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油作为基础物资，是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基石，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对原油的需求大幅扩大，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消费国。 此外，由于石油产量有限，中国原油消费主要依赖进口。
随着能源金融化的深入，原油价格逐渐偏离供需基本面的行为规律，原油的金融和地缘政治属性逐渐凸显。 此外，随着COVID-19疫情、原油价格战、俄乌冲突等“黑天鹅事件”频发，原油市场不确定性、复杂性、不确定性等波动特征不可预测性逐渐凸显。
一、原油价格的国内外背景
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原油价格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 早期研究发现，原油价格上涨是美国经济衰退和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但1986年原油价格暴跌后，原油价格冲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性明显减弱。
在此背景下，有学者开创性地从原油价格波动的角度研究原油价格不确定性对投资和产出的抑制作用，发现原油价格不确定性可以很好地解释美国之间的经济衰退。 1980 年和 1982 年。
此后，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原油价格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动态关系。 21世纪以来，国际原油市场经历了多轮大幅涨跌。 此外，近年来国际原油市场“黑天鹅事件”和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使得原油价格的不确定性居高不下。
本世纪初，“9月11日”恐怖袭击、委内瑞拉石油工人罢工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严重加剧了世界特别是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导致国际局势出现不确定性。国际原油市场和原油价格大幅上涨。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原油需求产生了巨大影响。 加之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以及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导致美元汇率持续走低，国际油价犹如“过山车”般大幅波动，原油价格不确定性水平快速上升。
金融危机后，油价不确定性短暂下降，但随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阿拉伯国家政治动荡以及利比亚内部冲突等，2011年国际油价不确定性再次推高。
2015年初，受美国页岩油产量激增、美元走强以及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拒绝减产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价格进入低位时期石油价格的不确定性处于较高水平。
受2020年新冠疫情、原油价格战等极端事件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出现罕见的“负油价”局面； 2022年初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不断升级，导致俄罗斯对欧洲原油出口受阻，引发原油市场“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供应危机”。 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导致原油价格的不确定性一路走高。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原油需求大幅扩大，现已成为全球原油市场最大的消费国。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石油表观消费量达到7.07亿吨，比2000年的1.1亿吨增长5.43倍，年均增长25.86%。 此外，由于石油产量有限，中国原油消费主要依赖进口。
事实上，自2015年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以来，中国原油依存度持续上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原油净进口量为5.13亿吨，对外依存度72.56%。
对国外原油的过度依赖，导致我国宏观经济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日益加大，能源安全问题逐渐凸显。
二. 造成原油价格大幅波动的主导因素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对伊拉克石油生产工业造成严重打击，导致原油供应短暂中断。 受此影响，原油供应不确定性指数在2003年前后大幅上升。
2011年前后，利比亚内战爆发，导致产油国原油生产政策意外调整，增加了原油供应的不确定性程度。 自美国发起“页岩油革命”以来，美国页岩油产量大幅增加，逐渐打破传统原油供应体系，形成原油供应“三足鼎立”的格局。
2014年前后，为了与美国页岩油竞争，沙特等OPEC产油国大幅增产，导致全球原油供应过剩。 此外，2015年美国解除原油出口禁令，进一步加剧了原油市场供应的不确定性。
2020年初，为了应对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原油需求不足，OPEC和非OPEC产油国就减产进行了谈判。 但俄罗斯拒绝了减产协议，最终导致减产协议谈判失败。
因此，2020年，核心产油国石油生产政策缺乏协调，导致原油市场供应形势不明朗，原油市场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原油供应的不确定性反映出核心产油国原油生产政策的意外变化。 因此，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利比亚内战、2014年页岩油增产时期以及2020年原油减产协议谈判失败期间，原油市场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原油供应。
原油需求的不确定性反映了全球原油需求中不可观测部分的有条件波动。 当经济平稳发展时，原油需求相对稳定，因为原油需求的不确定性处于较低水平。 然而，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各国实体经济严重衰退，原油需求大幅萎缩，导致原油需求不确定性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顶峰。
原油具体需求的不确定性反映了预防性需求不可预测部分的有条件波动，与金融危机高度相关。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原油具体需求的不确定性明显高于原油供需的不确定性。
三、原油价格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
第一，原油价格不确定性与中国投资增速、产出增速之间存在显着的单向因果关系。
在收敛交叉映射因果关系检验中，原油价格不确定性对投资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的预测能力显着高于投资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对油价不确定性的预测能力。 原油价格不确定性是投资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的原因，而投资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并不是原油价格不确定性变化的原因。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我国尚未成为能源强国，在原油市场定价过程中缺乏发言权，仍是原油市场风险的被动接受者。
其次，原油价格的不确定性对我国投资增速和产出增速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不对称的。
无论经济系统处于原油价格高不确定性区还是低不确定性区，在发生正向不确定性冲击后，投资增速和产出增速都会下降，表明原油价格不确定性具有显着的负面影响关于中国宏观经济。
当经济体系处于原油价格高度不确定性和宏观经济高波动性区域时，原油价格不确定性对投资增长和产出增长的抑制作用将更加持久和显着。
原油价格不确定性放大了不可逆性和金融摩擦对企业投资的负面影响，使得实物期权和金融摩擦的传导机制更加顺畅，导致高不确定性下原油价格不确定性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抑制作用增强状况。
第三，原油价格分类的不确定性在大多数分位数水平上对中国的产出和通胀具有显着的预测能力。
由于原油市场剧烈波动和中国经济深化改革等因素，传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无法有效识别原油价格不确定性与中国宏观经济之间的因果关系，而非参数分位数因果检验方法可以有效识别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因果关系。
实证结果表明，在大多数分位水平上，三个原油价格不确定性分类指数是中国产出、通胀均值和方差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第四，与正常市场条件相比，极端市场条件下原油价格分类不确定性与中国宏观经济的风险传染性更高。
本章通过测算原油价格分类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之间的静态总溢出指数发现，随着分位数水平的增加，总溢出指数呈现“U”型变化，表明市场状态越极端，原油价格分类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之间的风险传染程度较高。
此外，右尾总溢出指数显着大于左尾总溢出指数，表明与极其稳定的市场相比，极端波动条件下原油价格不确定性对中国宏观经济的风险溢出更高。
第五，原油价格的不确定性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中国宏观经济的风险净输出源。
动态配对净溢出指数结果显示，原油价格不确定性在大部分时间段是中国宏观经济风险的净输出源，但在COVID-19大流行肆虐期间，中国宏观经济在大多数分位数水平上，原油价格不确定性风险的净输出国。
此外，本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极端风险时期，导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原油价格不确定性风险来源有所不同：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后，原油供应不确定性对中国产出产生了正向的净溢出效应。几乎所有分位数水平；
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特定需求不确定性对产出和通胀的净溢出效应大于原油供需不确定性；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逐步复苏，原油价格重回2021年以来的上行区间，原油总需求和特定需求的不确定性对通胀的风险溢出效应在中高位有所增强百分位数水平。 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对本轮油价上涨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倍加警惕。
四． 政策建议：
一方面，完善商品期货市场建设，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从而提升我国在原油市场定价方面的话语权。
在全球能源重大变化和我国能源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双重背景下，要加快完善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增强市场活力，强化原油相关金融衍生品的价格发现功能，从而增强我国在国际原油市场的定价权。
近年来，原油市场剧烈波动，影响了世界多国经济发展。 我国应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更多参与国际能源治理，争取更多话语权。
另一方面，增加原油战略储备，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提高能源安全水平，增强抵御原油价格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 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不断升级，阻碍了俄罗斯对欧洲的原油出口，引发原油市场“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供应危机”。
在此背景下，要多元化能源供给策略，增加原油战略储备，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逐步形成应对原油价格不确定性影响的“缓冲区”，以防止能源市场风险。
此外，为减弱原油价格不确定性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应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降低能源强度，降低国际原油的约束力。石油市场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