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经济衰退未必是坏事，也可能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机会

作 者：许小年

布克笔记：许小年将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划分为两个，一个是1978年到1990年代中晚期，他认为这是坚持了亚当斯密模式的增长阶段，然后从1990年代中晚期以来，转而进入实行凯恩斯模式的增长阶段。他重点分析了现阶段的三大风险以及不可持续的增长趋势，但乐观地说也可能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机会。

从1978年到1990年代晚期的经济增长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主要原因就是改革开放启动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资源重新配置，从低效的农业流入高效的工商业，以及新的激励机制下土地、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如果说中国的工业化和历史上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伴随着工业化的民营化。

废除计划体制，不仅使资源从低效的农业流向高效的工商业，而且从低效的国有部门流向高效的民营部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

在德、日等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民营化的作用不那么显著，因为在工业化之前，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经是私营为主体。

或许有人会说，国有企业的效率不一定低，国企还是赚钱的啊，那是因为享受了国家的财政补贴和低息贷款，还有几乎是无偿使用的土地和矿产，以及行政保护下的市场和垄断性的定价。

如果扣除这些优惠政策的影响，我们看到过实证研究，国企的资产收益率是负的。

为什么民营企业的效率比国企高呢？道理还是和农村的包产到户一样，激励机制上有差别，经营自己的资产比别人的更用心，民营企业家想方设法要使自己的资产增值。

民营化带来的另一层效率改进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协调从政府指令变成了市场的价格信号指导，从“有形之手”变到了“无形之手”。

“无形之手”比“有形之手”效率高的道理又是斯密讲的，如果某种产品价格上涨，说明供不应求，企业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主动生产这种产品，满足市场需求，供需的衔接用不着政府指挥。在计划体制下，没有价格信号，政府想指挥也指挥不了，因为它不知道供需缺口在哪里，也不知道缺口有多大，更不知道由那家企业来生产什么是最合适的。

市场经济中的价格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实现企业赚钱的私利和满足社会需求的公利的统一，利己和利他的统一，就像斯密说的：我今天能吃一顿可口的早饭，并不是因为我的厨子爱我，而是因为他爱自己，他认为这份工作不错，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他才讨好我，用心给我准备早饭。

在改革开放前半段长约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靠的不是政策性的投资拉动，而是市场机制和民间的活力，不靠资源投入数量的增加，而靠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的提高。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不是取代市场，主导经济活动，而是破除陈旧体制对经济的束缚，调整政策，修改法律，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减少管制，让民间创造力和市场机制得以自由发挥。

大约在1990年代中晚期，经济增长模式悄然发生变化，一个标志性的趋势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降转升。因为中央财政的紧张，政府于1993年和1994年进行了财政税收的改革，改变了中央小、地方大的格局，各级政府总的财政收入大幅增加，获得了足以影响全国经济的财力。

财政收入对GDP的比率在斯密模式的1978-1993年间是下降的，可以说是国退民进的阶段；这个比率从1990年代中、晚期开始逐渐上升，转向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模式”。

我印象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流行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财政花钱，央行印钱，短期见效快，这种经济理论和政策特别适合政府的需要。

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第一次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正式开启凯恩斯主义的时代，从此之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范围越来越广，力度越来越大。

面对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为了弥补外部需求的下降，政府出台“四万亿”刺激计划，财政和货币政策双管齐下，投入的资金有十几万亿之巨。凭借这史无前例的政策拉动，遏制了经济的下滑趋势，实现了强劲的V-型反弹。

可惜好景不长，政策性繁荣持续了仅仅两、三个季度，经济重新进入下行通道。于是在2012年下半年又搞了“四万亿2.0”，这一次政策制造的景气持续时间更短，经济增长在2013年再次呈现下滑的颓势。

如同鸦片，凯恩斯主义政策刺激了短期的需求，但在长期无法实现可持续的增长，不仅如此，救急性的措施多次采用，逐渐常规化，养成了对鸦片的依赖。

政策性投入推动经济增长之所以不可持续，因为政府再强大它的资源投入能力也是有限的，它不可能无止境地借债，也不可能无限度地发钞票。第二，即便政府能够继续投入资源，迟早也会碰到一堵无形之墙，即经济学上所说的“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资本投入越多，收益率越底，当投资回报降到零时，再投资也拉不动经济了。

数据表明，自“四万亿”刺激计划以来，每一元人民币投资所能产生的新增GDP的确在逐年下降，从2009年的两毛多降到2014年的几分钱。

过度投资的结果是各个行业特别是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供给能力超过社会购买力，供大于求迫使企业不断降低价格；但另一方面成本呈现出刚性，特别是人工成本。企业受到价格和成本的两头挤压，经营利润率减少以至于发生亏损，亏损时间长了，最终只能选择减产甚至停产。

凯恩斯主义的另一政策后遗症是政府高负债，十几万亿的资金投入，钱从哪里来？答案就在于2008年前后兴起的“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筹集资金又分两种方法，一是征地、卖地，政府用很低的价格从农民那里将土地买来，再在市场上高价卖出，差价就是政府的收入。

第二种方法是用土地作为抵押物，由各类的政府开发公司向银行借贷。在土地财政占地方政府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上要求降低房价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上却畏首畏尾，偶尔打压一下，更多的是提拉，原因就在于一旦房地产市场由热变冷，地方财政就有断流的现实危险。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三个主要风险，多年执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所积累的风险。

第一，土地是有限的，可用的土地资源越卖越少，土地财政难以为继，而过去借的钱又到了偿还高峰期，所以说地方政府债务是中国经济的一大风险点。

第二，如果政府欠债还不了，银行坏账就要上升，而银行资产质量恶化，正常的信贷功能受到影响，对经济的冲击将会是全局性的。

第三，大量的土地和资本投入房地产市场，过度开发，现在除了北上广深等地之外，普遍出现了房地产的供过于求。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一旦破灭，不仅地方财政要发生问题，开发商销售、回款困难，拖欠银行贷款，进一步增加银行的不良资产。

上述的三个风险彼此关连，紧密地缠绕在一起，源头都是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式，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这三个风险都难以化解。

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困难期，在思考解决方案之前，我们需要对中国经济的严峻现实有个清醒的认识。但是我们也不必悲观，不要低估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危机不可怕，如果能变危局为改革机会的话。形势好的时候，歌舞升平，没人想改革，日子过不下去了，改革的共识和动力才逐步凝聚，离危机的出口和新的经济增长入口也就更近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经济衰退未必是件坏事。

要想经济复苏，必须先化解凯恩斯模式所积累的种种风险，这个过程在时间上可能不会太短。在清理了债务、过剩产能和银行坏账后，需要回归改革开放前半段的中国模式，也就是亚当•斯密模式。

国际上一些人以为中国模式就是大政府、强干预，这是误解，他们不清楚中国经济改革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一路上又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他们也没有搞懂斯密模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生搬主流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硬套在中国的经济现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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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竞争力排名 中国第九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度第一

主题为“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的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昨日在海南博鳌举行，超过1800名代表参会。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2017年年会围绕主题，设置了“一带一路”、“增长”、“改革”与“新经济”四大讨论板块，将举行包括开幕式、全体大会、44场分论坛、17场圆桌会议，以及2场主题餐会在内的65场活动。

昨日发布的《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竞争力2017年度报告》指出，过去一年，世界政治经济出现较大起伏变化，但亚洲主要经济体的竞争力没有受到较大影响。与 2015年度相比，亚洲主要经济体2016年度综合竞争力排名仍维持相对稳定位置，多数经济体综合竞争力排名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其中，中国依旧表现稳健，仍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亚洲竞争力2017年度报告》综合整体经济活力、商业行政效率、基础设施状况、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社会发展水平5项指数得出综合竞争力排名。报告显示，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37个经济体中，2016年综合竞争力排名与2015年相差并不大，其中新加坡仍蝉联第一，中国稳居第九。

在综合竞争力排名中，“亚洲四小龙”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排名前四，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日本、中国、卡塔尔排名5至10位。

从整体经济活力指数排名来看，中国、中国香港、卡塔尔、新加坡、阿联酋居前5位。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但在现有体量上维持6.7%的中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度已达30%，在所有经济体中名列第一。

2017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有望加速

博鳌亚洲论坛23日发布的《新兴经济体发展2017年度报告》，预计2017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有望加速。

报告指出，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缓慢回升以及经济政策调整与改革的成效逐步释放，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势头得到抑制，并出现企稳向好的迹象。2016年E11经济增长缓中趋稳，增长率为4.4%。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1%，欧盟和七国集团（G7）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9%和1.4%，远低于E11的经济增长率。2016年E11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60%，仍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报告指出，2017年，E11经济增长有望加速但仍将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例如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引发社会不稳定、债务水平攀升、外汇市场波动、保护主义不断升级、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及各种地缘政治风险等。预计2017年E11的GDP增长率将保持在4.5%左右，中国的GDP增长率将处于6.5%至6.7%之间。

2010年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新兴经济体发展2009年度报告》首次定义了“E11”（新兴11国）的概念。E11是指二十国集团（G20）中的11个新兴经济体，即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等

周小川：过分诱导年轻人提前借贷消费 可能会带来重要影响

11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钱塘江论坛上发表了讲话。

谈到新兴市场货币贬值问题时，周小川表示，阿根廷、土耳其、俄罗斯、南非这些国家出现货币贬值，可能有些国家是由于自己特殊的情况，我们希望这些都是特殊的个例，之间没有联系。但他们终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相互影响，我们记得金融危机最怕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怕传染，在共振和传染的高峰期可能就会出现恐慌，中国也不是世外桃源，我们希望中国的情况和他们不一样，但要警惕。这一轮新兴市场货币方面所产生的问题，会不会产生比较明显的传染性，会不会对中国也带来冲击，我们要做出明确的分析，这样的话才有更准确的判断。不管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能找出更好的对策，不能掉以轻心。

谈到储蓄率，周小川表示，中国的储蓄率在高峰的时候曾经达到了差不多50%，现在已经降了好几个百分点，有可能下降的趋势还是挺快的，当然下降有一定的好处，表明我们内需的增强。但与此同时也带来调整，这些调整需要加以密切的估计。其中一个就是隔代之间储蓄率的变化，也借助于新金融科技，使得消费信贷发展非常快，甚至有一些是过分诱导年轻一代提前消费、借贷消费。这个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金融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人口现象，这个可能会带来重要的影响。

以下为周小川讲话实录：

我们说今年有什么特点呢，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也就是说，从雷曼兄弟关闭破产到现在十周年，所以国际上有各种各样关于十周年的讨论。包括这十年中，我们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如果要是发生的话，应该采用哪些对策，特别从十年回头看要考虑哪些事情做得对，在危机应对方面以及复苏方面哪些做得对，哪些可能做得还不够好。

第二个特点，由于贸易争端，贸易摩擦，所提出新的挑战。全球经济形势也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大家都知道最近国际货币基金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率，也下调了对明年的预期。应该说全球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是基于多个因素的，有很多因素大家都已经熟悉。这次在讨论全球经济形势的过程中，大家突出了两个新的角度：一是不确定性。由于贸易争端的解决，甚至是贸易战或者关税壁垒增强，目前大家很少有人真正预测到它是怎么走的，也很少有人能够准确的估计未来会走向那里，它也是一场博弈，也是相互之间都看你先出什么牌，我再出什么牌，下一步再出什么牌。这种不确定性导致大家对经济增长前景感到迷茫，同时对于下一步投资感觉没有明确的方向和信号。这样的话，就会使投资积极性、信心各方面受到影响，经济增长下滑。

那么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中，这一种现象是过去宏观经济分析和数学模型较少触及的领域，也是对我们经济金融分析的一个挑战。

另外一个特点，要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计算当前贸易争端保护主义可能对全球经济增长、对具体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所能够带来的影响。我们说一种计算方法，就是说一旦有了贸易战，一旦有了关税壁垒，那么贸易量就会减少。有一些过去能做的贸易就会停下来，或者量会减少。有一些根据比较优势所做出的投资现在不做了，这个账是比较容易算的，我们说这是一种表层的账，或者说算鼻子底下的这一层账。但更深刻地讲，一旦贸易不那么自由了，投资有了壁垒了，过去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所能做的最优配置，现在有些做不了了。过去的最优配置做不了了，就要寻找次优的配置，甚至是不优的资源配置，那么这种资源配置就会导致整个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从全球来讲和具体国家来讲，都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和效率的损失。

有意思的是，中国在1992年“十四大”的时候，就开始提出了中国之所以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因为考虑到资源配置的优化问题。从那时候起就开始重视了所谓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计算，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想当今国际上的经济分析也会注重这一点，举个例子来说，比如某发达国家如果是为了就业考虑，重拾过去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它必须要把生产要素向这个方向去分配。其中也包括资金，因为有一些生产能力过去不存在了，已经消失了，你还要去恢复它。

当然也可能它是能够制造一些就业，但是很大可能是一种资源的误配置。也就是说，最终做下来，最后过若干年还是体会到它是没有什么效益的。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资源的误配置、浪费，或者资源配置效益下降。所以这种分析方式是需要提请注意的，这其中也包括所谓供应链，全球供应链的分配。在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条件下，供应链的形成，大家在供应链多个环节都寻找最优的配合，每一个环节都希望找效益最好、产出最高，质量也好符合市场需求，同时成本最低的可能性。但一旦有了贸易保护主义，有了关税和投资壁垒之后不可能，有的环节选不了最优的就选择一些次优连结构，不优的供应链结构，这样就会导致整个经济增长潜力下退。

大家要担心当前情况下美联储加息问题，世界经济也存在着新的不平衡。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美国短期利率提高的同时，美国长期利率，特别是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没有同步的上升。这个问题现在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我认为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按照传统的概念来讲，当短期利率提高以后，中长期债券收益率也会提高。如果中长期收益率提高以后，可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会有更多。

比如对于金融资产的价格影响会更加显著，对于边际利率会有更明显的提高，利差也会有所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感觉到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可能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会比想象得更大一些。我们也需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从全球经济受影响的角度来看，两个月前左右，世界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问题。也就是大家看到若干个比较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出现很明显的贬值，出现资本外流，有些国家通过提高利率等，或者资本管制的办法来防止现象的恶化。但是不是成功，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说大家可能非常关注的有阿根廷、土耳其、俄罗斯、南非，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原因，都是不同的原因。俄罗斯可能早一些，从乌克兰事件以后，那时候就开始出现卢布的贬值。阿根廷，前一段时间才顺利解决了重返国际市场发债的举动，但它历史包袱很重，但阿根廷出现了非常明显阿根廷比索贬值、资本外流，同时它的短期利率提高已经用到了非常极致的程度，最开始40%，再50%，现在要到60%的短期利率。但是不是能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一个疑问，我们也看到土耳其、南非。此外还有一些国家似乎没有特别明显的国内因素，但他们也在稍微较小程度上进入了这个行列。这里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等。

因此，新兴市场汇率资本外流这个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美联储利率政策和国际经济形势相关，是值得非常明确加以关注的。可能有些国家是由于自己特殊的情况，我们希望这些都是特殊的个例，之间没有联系。但他们终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相互影响，我们记得金融危机最怕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怕传染。本来一个地方有毛病，如果是个个案，可能也不难解决。但一旦传染，一旦共振，可能会有更大的危险。而且在共振和传染的高峰期可能就会出现恐慌，中国也不是世外桃源，我们希望中国的情况和他们不一样，但要警惕。这一轮新兴市场货币方面所产生的问题，会不会产生比较明显的传染性，会不会对中国也带来冲击，我们要做出明确的分析，这样的话才有更准确的判断。不管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能找出更好的对策，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说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资本外流或者资本流动是联系到各个国家储蓄率问题，所以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那时候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他的一个重要解释就是，美国之所以发生次贷危机，是因为中国等亚洲国家储蓄率过高，所以他们有“储蓄剩余”，用到了美国，压低了美国利率，是的美国造成了很多机构用零收付低利率，给买不起房子的人做了房贷，导致了次贷危机。因此我们说，资本流动是联系到了储蓄率的。储蓄率这个事情也有广泛的联系，和中国也是有密切的关系。亚洲国家普遍国民储蓄率是比较高的，储蓄率又分为家庭储蓄率、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家庭和企业的储蓄率。

中国的储蓄率在高峰的时候曾经达到了差不多50%，现在已经降了好几个百分点，有可能下降的趋势还是挺快的，当然下降有一定的好处，表明我们内需的增强。但与此同时也带来调整，这些调整需要加以密切的估计。其中一个就是隔代之间储蓄率的变化，也借助于新金融科技，使得消费信贷发展非常快，甚至有一些是过分诱导年轻一代提前消费、借贷消费。这个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金融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人口现象，这个可能会带来重要的影响。

储蓄率的高低也和国际资本流动和投资趋向有关系。中国之所以在“一带一路”方面有比较好的作为，很大程度也是由于中国储蓄率比较高。储蓄率高，有一些资金投资于国内效率低于投资于国际，投资于“一带一路”沿岸地区。

因此，我们说资本流动，投资的便利化所带来的资本流动既有正面的内容，也有负面的内容，也有大家担心的内容。资本流动可能有价格驱动的，其中也包括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在哪儿投资回报高，在哪儿形成生产能力，就体现出比较优势的因素。包括我们所说的“一带一路”中很多合作项目，有很多都是价格驱动的，也都是民营经济为主的做法。但也有一部分资本流动是信心驱动的，信心驱动的，信心会影响大家对增长的判断，对于增长潜力的判断，对投资回报的判断，以及对资金安全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