取和纳入更多的物资供应国、友好的产业链分工国和产成品与服务消费国是长期持续的竞争过程，我们全面深化对外开放的目的也是更好地争取这其中任何可能的中间地带，以扩大自身的循环规模。
3、 科学理论和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具备随机不可控性
科学与技术的发展都是非线性的，一个很大特征就是重大革命性进步的随机性，尤其是在二三十年这种小时间尺度上。
目前的形势是，如果对手没有抢先产生类似于可控核聚变商用化、通过量子计算、通用型强人工智能这个量级的突破性进展，那么在二三十年的战略相持阶段，大概率时间是在中方这一边。如果美方抢先产生突破性成果，中方没能及时跟上，则美方可能又获得几十年尺度的领先优势与帝国红利。而如果中方在产业升级上速度超预期，并且在革命性技术领域也获得某些领先优势，对手压力就非常巨大了。
但是无论哪种结果，在竞争双方内部，都会产生巨大的推动科技进步的力量和红利，也就是说，无论输赢，无论暂时领先还是落后，只要任何一方内部治理不乱，竞争都会让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最终把所有第三方更遥遥地甩在后面。
这种进步和红利对任何一方的资本和人才来说，都是巨大结构性机会。
4、 具体科技发展机制上会呈现贴身短打
既然竞争的核心维度聚焦到了科技上。科技发展和竞争的制度安排，大的来说分为“攻”和“守”两个方面。
“攻”的方面，即如何更好地促进自身更快发展，吸引更多资源。包括如何培养和吸引顶级的人才。如何给予足够的资源支持。如何给予人才更大的激励形成高效创新机制等等。
“守”的方面，即如何给对手设障碍，如何防止对手从己方获得进步。
从10年级别的中短期来说，美方仍是占据了较明显优势位置的一方。10-30年尺度，中方攻的能力会越来越强。
正因为在中短期美方有优势位置，所以他们在中短期也是会更强调“守”的一方。也就是如何遏制打压对手的进步，如何防止对手从自己体系获得技术。而由于科学研究的基础性、系统性和广泛关联性特征，这种打压和严防死守必然在一定程度反噬自身，对吸引更广泛人才，创造宽松科研环境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例如特朗普时代对华裔科学家的审查和迫害形成的寒蝉效应。所以美方的难点是平衡攻守尺度。
而中方的策略，除了调动自身和友好国家循环内的各种积极因素（例如加大国内教育体系对基础科学人才培养的倾斜力度，优化科研体制和物质基础，加大金融市场对硬科技的支持，从全世界友好国家体系吸引顶级人才等）以外，还会“以攻为守”，参考当年美国崛起过程中对英国的技术渗透，全方位、多机制、发动官方民间向美方和其盟友挖技术墙角，对其盟友可用各种其关注的重要利益进行交换，保持挖技术墙角的力度和压力。
简单来说，在技术进步领域保持贴身短打。只要在未来10年中保持技术差距不被大幅度拉大，甚至进一步缩小，不在革命性技术进步领域被一下甩开，对于中方来说就是巨大的胜利，很大概率就会成为时间的朋友。
四、未来10年较大概率发生的热战风险
如前所述，热战（代理人战争）是当下事实上的新冷战中唯一还没有爆发的斗争形式，也是推动前面所有斗争形式进一步升级，推动第三方站队的强力形式。
而热战的爆发在未来10年，甚至尤其在未来5年中是有很大概率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就隐藏在我们上面说的科技竞争的几个要点上：
科技竞争的最重要推动场景是军备竞赛，而热战是最能够凝聚强烈共识，形成巨大危机感，发掘己方体系内军备竞赛潜力的形式。在这一点上，欧美国家又特别有经验；
科技竞争的社会经济基础是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更大统一市场循环。而在正常环境下，会有大量的第三方基于自身利益保持骑墙状态，既参与这一边的市场循环，又参与那一边的市场循环，从而谋求自身经济与发展利益最大化。为了打破这种“资敌”行为，靠一般利益交换和拉拢是很费劲，而且成本难以承受的（想想在正常情况下，美国如果要说服欧洲不用俄罗斯能源得多么费力）。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挑起热战，强力逼迫站队。对站队结果更乐观的一方，就更有动力推动热战爆发。
具体科技机制上会呈现贴身短打。中方会不遗余力从美方体系挖墙角，在没有完全撕破脸的情况下，很多极限防范手段不能过于明目张胆，盟友的行为也无法完全约束，整体会有防不胜防的感觉。只有热战爆发，这些问题就短期迎刃而解。
因此，热战风险对于中方是一个悖论：即中方中短期内经济和技术发展和追赶势头越好，对手急不可待挑起热战，从而强力升级所有对抗形式，强力统合己方阵营行为的动力就越大。而如果对手在中短期发生革命性技术进步，进一步拉开技术和发展差距，则反而挑起热战的动力越小。
心理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律，对于负面的情况，需要首先在心理上接受其已经发生，而不是纠结纠缠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等等，然后才有可能面对和改善。
类似的，我们可能需要在心理上先接受“热战风险在未来几年有较大概率发生”这一个判断，然后才可能切实地思考与推演届时可能会面临哪些场景，能够做哪些积极应对准备。而不是面对突如其来惊涛骇浪而不知所措。
最近的一两年，可能是一个斗而不破的窗口期，也是我们尽可能做一些应对准备的窗口期。
五、环境和结构性机会推演
如前所述，未来10年尺度的几个关键词是“科技竞争”、“军备竞赛”、“构建和扩大自身为核心的发展循环体系竞争”、“内部治理竞争”和“热战风险”。
1、 在股权融资市场，美元资本和资本市场越来越不稳定。无论是来自我们国家安全的需要，还是欧美方面主动限制其资本以避免支持中国技术进步，都会导致限制越来越多，传统的欧美美元资本作用下降，美股市场支持中国新增创业企业的作用也会急剧下降。
另一方面，人民币权益资金和资本市场虽然不够成熟，但是也必须尽快发展起来。人民币资产管理行业也必须跨越式发展，尤其尽快脱离刚性兑付、明股实债等的桎梏。虽然当下的资本市场低迷，但是未来一定需要一场科技成长股的大泡沫来引领和助推这个过程。
2、 军备竞赛、军工产业大发展、军民融合、武器贸易大发展是未来10年确定性很高的大方向。
3、 科技各个细分领域持续的国产替代、自主可控乃至发展引领也是确定性很高的大方向。
4、 与构建中国为核心的发展循环体系有关的链条：例如在友好国家的能源、粮食、资源品、原材料等的供应链建设；向部分友好国家外包和转移部分生产制造；产成品拓展和扩大所有非敌对国家的市场空间；从所有非敌对国家吸引人才、技术和资本等。
5、 传统赴欧美留学，尤其是泛理化科技类留学会受到很大抑制，国际教育产业受到很大抑制。国内教育，在竞争压力下会更注重真正有数理化等理工天赋的学生选拔与培养，相应的课外教培行业又会繁荣起来。
6、 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双方都无法避免较大力度的财政与货币刺激。就像关键田径竞赛中运动员都面临用不用兴奋剂的逆向选择。而一些突发场景，例如热战风险爆发，更是会刺激这个进程。所以最终，某种程度的财政货币化可能都无法避免。这就必然带来较大的长期通胀压力。我们短期可能会讨论经济低迷，通缩风险，但是在中期仍是主要面临通胀压力的。
7、 竞争压力和社会内卷带来的社会平均压力水平上升，与心理安抚、精神放松、情绪释放等相关的，例如泛心理咨询和服务、泛娱乐、泛宗教等领域需求持续升高。
8、 双方的内部治理底层逻辑，都是在效率优先和公平优先之间的动态平衡，以解决和应对当时的最迫切挑战。中国在过去一段时期的底层逻辑更偏向了强调公平，原因是需要解决之前三十年快速发展中积累的问题和不稳定因素。面对全面展开的极限外部竞争，未来一段时期的底层逻辑又有向强调效率方向回摆的需要，相应的，会为企业家精神留出足够的空间。
9、 热战风险和战时经济：如前所述，热战风险是有不小概率的。如果爆发，各种环境可能翻天覆地，惊涛骇浪，大致的特征如下：
（1） 双方互相制裁、封锁、禁运等极限对抗行为可能带来能源、粮食、原材料、关键资源品和关键中间品和产成品等物资的短缺和高通胀。此时，实物物资表现强于贵金属，贵金属又强于金融资产和货币。政府和军方可能对相关物资要进行统管和配给。
（2） 断裂式的短期硬脱钩冲击，如互相冻结资产、互相禁止重要物资和产品进出口、在对方境内经营企业停业、资本流出、技术切断、人员往来中断、意识形态和文化艺术体育等领域全面对抗。
（3） 通胀可能长期化，重要物资的统筹和配给可能维持较长时间。
（4） 军工需求和生产扩大，部分民用产能转向军用。“战略后方”的概念可能再次出现（类似当年的“三线”概念），部分重要企业和人员向战略后方转移。
（5） 企业面临原材料、技术、市场、资本等全面内循环和友岸循环转型。需要在本国和友好国家组成的新循环圈中急迫地重新构建“原材料—市场—资本—技术和人才”的闭环。能源、资源、技术等的国产和友岸替代更强力爆发
（6） 某种程度的“财政货币化”加速出现。
六、个人应对：大时代中的修行者
其实，做了上面的分析之后，个人应对已经呼之欲出了。理解高波时代的逻辑，接受未来中长期环境挑战是面向未来的第一步。从具体行为上，有下面这些参考点：
1、 如果个人的职业和事业能够和上面提到的结构性变化方向相关联，当然是比较好的。尤其是硬科技和军工等领域的相关从业者，简直是迎来了历史最好的时候了。
2、 在非友好国家的业务和资产敞口最好做一些控制。极限对抗状态下，对方耍起流氓也是没什么底线的。
3、 在个人资产配置上有如下观察：
（1） 虽然在短期，股债房等大类资产市场都波动巨大。但是，拉长时间，持有现金在一个长期高通胀环境下还是不适宜的。
（2） 采用定投方式持有一定的实物贵金属是很有意义的。尤其在上面所述的极端情况下，纸黄金等的交易都有可能冻结，小规格的实物黄金灵活性最强。
（3） 国内核心资产仍是对抗长期通胀的较好选择。
（4） 如果有条件，考虑在战略后方布局一些资产也是很有意义的。“战略后方”这个概念，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地理位置安全性。这一点毛主席当年搞三线建设时已经替大家挑过了，大致就是云贵川陕甘宁等地区。二是能源丰富程度和自给度，包括油气煤能源和水风光等电力资源。三是粮食产量和自给度。综合来说，川陕等地是三个方面平衡度都较好的地区。
4、 一定量的实物物资储备（粮食、药品、能源、工具器材等）在极端情况下，应对短期难关和物资紧缺，帮助家人朋友更顺利度过是很有意义的。这个储备有可能的话应该常态化并定期对过期失效部分进行更换。
不要觉得这个离谱，其实去年的疫情封控某种程度上已经帮大家做过简单预演了。几乎没人在两年前会想到自己在什么场景下会面临断药断粮断物资之类的风险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5、 可能的话多学几手硬技能，例如制作、修理、医疗急救，甚至学学中医都是挺好的。
6、 数理化硬科学优先的时代，鸡娃还是得鸡，奥数能上得进的就上。但如果确实数理化上不太灵光的，也别太逼孩子，错位竞争，多学学传统历史文化、非遗技艺之类相关的东西。因为大概率在大竞争时代之后，中国的外向化和国际化程度都会大大提升，整个世界对中国语言、历史、社会文化和文化元素等的消费需求也会大大提升。
7、 最重要的，看清长周期趋势，理解中短期风险，保持对未来的信心，在控制好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探索结构性机会方向。面临外部环境风浪时，保持冷静，调整好心态，即使遇到低迷时候，多读书，多锻炼，多陪陪家人，多从历史中找到智慧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