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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文明的历史贡献

亚洲作为世界的一个大洲,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29.4%,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60%,现已超过40亿人。古往今来,亚洲的各个组成部分,无论是东亚、东南亚,还是南亚、西亚、中亚地区的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尽管不尽相同,各有特点和优势,但都为亚洲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也都为世界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亚洲对古代世界文明贡献巨大,将近两千年间亚洲一直是推动世界发展的最重要力量

亚洲是人类最早的定居地。在远古时期,亚洲各个地区有不少大河之滨的冲积平原,古代农业率先在这些地方产生和发展起来,那里的人们就是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立家、立族、立邦、立国的。由于农业经济和农家生活比较安定平稳,有利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因而亚洲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最先产生了著名的西亚两河文明、东亚中华文明、南亚印度文明等几大古文明,而且它们对欧洲古代的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历史学者威尔·杜兰特指出:“希腊文明,世所称羡,然究其实际,其文明之绝大部分皆系来自近东各城市”,“近东才真正是西方文明的创造者”。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也说过,“古希腊从印度、波斯、埃及等其他文明古国学习到许多东西,希腊城邦像海绵一样,吸取不断涌入的新知识和先进经验”。

亚洲不仅对古代世界文明贡献巨大,而且从公元前后至19世纪中叶的将近两千年间,亚洲尤其是中国、印度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一直占有绝大部分,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一直是推动世界发展的最重要力量。

据统计,到公元1750年,在当时世界经济总量中,中国占32%,印度占24%,而欧洲的英国、法国、普鲁士、俄国、意大利五国总共才占17%。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其《大国雄心》一书中写道:“直到1800年之前,欧洲在市场化程度、农业发展、城市化比例、居民生活水平、经济总量方面都不如中国。”《泰晤士世界历史》一书中也曾写道:在整个近代早期,“东方的经济规模比欧洲要大得多”,“世界工业的中心是亚洲,而不是欧洲”;“从1500-1750年,亚洲生产着当时世界上约80%的产品,换句话说,占世界人口总数三分之二的亚洲人,生产着世界上五分之四的产品”;“所以,在1500年之后的近三个世纪,亚洲人有生产力最发达的经济”。亚洲尤其是中国、印度、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经济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曾经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的兴起,从思想文化和经济技术上提供了重要条件,甚至产生了奠基性影响。

当欧洲还处在中世纪的黑暗状态,阿拉伯地区的阿巴斯王朝,却在公元830年至930年的一百年间,开展了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将阿拉伯地区保存的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典籍和阿拉伯人对它们的发展成果,以及印度的数字系统和中国的古代发明传播到欧洲,为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指路明灯。对于来自东方阿拉伯等地区的这种贡献,在西方学者和有识之士中,可以说是有口皆碑的。美国历史学家希提认为:“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发现、修订和增补,承前启后,这些工作都要归功于阿拉伯学者,有了他们的努力,西欧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英国学者托马斯·阿诺德、阿尔弗雷德·纪尧姆和威尔斯都指出,“伊斯兰的光辉犹如月亮,照耀着中世纪欧洲的黑暗,是伊斯兰的文明昭示和指引了文艺复兴这场伟大的运动”。“没有伊斯兰文化,欧洲社会至少落后二百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说过:“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的时候,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所以能眼光看到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穆斯林巨人的肩膀上”。

关于中国文明对欧洲近代文明形成的贡献,在西方学者和有识之士之中也是称道不已的。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在欧洲出现过一百年的“中国文化热”。法国学者莫里斯·罗班说:“在启蒙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是无所不在。”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说:“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了迷。”马克思曾经把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四大发明在欧洲的传播和应用,称为“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预兆”。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其《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这样写道:“英国自觉地获得和吸取了中国的技术——无论是实实在在的技术还是特定的技术知识。”“如果没有中国的早期发明,就不可能会有英国的改进。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贡献,英国很有可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游离于同样落后的欧洲大陆边缘”。以上这些叙述说明了亚洲文明对欧洲近代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所作出的建树,是完全有史实为据、有公论可证的。这是值得亚洲人民所珍重和自豪的光荣。

经过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取得成功,资本主义文明陆续在欧洲各国建立起来并迅速发展。这标志着欧洲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工业文明代替了以往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农业文明,标志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代替了落后的封建社会文明。这也标志着整个人类文明从此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飞跃发展的阶段,标志着欧洲文明和西方文明在文明形态与发展形式上开始超越亚洲文明和东方文明而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

关于欧洲和西方率先建立的资本主义文明对世界发展和进步所作出的历史贡献,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给予了充分肯定。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然而,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要无限度地追求资本的增值,无限度地追求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和资源产地的扩大,因而必然会不断地向全球进行扩张。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300多年间,亚洲就遭到了西方列强的殖民掠夺。据统计,按现在亚洲的48个民族独立国家计算,在这300多年中,有超出40个国家先后遭到了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沦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是亚洲各国人民在近代所共同经历的屈辱和苦难的历史。但是亚洲各国人民不甘列强的蹂躏,发扬爱国主义的团结奋斗精神,同殖民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取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胜利。而这种民族解放运动以及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亚非国家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正义举措,为争取一个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以利于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加强亚洲文明的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进步

当今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阶段。这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推动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面貌可谓日新月异,人类文明无论是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的丰富程度是古代世界完全不能想象的;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种种问题和不少弊端。在世界的发展格局中,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差距上的悬殊状态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仍未建立,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仍未实现,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依然存在;西方经济危机不时发生,世界不少地区处于动荡之中,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乱象等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发展还面临这样那样的危机。

因此,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成为当今时代的历史潮流。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国际倡议所以得到沿线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关注与支持,就充分说明了这一国际倡议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中国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倡议的实施,将会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形成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世界经济文化新局面,为缔造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方案和经验。美国国际问题专家、现任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说过:中国推出“一带一路”这个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计划,“为世界提供了希望”。中国正在做一个其他国家没有做过的事业:不是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其他国家的痛苦之上,而是帮助其他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各国共享繁荣。中国的举动是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之一,它给人类带来巨大希望。

我们加强亚洲文明的交流互鉴,加强对亚洲价值、东方智慧的研究,就是要致力于将亚洲价值、东方智慧更好地运用于“一带一路”建设,运用于改进亚洲和全球治理,为促进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进步作出更多的贡献。

(作者为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

“一带一路”人民币离岸市场创新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大力发展多层级的境外人民离岸市场,有利于打造人民币的资金运用平台、资产管理平台、清算结算平台和风险管理平台,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金融创新是“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而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则是金融创新最前沿的孵化器。此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有助于解决国际金融市场的效能失灵问题,分散西方国家的政策外溢效应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冲击,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

人民币离岸市场名词解释_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功能_离岸人民币市场 是指

创新发展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设想

离岸金融市场的概念厘清。二战后,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干涉主义思潮盛行,金融行业被严格监管。为了摆脱束缚,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开始起步发展。离岸金融最初就是指欧洲美元,即美国境外银行不受美国金融监管的生息美元存款。随着全球金融创新发展,离岸金融和在岸金融的区别主要在于适用法律不同,更多具有非居民性特点,境外属性已经被淡化。IMF将离岸金融市场定义为:由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主要向非居民提供金融服务的市场;非居民性是指特定的金融交易由某一司法管辖区内的金融机构代表居住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域的客户来执行。

地理四分法的设想。参考杰弗里·琼斯(Geoffrey G.Jones)于1992年提出的国际金融中心地理三分法,可以设想将“一带一路”人民币离岸市场体系作出地理四分法规划:全球性人民币离岸市场、区域性人民币离岸市场、次区域性人民币离岸市场和重要国别的人民币离岸市场。重要国别和次区域性离岸金融市场侧重于中国与东道主国及周边国家的人民币金融合作;区域性离岸金融市场侧重于为整个地区提供人民币金融服务;全球性离岸金融市场侧重于提供全球范围的人民币金融服务。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度合作中,这种四分法设想具备可行性,对我国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形成人民币国际圈、参与重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发展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核心目标。“一带一路”建设正处于主要以投资和贸易推动人民币“走出去”的阶段,需要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能够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职能。此外,从现代金融业的创新发展角度看,全球投融资和国际资本流动规模远超国际贸易规模,离岸金融市场都在努力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因此,当前发展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核心目标,应当是引领全球金融发展和创新,既能为商品和服务贸易提供人民币计价的支付、结算、信贷和信用担保等基础性金融服务,又能提供金融投资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等多元化的金融服务。

创新发展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决定因素。在2009年启动人民币国际化时,我国的金融服务业处于成长期,境外对人民币的需求正在培育,跨境人民币金融基础设施比较薄弱,难以形成独立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更多依赖伦敦和香港等较为成熟的全球或区域性金融中心发展人民币离岸业务。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资金融机构的发展壮大、人民币金融产品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全球跨境人民币金融基础设施网络日益成熟,我国具备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更加主动发展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综合实力。发展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决定性因素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离岸金融市场东道主国的政策和法律保障,完善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足够的市场需求,不断创新的金融产品以及金融机构的积极参与。

创新发展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挑战

创新发展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挑战

“一带一路”建设受到全球政治经济惯性走势影响。从世界范围看,现有的全球金融市场受西方政治经济影响根深蒂固,美国等发达国家坚决维护经济和金融霸权,以IMF为核心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难以速见成效,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和发言权尚待提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展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需要中国和有关国家对接发展战略并开创新型合作模式,对现有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是一个突破,要提防反对势力的干扰。

“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顶层设计亟待深化。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取得成效的关键,是加强“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顶层设计。笔者先后在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作,感受到“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存在较为突出的“三多三少”问题:一是更多重视以传统信贷方式支持“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在国际信贷标准的顶层设计方面突破较少;二是中资金融机构参与较多,和沿线国家金融机构及国际性金融机构加强合作的顶层设计较少;三是金融产品对美元和欧元等货币依赖较大,人民币金融产品较少。

在岸和离岸金融市场的相互影响不容忽视。在资本项目未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发展“一带一路”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面临着国内外金融市场需要兼顾的严峻挑战。在岸和离岸金融市场任何形式的金融事件,都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例如,“8·11”汇改后,国际投机资本累计掀起了三轮人民币沽空潮,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出现较大波动,对境外离岸金融市场的人民币流动性产生了较大影响。

政策建议

以政策沟通和法律对接提供必要的保障。现代意义上的离岸金融市场普遍具有法律制度健全、国际化程度高、资金融通成本低、税收政策优惠、市场交易自由、严格保护客户合法权益等特点。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需要政策和法律保障,应当先行在政策沟通顺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点推进。如果合作国有非常强烈的合作意愿,有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政策和法律依据,那就提高了推进效率。在政策沟通和法律对接方面,我国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是可以借鉴推广的成功案例。回顾历史,我国政府在2011年发展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的八项政策,被认为是成功启动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的关键。

以设立人民币清算行及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为重点。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先行设立人民币清算行,再逐步建设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已经设立人民币清算行的国家或地区,人民币合作基础较好,政策和法律层面契合度高,和中国的投资、贸易及金融合作活跃,可以作为深化发展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重点。此外,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除了互相提供流动性支持外,还能够促进人民币作为双边贸易和投资的计价结算货币,壮大海外人民币金融资产,推动人民币成为他国的官方外汇储备。

金融产品创新要符合当地市场实际需求。建设多层级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应当实施“一国一策”,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开展金融产品创新。在金融市场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应当重点提供人民币跨境结算、存款、贷款等金融产品,不能“嫌弃”交易量小,关键是要立足长远,培育人民币使用需求。在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应当在发展基础性金融产品之外,重点创新人民币债券、衍生金融产品、绿色金融产品等,参与和引领全球金融产品的制度性安排,推动形成人民币交易量的更大突破,积极建设有更大影响力的人民币金融中心。

统筹引导中资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合作。人民币离岸市场离不开中资金融机构的广泛参与,必须加强引导,避免中资金融机构恶性竞争。比如在信贷领域,可以借鉴中资金融机构成功在埃及实现的“三行一保”机制。2015年6月,中国和埃及政府在开罗召开了中埃产能合作机制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决定在埃及的大型产能合作项目中实施“三行一保”合作机制,之后中国银行也积极加入该机制。按照“统一规划、共担风险、资源整合”原则,该机制以银团方式统一对外,确保对埃及的融资机构、价格、管理和服务的“四统一”。该机制获得商务部和发改委的高度评价,认为是中资金融机构在服务国际产能合作领域的突破创新,可有效避免恶性竞争,有利于中外双方互利共赢。

加快人民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为了发展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我国应当加快跨境人民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将人民币交易系统的报价、成交、清算以及交易信息发布等功能延伸到沿线国家的金融市场,形成支持多币种清算的人民币全球化支付体系。当前,人民币跨境支付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代理境外银行进行跨境人民币收付的“人民币清算行”模式;二是与其他国家建立往来账户提供跨境人民币服务的“代理行”模式;三是在境内银行开立非居民人民币结算账户的NRA模式。但是,这些方式大多依赖SWIFT系统,对中国经济金融安全存在较大的系统性风险隐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展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要加快完善2015年启动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特别是要发展独立的报文系统,尽早实现我国人民币国际清算系统的独立自主运营,提高清算效率,便于对人民币跨境资金流动进行监管。

健全宏观审慎政策体系,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要防范好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政策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剂良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更紧密融合成为全球趋势。为避免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波动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我国应当进一步完善资本项目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综合运用好宏观审慎调控工具。例如,可以按照宏观审慎监管的“监测→分析→预警→干预”流程步骤,整合和升级跨境人民币业务系统,加强大数据分析能力,建立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分析指标体系,精确锁定异常跨境资金波动,有效实现预警功能和干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