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哪些值得关注的论述

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王一鸣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哪些值得关注的讨论？

2023年，中国经济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总体呈现高增长、就业稳定、物价低廉、国际收支平衡的态势。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 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持续注入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我们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实施金融体制改革。” 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硬道理。 这是深入分析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条件、新的阶段，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现代化实践和各国现代化一般规律而作出的全局性战略决策。 这一对性意义的重要判断，符合“发展才是硬道理”，与时俱进。 它不仅明确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方向，也明确了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

又如强调“将非经济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导向一致性评价”，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一些非经济政策有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与经济政策一样大。 将非经济政策纳入宏观政策一致性评价，可以避免政策之间相互抵消，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2024年宏观经济政策如何适度加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出台更多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积极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强”，体现了2024年宏观政策力度将适度加大。

我国仍有政策空间、有条件适度加大宏观经济政策。 从财政政策看，中央政府较低的债务水平为适度提高中央政府债务水平、安排适度赤字、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转移支付、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创造了条件。 从货币政策来看，我国物价水平较低，美联储停止加息的可能性很大，这也为货币政策提供了空间。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跨周期调节。 逆周期调节的重点是对冲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跨周期调整更注重政策的滞后效应，注重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既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又要利用跨周期调节，避免政策力度过大带来的滞后影响，避免“泛滥”带来后期通胀和资产泡沫压力，把宏观经济政策与逆周期调节结合起来。只有跨周期调节结合起来，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和长期发展。

积极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强，提高质量和效率。 我国财政政策仍有空间。 关键是用好政策空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对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财政支持，包括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新兴产业和配套企业。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将进一步增强发展动力； 以扩大有效需求为重点，统筹使用新增专项债务限额和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扩大有效社会投资。 着力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绿色低碳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 同时，还应考虑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稳健的货币政策必须灵活适度、精准有效。 货币政策要加强货币供应总量和结构的双重调节。 从总量上看，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信贷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盘活低效占用的金融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目前，我国银行体系贷款余额超过20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余额超过300万亿元。 过去几年，每年新增贷款约20万亿元，社会融资增加超过30万亿元。 因此，在做好增量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盘活存量贷款，提高存量贷款的使用效率，优化新增贷款方向。 结构上，要充分发挥结构性工具作用，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民营小微企业、先进制造、绿色发展、普惠养老等领域的支持力度。

2024年中国经济将出现许多新的增长点，包括科技创新激活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带来新增量，城市功能和城市功能完善等。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有增长空间，绿色转型带来新增长动力，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完全有能力在2024年实现5%的增长。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存款利率非对称下调 从两个路径对经济产生正面影响

报告摘要

根据证券时报的报道，多家国有大行近日将下调部分存款利率，涉及人民币、美元币种。其中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调降5个基点，部分定期存款利率下调10个基点。对此我们有以下理解：

第二，从调降幅度看，定期存款降幅要高于活期存款，我们理解，这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更有效的降低银行负债成本，缓解银行息差压力。尽管2022年以来，央行已经多次下调了存款利率，但从上市银行财报来看，银行存款平均成本率不降反升；这里面很大程度是因为微观主体预期偏弱使存款结构变得更加定期化。本轮给予定期存款更大的降幅有利于缓解这一现象，推动存款负债成本更明显的下降；二是缩减实体部门资金空转套利空间。今年以来，在指标考核压力下，部分银行可能采用了“以价换量”的策略来增加信贷投放规模，部分优质企业面对的贷款利率要比定期存款利率更低，可能滋生空转套利现象，给予定期存款更大的降幅有助于缓解这一现象。

从逻辑上讲，本轮存款利率非对称的下调会从两个路径对经济产生正面影响。一是银行息差缓释后，银行利用盈利补充资本的能力提升，银行的资本约束会得到缓释，银行信贷供给的能力与积极性会提升；二是有助于打开实体融资成本下降的空间，刺激实体经济融资需求。

第四，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存款利率具有双面性，它实质上既是金融机构的负债成本，也是居民部门的资产收益。2022年以来，居民部门本身就已经处于资产收益偏低但债务利息成本偏高的环境中。今年4月以来，中小行与大行的存款利率接连下调，居民资产收益率进一步下降；若后续债务付息成本没有跟进下调，那么居民部门用存款提前还贷去杠杆的意愿可能会阶段性偏高，进而影响地产与信贷的稳定性。

第五，逻辑上的推论就是，后续LPR尤其是5年期LPR报价是否会跟进下调，以进一步降低房贷利率，稳定居民部门的预期将是一个关键。这也是LPR机制的灵活性所在。今年房地产价格处于同比负增长的周期区间，我们以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同比作为房价的代理变量，实际房贷利率（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房价同比）与30城商品房成交面积有极好的负相关性，而它在今年一季度末仍处于6％附近的经验高位。基于稳定地产市场预期，支持刚性和改善性需求的目标，名义房贷利率与价格周期同步调整具备政策合理性（图）。

第六，对于债券而言，本轮存款利率下调仍属于负债端政策，影响偏正面。后续若央行继续在负债端发力，如降低MLF利率，则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可能进一步下行；但若政策后续转向资产端，比如单边降低LPR、加快专项债发行、推出新一轮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则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可能会转为上行。对于权益资产而言，市场是基本面预期的映射，4月央行引导中小银行存款利率下调后，万得全A仍整体下行，表明只有负债端政策发力尚且不够；在这一轮国有大行存款利率下调后，后续资产端政策是否会跟进对权益市场同样也是一个关键。

正文

这是2022年4月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建立起来后的第四轮存款利率下调。按照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存款利率会参考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与1年期LPR柔性定价。今年2月以来，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趋于下行，从2.9％降至2.7％附近，利率自律机制引导国有大行下调存款利率具备合理的背景。

在2022年4月央行建立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存款利率参考10年国债和1年期LPR柔性定价之后，存款利率有过三轮下调。

第一轮是2022年4月，央行降准，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由于疫情影响明显下降，工农中建交邮储等国有银行、大部分股份制银行以及部分地方金融机构下调了1年期以上期限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利率10BP。

第二轮是2022年9月，央行在8月份降息，下调了MLF利率10BP，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与1年期LPR下降，部分全国性银行下调存款利率，带动其他银行跟进调整。

第三轮是2023年4月，央行没有降准降息操作，中小银行跟进去年9月国有大行补降存款利率；同时，央行也调整了通知存款与协定存款的上限。

今年6月是第四轮，在央行没有降准也没有降息的情况下，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下降，1年期LPR没有变化，央行引导国有大行下调了存款利率，属于新一轮的下调。

从调降幅度看，定期存款降幅要高于活期存款，我们理解，这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更有效的降低银行负债成本，缓解银行息差压力。尽管2022年以来，央行已经多次下调了存款利率，但从上市银行财报来看，银行存款平均成本率不降反升；这里面很大程度是因为微观主体预期偏弱使存款结构变得更加定期化。本轮给予定期存款更大的降幅有利于缓解这一现象，推动存款负债成本更明显的下降；二是缩减实体部门资金空转套利空间。今年以来，在指标考核压力下，部分银行可能采用了“以价换量”的策略来增加信贷投放规模，部分优质企业面对的贷款利率要比定期存款利率更低，可能滋生空转套利现象，给予定期存款更大的降幅有助于缓解这一现象。

以工农中建交五大行为样本，它们在2021年末的存款平均成本率为1.7％，在2022年末的存款平均成本率为1.8％，提升了10BP。

从存款结构来看，五大行个人定期存款+公司定期存款占存款总额的比重在2021年末为47.58％，在2022年末为50.91％，为2012年以来新高，提升了3.3个百分点。

从逻辑上讲，本轮存款利率非对称的下调会从两个路径对经济产生正面影响。一是银行息差缓释后，银行利用盈利补充资本的能力提升，银行的资本约束会得到缓释，银行信贷供给的能力与积极性会提升；二是有助于打开实体融资成本下降的空间，刺激实体经济融资需求。

2019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专栏2曾指出，商业银行利润是其补充资本的重要手段，其利润约17％用于缴纳所得税，23％用于普通股股利分配，剩余的60％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降低银行负债成本稳定息差有利于稳定银行利润，提高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能力，进而提高银行信贷投放的能力与积极性。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存款利率具有双面性，它实质上既是金融机构的负债成本，也是居民部门的资产收益。2022年以来，居民部门本身就已经处于资产收益偏低但债务利息成本偏高的环境中。今年4月以来，中小行与大行的存款利率接连下调，居民资产收益率进一步下降；若后续债务付息成本没有跟进下调，那么居民部门用存款提前还贷去杠杆的意愿可能会阶段性偏高，进而影响地产与信贷的稳定性。

居民可以投资的金融资产包括股票、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基金、银行理财与银行存款六个大类，这六个大类在2022年的投资回报率，我们分别以万得全A涨幅、中证股票基金指数涨幅、中证债券基金指数涨幅、中证货币基金指数涨幅、6个月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年初）、工商银行1年期定期存款挂牌利率为代理变量。这里面表现最好的是银行理财，为3.24％，其余资产投资回报率都比较一般。

我们这里使用的理财投资回报率是预期收益率的形式，实际中的理财并不一定能够全部取得这一收益，如果以市场上常见的净值型产品来看，理财投资回报率在2022年会更低，因为2022年下半年债券市场曾经出现过流动性风险，较多理财出现了浮亏。

而在居民负债端，主要以房贷为主，我们以新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作为债务利息成本的代理变量，它在2022年的均值为4.68％，要明显高于资产端可以投资的任何一类资产回报率。如果考虑到历史上发放的存量房贷利率更高，居民实际承担的债务利息成本可能会高于4.68％，资产回报率与债务付息成本率之间的差异会更大。

在债务成本率明显高于资产投资回报率的情况下，居民部门的一个理性选择是“购回”高成本的债务。所以在2022年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提前还贷现象。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商品住宅销售额与个人住房贷款增量之间巨大的差距中得到印证。

在2022年，商品住宅销售总额大约是11.6万亿元，新增个人住房贷款增量为5000亿元；上一次商品住宅销售总额处于11-12万亿元这一量级是在2017年，当年新增个人住房贷款增量为3.9万亿元。

2023年上半年，股票、股基、债基、货基、银行理财等资产的投资回报率仍然没有明显改善，债务成本仍然是最高的一项，居民部门提前还贷现象依然偏多。

在这种情景下，存款利率的单边下调，会使居民部门资产端的投资回报率进一步下降，若债务成本没有跟进下调，那么居民部门提前还贷现象会进一步加重。

逻辑上的推论就是，后续LPR尤其是5年期LPR报价是否会跟进下调，以进一步降低房贷利率，稳定居民部门的预期将是一个关键。这也是LPR机制的灵活性所在。今年房地产价格处于同比负增长的周期区间，我们以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同比作为房价的代理变量，实际房贷利率（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房价同比）与30城商品房成交面积有极好的负相关性，而它在今年一季度末仍处于6％附近的经验高位。基于稳定地产市场预期，支持刚性和改善性需求的目标，名义房贷利率与价格周期同步调整具备政策合理性。

从央行披露的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来看，从2021年四季度至今，房贷利率已经下降了5个季度，降幅接近150BP，但地产销售面积并没有明显起色，似乎房贷利率的下降并没有太大作用。

但地产销售面积毕竟是实际变量，如果我们要与其对应，房贷利率也应该调整为实际房贷利率。由于居民借贷是用于购房，所以我们在调整房贷利率时，应该扣除房价。我以70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同比作为房价的代理变量，最终获得实际房贷利率。

从近两年的变化来看，实际房贷利率在2021年6月份达到低点，为1.02％，此后逐步上升，在2022年12月达到这一轮上升周期的高点6.59％，然后在2023年一季度下降至6.01％。这一变化轨迹与30城商品房成交面积的变化截然相反。

对于债券而言，本轮存款利率下调仍属于负债端政策，影响偏正面。后续若央行继续在负债端发力，如降低MLF利率，则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可能进一步下行；但若政策后续转向资产端，比如单边降低LPR、加快专项债发行、推进新一轮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则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可能会转为上行。对于权益资产而言，市场是基本面预期的映射，4月央行引导中小银行存款利率下调后，万得全A仍整体下行，表明只有负债端政策发力尚且不够；在这一轮国有大行存款利率下调后，后续资产端政策是否会根据对权益市场同样也是一个关键。

核心假设风险：国内政策稳增长力度不及预期；海外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在通胀压力下海外流动性收紧超预期。

本文源自券商研报精选|研报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