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市场机制推动经济发展，体现了中国等经济体发展的共同特点。图为2018年2月27日上海陆家嘴地区鸟瞰图。

1978年，中国启动了对内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伟大战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史乃至世界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从发展绩效看，改革开放不仅显著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城乡居民福利水平，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在改革开放推进40​​年的特定时刻，人们需要回顾“我们走过的路”，即认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是怎样进行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在哪些意义上具有一般性和异质性？

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准确回答，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上都具有重要价值。在理论维度上，人们需要在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推动理论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需要准确回答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什么。在实践维度上，人们需要在对“过去的道路”的认识基础上更好地选择“未来的道路”。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协调发展，不仅需要关注过去发展的路径依赖，更需要根据时空变化对过去发展模式进行动态调整。

一、中国经济运行的特征及其理论探索

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系统概念，包括起点条件、目标、途径、动力、绩效等，因此，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来观察和理解中国经济发展。考虑到发展的起点条件和目标通常会产生相应的发展途径和动力机制，发展途径和动力机制又会带来相应的经济绩效，因此，经济绩效可以在“结果”意义上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及其改进方向。

从绩效看，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两个特点。

第一的，

经济快速增长

根据CEIC数据库提供的数据，1978年至2016年，中国GDP从3678.7亿元增长至74.4万亿元，人均GDP从385元增长至53980元；调查期间，GDP和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66%和8.60%。若以1978年为100，2016年中国GDP指数和人均GDP指数分别达到3229.7和2240.2。

此外，世界银行数据库显示，按名义汇率计算，1978年至2016年，中国人均GDP从156.4美元增长至8123.4美元，中国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的等值水平也从1.48%快速提升至14.1%。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呈现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创造了中国经济史乃至世界经济史上的“增长奇迹”，并体现出人均GDP迅速“赶超”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

二是

经济结构持续失衡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改革开放40年中始终存在，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积累、激化和放大。例如，从1978年到2015年，中国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总收入从27%增长到41%，而收入最低的50%人口的总收入从27%下降到15%，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入差距在逐步扩大，并正在向美国靠拢。

此外，投资、消费和净出口通常被认为是从需求角度理解经济增长的“三匹马”，但中国全社会固定资本形成占GDP比重经历了1978-1992年30%、1993-2002年35%、2003-2008年35%、2009-2016年45%的变化，这从侧面反映出，在需求结构上，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越来越大，对居民消费的依赖相对下降。

显而易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绩效呈现出总量增长与结构失衡并存的基本特征，这一事实深刻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实践，并内生性地催生了随后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趋势。

基于上述经济领域的特征事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重要论断。自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我国长期以来将国内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017年我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认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体现了我国在实践动态演变的基础上对社会发展规律和矛盾特点的认识不断深化。

从经济维度看，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产力或者说经济总量有了显著提高，而经济结构问题或者说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制约现代化进程。由此，人们必须在经济维度上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原本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是如何得到显著提高的？换言之，中国靠什么实现了经济总量的持续快速增长？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换言之，中国为何会在经济领域衍生出多维度的结构性失衡？从经济学理论和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何种意义上具有独特性？

针对这些问题，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或“异质性”，一些研究文献给予了关注和回应，但这些文献中仍然存在着可以补充、改进和完善的空间，例如，现有文献难以准确回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何既经历了经济增长，又经历了结构失衡，中国经济发展在制度层面上的特征是什么及其如何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特征”是固定的还是动态演化的等问题。

对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共性特征与异质性特征的分析，不仅体现了对认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回应，而且体现了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回应。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和发展的总体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经济领域实行的改革开放战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转折点。理解这一转折点的逻辑，有两个基本切入点。

一个切入点是中国经济本身面临的挑战和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在此基础上推行和实施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要目的的赶超战略。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中国当时资本短缺、劳动力充裕的禀赋条件相冲突。作为解决这一冲突的主要途径，中国在经济体制中内生生成了以要素扭曲和产品价格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以及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体制和缺乏自主性的微观经济机制。追求生产资料纯公有制、按劳分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立刻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制度特征。从制度实施的表现来看，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改革开始前的二十多年里带来的效果好坏参半。

在上述制度安排的作用下，我国在极其不利的初始条件下，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比较系统、独立的工业体系，恢复了较新中国成立前相当的国民经济秩序，以“两弹一星”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在市场机制严重缺失的背景下，单纯依靠中央政府的指令性计划推动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微观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活力不足，最终的结果是使国民经济陷入“普遍贫困”甚至濒临崩溃。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56年至1977年，中国工人平均货币工资从601元下降到576元，而同期人均粮食产量从306.8公斤下降到297.7公斤。在形成独立的工业体系后，这种极为严峻的经济形势迫使中国重新思考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由此衍生的经济制度选择。

另一个切入点是经济制度比较的理论和国际经验

从经济理论看，企业、居民、区域、国家都面临着资源稀缺性与无限需求之间的内在冲突，稀缺资源的配置成为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制度选择的关键问题，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人们为解决稀缺资源配置问题而抽象和概括的两种典型方式。

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依靠指令性计划实现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而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企业、居民等微观主体依靠各种价格信号实现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从短期来看，计划经济有助于实现政府制定的某些战略目标，如在国家安全面临挑战时，计划经济可以通过指令性措施迅速形成国家整体的资源动员能力，但从长期来看，计划经济在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表现难以令人满意。

主要原因在于，计划经济要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需要满足多重严格条件，如：政府具有完全理性与充分信息，能准确掌握各个微观主体的供需信息并据此安排经济活动，能在准确认定微观主体经济贡献的基础上给予其持久充分的激励，能有效化解政府部门之间的偏差并使指令性计划得到充分实施等。在经济实践中，政府通常很难同时满足这些条件。

相反，市场经济把“价格”作为各类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指标，企业和居民通过价格信号实现资源跨地区、跨部门、跨时期甚至跨国界的流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单一的经济决策主体也转化为企业和居民多元的经济决策主体，在逐利动机和竞争压力下，各经济主体都会自发形成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创新的内在激励。

基于此，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利于从长远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发展社会生产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市场秩序不断扩大、市场机制不断发挥作用的过程。国际经验也表明，市场经济虽然不能解决一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所有问题，但比计划经济更能促进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上世纪下半叶计划经济体的市场化转轨，以及东德、西德、朝鲜、韩国的经济体制选择和绩效比较，都可以证实这一点。现阶段，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体制上也都选择或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

无论是中国经济实践面临的严峻挑战，还是经济体制比较的理论与国际经验，都意味着中国需要改变此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生产资料纯粹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体制，在引入和扩大市场秩序的基础上推动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转变的内在逻辑十分清晰：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是基于价格信号提升资源在国内外的流动性。资源的国内流动需要推进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而资源的国际流动则需要融入全球化的程度。

如果把对外开放看作是国际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那么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引入和拓展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换言之，只有把以往的经济运行模式转变为具有有效价格信号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由企业和居民分散决策的资源配置体系、具有自我选择权的微观经济机制，中国才能找到能够推动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讲，

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内生产物，以市场机制推动经济发展体现了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发展的共同特点。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中国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开始了对内市场化改革、对外融入全球化进程的重大转折。1982年，十二大报告提出要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为辅助的方针；1987年，十三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十四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直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个过程，无论是在理论认识还是在政策文本层面，都体现了市场化转型和市场机制作用的逐步强化。

从实践看，顺应理论认识或政策文本的演进，中国相继推进了从乡村经营方式到城镇企业管理体制、从民营企业渐进式调整到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从各类企业改革到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从产品市场价格放开到要素市场化完善、从价格“双轨制”到价格逐步一体化的一系列制度性变革。同时，依托由沿海向内陆、由商品向要素、由试点向推广的战略，经济领域的开放程度也逐步提高。直至2001年，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实现了由有限开放格局向全面开放格局的深刻转变。

如果说市场经济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和国际惯例，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看，计划经济只有依靠市场化转型才能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那么，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与发展具有与其他经济体高度相似的特征。

主要集中于：

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运行体制的市场化转型。

具体来说，

中央政府逐步放松对企业、居民乃至地方政府的控制，激活市场活力，在此基础上，商品和要素的跨地区、跨部门、跨时期甚至跨国流动性显著增强，价格逐步取代指令性计划，成为反映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实现资源再配置的核心变量。

。

从时间序列来看，根据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中国经济自由度指数从1980年的3.64点上升到2015年的6.40点。报告中，经济自由度指数又可细分为政府规模、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稳健货币的获取与使用、国际贸易自由度、信贷、劳工与商业监管等五个子系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这些子系统也呈现出市场化转型、自由度不断提升的基本趋势。 例如，从1980年到2015年，政府规模分解指数从2.63点上升到5.08点，健全货币的获取和使用分解指数从6.18点上升到8.28点，国际贸易自由度分解指数从2.72点上升到6.63点，信贷、劳工和商业监管分解指数也从3.04点上升到6.37点。

如果说经济自由度体现的是国内市场化转型，那么参与全球化的积极程度则体现的是国外市场化转型。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6年，中国货物贸易占GDP比重由14.1%上升至63.97%。2006年以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主要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影响，中国外贸依存度有所下降，但2016年仍达到32.91%。此外，1992年至2016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由6.44%上升至24.97%。

综上所述，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济自由度的提高和融入全球化，使中国经历了向市场化方向的重要转变，这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其他计划经济体的经济体制转轨是极其一致的。（未完待续）

（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6期，原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普遍性、异质性及其延伸启示》。参考文献从略，正文已由作者重新编辑审校。经许可转载。）