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功胜上任一个月内大动作频频，稳定金融市场、推动改革成亮点！

#时事热点头条说#

近期，中国央行迎来了新一任行长潘功胜的上任。潘功胜自从就职以来，紧密围绕稳定金融市场、深化金融改革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重要工作。以下是他过去一个月内的主要举措和大事。

加强金融监管

随着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金融风险管理和监管首当其冲。潘功胜在上任后，高度重视央行的监管职能，加强了金融监管工作。他着重推进金融科技监管，加强对互联网金融、数字货币等新兴业务的监管力度，以应对不断涌现的金融风险，同时提升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和规范化。

推动金融改革

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潘功胜致力于推动金融体制改革。他在过去一个月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等。他强调要加强金融创新和金融科技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稳定金融市场

潘功胜上任后，积极采取措施稳定金融市场。他加强了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推动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制度

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在潘功胜的领导下，央行加大了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力度。潘功胜表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央行重要的战略任务之一。他强调加强对市场利率形成机制的研究和改革，提高利率的市场决策能力。央行将进一步完善利率传导机制，实现利率改革的平稳过渡，以促进金融市场更加有效、公正、稳定的运行。

加强金融科技监管

潘功胜认识到金融科技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力。为了应对新兴金融科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潘功胜强调加强金融科技监管的重要性。他提出要建立健全金融科技创新的监管体系，加强对互联网金融、数字货币等领域的监管，保护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作为当前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潘功胜提出要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他强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央行的长期工作任务，将加大与各国央行的合作，推动人民币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的更广泛使用，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优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潘功胜强调金融的核心作用在于服务实体经济，要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他表示将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提升普惠金融的覆盖面和服务质量。央行将注重解决企业在融资、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困难，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金融支持和保障。

潘功胜自上任以来，通过加强金融监管、推动金融改革、稳定金融市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科技监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优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等举措，全面推进了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他为中国央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中国金融业的良性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美联储“传声筒”：7月份可能继续加息75个基点

周日，《华尔街日报》美联储观察人士尼克·蒂米罗斯（Nick Timiraos）撰文称，美联储官员上周五的发言暗示，他们可能在本月晚些时候的会议上继续加息75个基点，以积极对抗高通胀。

美联储向来有通过《华尔街日报》放风的传统，该报负责美联储报道的记者通常被视为美联储的“传声筒”。

市场对加息100个基点的预期也迅速降温，尽管美国6月份零售销售数据表现强劲。上周五，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市场被一笔大单震撼，这笔交易的方向是对赌日益主流的美联储本月加息1个百分点的预测。如果美联储本月再加息75个基点，这个头寸将获利。

这个2022年10月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头寸成交于纽约时间上午8:47，规模3万份合约，占该期货截至周四总未平仓合约的15％。它相当于每基点价值125万美元，名义价值1500亿美元。这笔交易后，10月合约大幅上涨，达到盘中高点。

美联储官员为加息100个基点的预期泼冷水

随着CPI通胀数据再刷新高，政策制定者为7月议息会议上更大幅度的加息敞开了大门。但在静默期之前，一些官员却在最近的采访和公开评论中同时对这一想法泼冷水。

一些官员指出，他们正以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加息，有迹象表明经济活动正在走软。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沃勒上周四在爱达荷州维克托的一次会议上表示：

“过度提高利率是大家都不愿意看见的。75个基点的加息幅度是巨大的。不要以为没有达到100个基点，我们就没有完成工作。”

上周之前，官员们就曾暗示，他们倾向于本月加息75个基点。然而，在又一份令人头疼的通胀报告发布后，有官员表示会考虑将加息整整1个百分点。对此，沃勒说：

“我们预知这份通胀报告会很难看，事实也的确如此。它比我们想象的更丑陋。但是，我们不想根据一个数据制定政策，这是一件很关键的事情。”

美国6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9.1％，创40年来新高，显示通胀压力在整个经济领域扩大。去年，由于经济复苏和政府积极的刺激措施，消费需求激增。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供应链中断问题，推高了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

美联储于3月份开始启动加息，幅度为25个基点，5月份加息了50个基点，上个月又进一步加息75个基点，达到1994年以来的最大加息幅度。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将联邦基金利率作为主要政策制定工具以来，美联储还没有试过单次加息整整1个百分点。

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上周五在佛罗里达州坦帕湾商业杂志主办的论坛上说，大幅加息可能会导致经济不必要的疲软。

其他美联储官员则对近期加速加息表示不安。堪萨斯联储主席埃斯特•乔治上周表示：

“快速加息带来的风险是，收紧政策的速度超过了经济和市场的调整速度。”

通胀预期是美联储政策重要参考

自美联储上月出人意料地加息75个基点以来，投资者的反应反映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日益加剧。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长期债券收益率下降。

上周五，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调查显示，消费者长期通胀预期降至一年来的最低水平，这削弱了加息1个百分点的理由。以市场为基础的通胀预期指标也跌至俄乌冲突自2月底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联储官员密切关注家庭和企业对未来通胀的预期，因为他们相信这种预期可以自我实现。

美联储前理事劳伦斯·迈耶（Laurence Meyer）说：“他们（美联储官员）可以从中得到安慰。这减轻了他们的压力。我认为他们不想将加息幅度上调到100个基点。”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CME Group）的数据显示，在通胀报告公布后，投资者和一些分析师开始预计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将加息100基点，利率期货合约显示，当天晚些时候加息的可能性为80％。

沃勒上周四对此评论说，“市场可能已经超前了”。到上周五，市场暗示的加息100个基点的可能性已降至30％以下。

上周，富国银行（Wells Fargo）首席经济学家杰伊•布莱森（Jay Bryson）等人呼吁更大幅度的加息。但在上周五，他表示，该加息力度的吸引力已有所下降。他说，“这将是公开讨论的问题，但要想使加息100个基点成为或获得绝对多数投票，这似乎有点咄咄逼人”。

加息整整一个百分点可能会让官员解释未来的政策策略变得复杂。经营预测公司LH Meyer的迈耶说，要想加息100个基点，美联储最好有一个非常有的理由。“但他们现在没有”。例如，官员们必须澄清是什么导致了又一次的政策转变，以及是什么导致他们更加激进的步伐。

如果加息75个基点，官员们就能称其有能力在需求和通胀持续高涨的情况下保持这一历史性的大幅加息速度，或者在通胀和经济活动放缓的情况下放缓加息速度。

美联储或面临越来越棘手的会议决策

然而，今年晚些时候，官员们可能会在加息多少的问题上面临更困难的决定，尤其是如果经济出现更明显的放缓迹象，但通胀仍高于美联储2％目标水平的情况下。

里士满联储主席巴尔金上周表示，他关注的是将利率提高到高于投资者预期的未来两年通胀水平。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对我来说，加息幅度的变化都远不如目的利率水平重要。”

高于预期的通胀可能会改变利率终点，使加息更加紧迫，即速度更快、幅度更高。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上周五说，他预计到今年年底前联邦基金利率将从此前预计的3.5％左右升至略低于4％的水平。

如果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再次加息75个基点，那么美联储过去5个月的加息幅度将相当于2015年至2018年加息幅度的总和。这将使利率上调至2.25％至2.5％之间，接近其对既不刺激也不限制需求的中性利率水平的估计。

不过，美联储官员们正寻求将利率提高到通过减少需求来减缓支出、投资和招聘的水平。富国银行的布赖森说：

“他们很快达到了中性利率水平。而现在的问题是，他们会以多快的速度进入限制性区间，以及这一举措会有多严格。”

本月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12个月美国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49％。62位受访者中，大多数人预计美联储将在今年年底前将联邦基金利率至少提高到3.25％以上，并在明年之前维持或高于这一水平。大多数人预计美联储将在2023年底前首次降息。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此前在公开场合表示，如果能源价格继续上涨或供应链瓶颈得不到改善，美联储将更难在不出现衰退的情况下降低通胀。理想的情况是，美联储的紧缩政策能够放慢经济增长的速度，足以给物价压力降温，但又不至于让经济陷入低迷。鲍威尔上个月说：

“不能保证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道路已经变得更窄了。”

本文源自汇通网

港媒：全球“去美元化”浪潮涌现 多国寻求非美元货币结算

文章介绍，2014年之后，“去美元化”成为俄罗斯的优先事项，当时它开始开发其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这是Swift银行系统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直在寻求伊朗等其他被美国排斥的国家的参与，而SPFS在将伊朗纳入俄罗斯金融领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样的机制为委内瑞拉、古巴和朝鲜等受美国制裁的国家之间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文章认为，有了中国的参与，SPFS可以在美国影响力很少或根本没有的地方，为美国创造一个具有地缘政治挑战性的环境。

文章称，自2018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以来，中国也在寻求减少对美元的依赖。2019年，中国与俄罗斯同意在双边贸易中开始使用两国货币而不是美元。鉴于2013年俄罗斯80%的出口是以美元计价的，这是一个重大转变。到2021年，俄罗斯持有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人民币储备。

就连以色列等美国盟友也承认，世界正在转向多极。去年，以色列央行首次在其外汇储备中持有人民币，削减了美元、欧元和英镑，为人民币、日元、加元和澳元让路。随着替代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减轻对美元的依赖，保持不结盟立场。

文章指出，对不赞同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家过度使用制裁手段，将美元武器化，这让主要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感到紧张。另一个问题是，美国越来越“妖魔化”中国，并将其贴上“对手”的标签，而中国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如果西方对中国实施俄罗斯那样的外交和经济制裁，全球经济几乎不可能正常贸易。即使是美国对第三方实施的二级制裁，也可能使这些国家遭到排斥，给与它们进行贸易的国家带来麻烦，并很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崩溃。

世界上已有四分之一的地区直接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去年，美国总统拜登发布了创纪录的近2500项制裁措施，高于他上任第一年的883项，平均每年1688项。相比之下，前总统特朗普平均每年制裁1027次，奥巴马533次，小布什435次。

正如美国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最近在接受采访时所言：“五年后……将有很多国家用美元以外的货币进行交易，我们将没有能力制裁它们。”

文章最后表示，“去美元化”的浪潮正获得前所未有的势头，这表明人们对美元信心不足。随着人们对其它货币和黄金等另类投资的兴趣日益浓厚，美元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正受到质疑。

现在这么困难，能不能全民发钱暂时渡过难关？

今天是4月14日，上海疫情的拐点依然没有出现，仍然是很严峻。往年不管再难，总有几个省份的财政是盈余的，中央还可以借助转移支付给其它的省份补补亏空。今年看这个情况，上海能不能保持财政盈余都很难说。

4月11日，央行发布了2022年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三月份的新增政府债券7052亿元，比去年同期多了3921亿。

今年一季度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了1.82万亿元，是去年同期两倍多；其中1.3万亿是专项债。

按照计划，今年全年新增专项债额度是3.65万亿元，一季度就用掉了35.6%。四分之一的时间用掉了超过三分之一的额度，换句话说就是，今天把明天的粮食都给吃了。

从数据上看，现在我们仍然还是以往的思路，那就是放水是从上往下放的。

政府花钱，主要是以基建的形式，给工人发工资，购买设备原材料等等。设备原材料的厂家拿到钱之后，再向上游采购原材料，同时给自己的工人发工资。就这样一级一级地把钱发下去。

与此同时，社会上还有大量的民众非常困难，特别是自由职业，失业的，还有中小企业服务业的从业者，这两年非常困难。而政府从上往下花的钱很难流到他们手里。

以前经济情况好的时候，政府从上往下放水的钱，社会上各行业还多少都能分一点。直接从事基建的劳动者拿到钱了，那时候他们还舍得消费，因为经济前景看起来不错，今天我把钱花了，明天还能挣。下个馆子，买件衣服，甚至买套房，装修买家电买家具。社会上各个行业雨露均沾，看起来这个方法不错，08年就是这样，半年的时间直接就把经济给拉起来了。

现在的情况，确实不怎么样，基建这些得到直接放水行业的劳动者拿到钱之后，花钱的欲望好像不太高。这也不奇怪，我今天挣到这个钱了，明天还能不能挣到，大部分人心里都是要打个问号的，所以不敢消费了。

这就好比什么吧，我山下的这块地都快要旱死了，山上开始下雨了，我等着山上的水流下来一点浇浇地，死活流不下来。所以很多人都有疑问：为什么不学美国全民发钱呢？要下雨别光在山上下，都下一点。不要求多，哪怕一个人发一千块钱呢，多少也能缓口气。

前两天我也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有位朋友问我：每人发一千现金可行吗？我说可行，而且绝对有必要。下面也有很多朋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硬生生地把这条评论顶到了第一，说明大家都很关心这个话题。

全民发钱一定会引发通胀，这个不说了，美国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而且我们的通胀一定会比美国高，这也是没有疑问的。

美国发一亿的钱，可能导致一个点的通胀，我们如果同样发一亿的钱，那最少会导致三个点的通胀。因为美国的通胀是全世界分担的，而我们只能自己承受。

我们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也就是说，我们的老百姓拿到的是美国四分之一的钱，却要承受三倍于美国的通胀。里外里一翻十二倍的差距，这个性价比确实太低了。

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国家肯定考虑过全民发钱的方案，而且这个方案也经过了多次的精算和推演。之所以到现在都没考虑，就是因为精算过之后，发现代价太大，性价比太低。

那么，我们会不会等不到全民发钱的那一天了？其实也不一定，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种可能性。

毕竟客观环境在变，国家会不会审时度势，真的来一次全面发钱呢？还是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的。但是什么时候发，发多少？分析下来我们会发现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

全民发钱的弊端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通胀，另一个是加重中央政府的负债。在中国，中央政府的负债率还是可以加的，现在就属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最低了，这倒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担心通胀，万一发钱了，消费没有刺激起来，经济没有得到大的起色，反而引发了恶性通胀，那就是雪上加霜了。

另外，中国老百姓的经济结构也和美国不一样。中国城市里的老百姓，普遍是负债率过高。居民杠杆率接近70%，高于美国，也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我们虽然有时候调侃说，美国有很多人，兜里连400美元都掏不出来，但是美国居民普遍负债的总额并不高。他们只是发了工资，还了信用卡就没什么钱了，接着再刷信用卡过日子，他们不习惯存钱，大多数公司两个星期就要发一次工资，有的一个星期发一次，要不然员工就没钱了，仅此而已。所以美国政府一发钱，发出的钱就能迅速流入到消费，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中国的居民呢？负债太高。美国人一个月发1200美元，就能迅速刺激消费。中国居民一个月发1500，也不会迅速刺激起消费。钱到哪儿去了呢？不用说，除了基本的生活开支，都拿去还房贷了。发点钱直接进入债务链条，刺激不了消费，没用。

可能有人要说，那还有有钱人，没房贷的人，还有农民，他们拿到钱难道也不会消费去吗？

这也很难。首先有钱人不发，在美国有钱人也不享受发钱的，发不发他们的消费行为也不会改变。对于没负债的和农民朋友，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能有一半人主动去消费就不错了。所以我们简单想想就知道：在中国全民发钱，发少了没用，钱直接进债务链条或者被存起来了。发多了发不起，而且风险未知。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有一次规模大一点的全民发钱。究竟还有没有可能了？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发钱会引发通胀，那么我们研究一下通胀也许能找到点希望。

其实通胀并不可怕，怕的是通胀之后经济仍然处于萧条，那就麻烦了。如果说通胀之后紧接着就迎来了经济的复苏，社会上资源流通顺畅，商品供应增加，那么通胀就并不可怕。它很快就会被压制下去，虽然物价涨了，但是你收入也会涨，生产和消费取得新的平衡，而且比以前更繁荣。

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经历过好几次，您回想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不止一次的抢购风，九十年代的恶性通胀，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也遇到过。当时我们的通胀比现在的美国要严重多了，但是随后的经济繁荣很快就弥合了通胀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全民发钱。中国有没有可能来一次大规模的全民发钱，我认为还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全民发钱，一定是高层认为经济即将迎来复苏的时候才有可能。

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决策部分认为，未来一年左右，经济将走出低谷，开始复苏了，那才有可能使用全民发钱的手段，进行大规模的消费刺激。

就像在战场了两军胶着，慢慢地优势向我军倾斜，敌人就快支撑不住了。这个时候，指挥员会发出全军冲锋的号令，一个冲锋敌军就崩溃了，四散而逃。

全民发钱只有可能被当做冲锋号使用，胜利在望的时候用来发起最后的冲锋。两军胶着势均力敌或者我军处于弱势的时候是万万不敢使用的，贸然发起冲锋跟送死没有区别。

而且我认为，一旦我们也开始了全民发钱，那动静不会小，因为发少了没有用。同时也必然会出现配套的宣传：发钱了，钱会贬值什么的。目的就是鼓励你把钱花出去，刺激消费去，别存着。

我现在希望国家能来一次全民发钱，其实也是期望着我们的经济能够走出低谷。全民发钱对我们来说意味着经济即将开始好转的信号，让我们期盼这个信号早日到来。

最后，我们说一下全民发钱还可以带来哪些改变。美国人发钱是属于精准投放的，因为他们的税务系统很健全，每一个美国公民你的收入有多少，哪些人该发，哪些人不该发，国家是一清二楚的。这一块我们还很不完善，很多人的真实收入和经济情况，国家并没有掌握。

如果能借助全民发钱的时机，再次强化一下国家对于居民收入和财富的掌握力度，也是一个好事。比如说，每一个公民要自觉申报收入，没收入的零申报也得申报。发钱就按税务系统来，没有申报资料的不发。有时间了就抽查，对于虚假申报的，一次两次轻罚警告，三次以上的重罚。早晚我们也是要完善这套系统的，全民发钱应该是一个绝好的推进机会。

我们今天说全民发钱，只是一个希望。说这个话题，目的还是为了分析和学习各种经济现象之间的关联。至于说国家会不会发钱，我只能说：国家层面的任何举措，永远都是为了整体利益。

一部分人的困难，只要不触动整体利益都好说，比如困难群众伤残人士的帮扶，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一旦伤及到整体利益，国家层面是不可能为了这部分人而改变的。对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好新闻，无止境

截至3月17日，全国已有至少20省份公布了2021年人口数据。广东、山东、河南分列人口总量前三位的格局并未改变。

去年，广东新增常住人口60万人，其中外部流入2.81万人，接近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山东人口自然增长率0.02‰；河南常住人口较上年减少58万人。同期，浙江增加常住人口72万人，在已公布数据的省份中排名第一；从疫情中复苏的湖北新增常住人口55万人，实现“回正”。

此消彼长间，中国人口地图正在发生变化。受访专家指出，外部环境的变化、发展阶段的规律、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成本等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动是人口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

2月8日，贵州遵义，外出务工人员有序排队，乘坐高铁出行。图/IC photo

广东总量仍第一，浙江一年增加72万人

虽然尚有一些省份没有公布2021年人口数据，但结合目前已经公布的情况和历年变化趋势，2021年中国人口分布地图已大致明晰。

广东、山东、河南、江苏、四川继续包揽人口总量排名前五位。其中，广东以12684万人继续稳居我国人口第一大省。山东以10169.99万人紧随其后。广东和山东依然是仅有的两个人口突破1亿人的省份。

中部人口大省河南以9883万人继续位列第三，总量没有突破1亿大关，比去年（9941万人）减少了58万人。

广东、山东、河南分列人口总量前三位的地区人口格局自2010年以来再未发生改变。

已公布数据的省份中，去年常住人口增长最多的是浙江，达到72万人；随后是广东，常住人口增加60万人；湖北新增常住人口55万人，排在第三。

刨除人口流动的影响，仅从当地出生与死亡带来的自然增长看，广东以4.52‰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排在第一，增长超过57万人。山东去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仅0.02‰，逼近“0”增长关口。

广东省东莞市，工作人员穿着防静电服在车间工作。图/IC photo

“头部”阵营中，已经跨过“0”增长关口，进入负增长的是江苏和暂列第六位的河北，两个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021年“由正转负”，江苏为-1.1‰，河北为-0.43‰。2021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

另外一边，青海以594万人的人口总量在目前已公布数据的省份中排在最后。虽然尚有数据未公开，但考虑到上年数据及全国平均人口增幅，宁夏、青海、西藏或继续排在最后三位，人口量级均在千万以下。

去年广东流入人口不足3万，不意味吸引力降低

在考虑一个地区人口增长时，有两个概念需要明确。一是前文提到的人口自然增长，出生人口数减去死亡人口数，即为人口的自然增长。第二个概念是常住人口增长，既包括自然增长的人口，也包括从其他地方迁移流入的人口（机械增长），是二者的总和。

如果用常住人口增量减去自然增量，得到的就是从其他地方迁移流入的人口增量，即机械增量。这项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地区的吸引力。

到2021年末，广东有常住人口12684万人，比去年增加60万人。新京报记者在梳理了1978年以来该省的人口数据后发现，这一增量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

60万人中绝大部分来自于自然增长。2021年，广东出生率为9.35‰，出生规模突破百万。较高的出生率支撑了其人口自然增长达到57.19万人的水平。

排除自然增长的部分，60万人中仅有2.81万人为迁移流入的人口。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这一增量仅稍高于1983年的2.42万人。

分析历年数据，发现转折发生在2019年。当年广东人口机械增长48.62万人，较2018年的114.24万人减少超过一半。在这之前的13年，也就是从2006年开始，该省从外部流入的人口虽在波动中下行，但规模始终保持在百万以上。

对于“缩水”的原因，广东官方暂未作出说明。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会长肖金成分析，中美贸易冲突、当地产业转型是主要原因。

2021年12月27日，广东深圳，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开幕，嘉宾参观参展商展示的营养空间载体。图/IC photo

肖金成解释，中美贸易冲突对沿海地区的出口造成一定影响，企业订单减少，所需劳动力相应减少，很多人就会离开广东，回到原来的地方去。

同时，广东近些年一直在“腾笼换鸟”，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一些低附加值的初级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迁出东南沿海，这对广东吸纳人口有一定影响。

肖金成强调，人口流入减少并不意味着广东的吸引力在降低，只是当地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种表现，高精尖产业的发展对高端人才仍是有吸引力的。

“广东省常住人口多出户籍人口几千万，这说明广东仍是人口净流入地区，还是在吸纳劳动力的。”肖金成说。

湖北人口一年“回流”60万，属阶段性波动

与广东的情况相反，去年湖北新增常住人口均来自人口流入。湖北省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湖北出生40.4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88‰，人口自然增长减少超过5万人，但常住人口总量增加了55万人，也就是说，湖北去年依靠流动带来人口超过60万人。在已经公布数据的省份中，这一规模仅次于浙江。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告诉新京报记者，湖北去年流动人口的激增实际上是一种“回流”。“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湖北走了很多人，2021年疫情对湖北的影响已经大大降低，反而其他省份可能严重一些，于是很多人选择留在湖北。”

肖金成持有同样观点，他认为，去年湖北经济恢复性增长，需要大量劳动力，生活在长江上游的人不必再跨省南下打工，而是选择聚集到武汉，例如贵州等周边省份的人也可能就近选择到湖北打工。“去年的流入人口增长是阶段性的。”

他强调，判断一个地区人口变化趋势不能只与上年比较，因为年度之间会有波动，而应该持续地从当地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变化中判断趋势。

“后疫情时代”，湖北流入人口的增势会一直持续吗？

肖金成等人于2020年发表文章《我国省际人口流动格局演变趋势及其城镇化效应》，根据其研究，我国人口主要流向东部沿海地区，2000-2010年的人口流入重心向东北偏移，2010-2015年的人口流入重心反向西偏移。

自2010年开始，“由于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以及中部地区的崛起，吸引了部分省际迁移人口向中西部地区回流”。

2月19日，湖北武汉，高校开学季即将到来，百万大学生陆续错峰返校。图/IC photo

肖金成对新京报记者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当地基础设施改善，内需扩大，自然会带来人口空间结构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可持续的，“但是量不是很大，并且是逐步提高的，不是一年就能变强。”

叶青长期在湖北生活，对这些变化有自己的体察，他注意到，“制造业在回归”。叶青解释，中欧班列的通行使得出口加工企业在中部也可以生存，劳动力成本相对东南沿海更低。电商制造业在中部发展也更有优势，“中部是全国的交通中心，湖北的运输半径是最好的，仓储运输的成本都更低，湖北荆门很多服装厂都是从广东迁过来的。”

他认为，随着中西部城市GDP逐渐扩大，企业数量相应增长，将吸纳更多劳动力。

2021年，湖北GDP为50012.94亿元，同比增长12.9%。虽然两位数的增速有上年基数极低（-5.0%）的原因，但从总量看，这是湖北GDP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较疫情前的2019年增长超过4500亿元。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首次突破万亿元，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达1697家，为近年最高。叶青认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将助力湖北留住和吸引更多高学历人才。

人口流动状态将趋于平稳，“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2017年，广东省外流入人口中有10.89%来自湖北，属于广东流动人口来源地第三大省。

此消彼长间，中国人口地图正在发生变化。

肖金成做了一个比喻：水要想流动就需要落差，落差越大，流速越快，随着大体的平衡，落差变小，流速也会减缓。

“2020年到2030年，我们的落差还是比较大的”，肖金成认为，这包括不同区域间成本的落差、需求的落差等。但是，随着中西部的收入水平提高、需求扩大，为产业转移提供“拉力”，与此同时，沿海地区成本不断上升，为低附加值产业转移提供“推力”，落差将逐渐缩小。

接下来，中西部的市场也不会一味扩大，也要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低端产业主要可能向国外转移。届时，各区域间的流动将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基于这种判断，肖金成等人在《我国省际人口流动格局演变趋势及其城镇化效应》一文中提出，我国各地区的净流动概率会随着城镇化的推进逐渐降低，到2030年流动状态将趋于平稳。

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上海对年轻人始终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图/IC photo

我们或许也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获得一些启发。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在其所著的《大国大城》一书中曾谈及这个问题：经济不会无限地集聚，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集聚程度不断提高到一定阶段后就会稳定下来，因为这个时候中心集聚区的生产要素价格太高了，使得生产者觉得没有必要都在大城市附近生产，也会使得一部分老百姓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生活在大城市。

他认为，当集聚带来的好处不够高，而坏处体现出来之后，集聚的水平就会相应稳定下来。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调节变量就是生产要素的价格，集中体现在地价、房价和劳动力工资上。

陆铭同时强调，增量“缩水”不意味着规模缩小，“当经济和人口经过一段时间快速集聚之后，集聚的速度就会减缓，但集聚的程度并不会下降。”

人口流动状态趋于平稳后，人们该往哪里去呢？

“向城市群聚集”，受访专家持有同样观点。肖金成分析，城市群作为一个区域，区域内外有很大差距，城市群外的人将向城市群内聚集。我国的城市群分布在不同区域，也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大国大城》中，陆铭也谈到，我们将“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编辑 陈静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